藥物戰爭【 Vol. 0 】:靈性解放與科學管制 ── 藥物歷史的前世今生

藥物戰爭【 Vol. 0 】:靈性解放與科學管制 ── 藥物歷史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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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此為《藥物戰爭:從認知自由、猜火車到藥物除罪爭議》的楔子:如今影響精神藥物受到科學、政治與法律的高度介入,但在十九世紀至今所展開的「藥物戰爭」之外,藥物在歷史上並不只是禍害與犯罪的代名詞,更有著宗教、藝術與社會文化的向度。

顧名思義,影響精神藥物可說是我們操縱意識狀態的某種手段,正如今日許多人在早晨得要來上一杯咖啡才算是真正「清醒」,或是在週末與三五好友以酒助興,忘煩解憂;若是如此,我們擁有決定自己意識的認知自由嗎?但是除去自由權利的討論之外,對於各國政府而言,影響精神藥物最令人擔憂的未必在於快感或幻象,而在於其成癮的可能性,以及在過量使用下所造成的不可逆損害,成為如今管制藥物的緣由。然而,這份「擔憂」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

藥物戰爭(War on Drugs)

煙飛漠漠繞千家,珠玉輝增蔗管華1

異客不知何物好,隔村遠聽賣風車2

註1、臺地多甘蔗,以蔗管嵌金飾玉為鴉片煙槍;人皆寶貴。
註2、臺人呼鴉片煙槍為風車

寫於清末的《臺灣生熟番紀事》(1885),記載了當時臺灣民間使用鴉片「煙飛漠漠」的情景,在今日看來似乎匪夷所思。其實在距今200年前,世界各地使用藥物做為醫藥或娛樂用途,可說是十分普遍,甚至大多沒有嚴苛的管制【註6】。

但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中國,「毒品」的濫用行為開始被問題化:鴉片的吸食傳入中國後,隨著吸食者漸多、煙館四處林立,知識份子憂心社會生產力的下降,爭議開始浮上檯面。雍正年間首度立法處罰販賣鴉片,堪稱是近代最早的禁毒令;道光年間面對英國傾銷鴉片、白銀不斷外流的經濟危機,清朝當局終於下令全面禁絕鴉片,在貿易衝突的累積之下,引發了鴉片戰爭【註7】。後續結果正如我們所知——對於鴉片或是英國的戰役,都以慘敗收場。

自此「煙毒」在中國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的象徵,也是國力衰頹的「禍源」;隨後的國民政府對於反毒工作則是不遺餘力,在民國元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中,已率先將販賣與吸食鴉片等明文入罪。與此同時,遠東的毒品問題也逐漸「西方化」:二十世紀初期,投入美國西部鐵路工程的中國勞工,將吸食鴉片的習慣帶入美國(此時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則帶來了大麻菸)【註8】。隨著風氣在國內社會的擴大,再加上為打開外銷中國市場的需要,促使美國政府決定穿針引線,推動管制鴉片生產、運輸、交易的國際會議。

1911年,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各國在海牙召開國際鴉片會議,隨後簽署《海牙鴉片公約》【註9】,要求締約國在國內制定法律管制麻醉藥物,除了醫療用途外不得使用,是第一個國際反毒公約。然而,西方國家將頓失銷售鴉片而獲取的巨大經濟利益,再加上當時許多的市售成藥添加了鴉片類藥物成分,藥廠強力阻攔,公約於是遲遲難以落實。美國終究在1914年通過法案,但由於當時對成癮的認識不足,如此的管制似乎來得有點太急或太遲——原本已有依賴性的民眾,突然被切斷抵癮來源,瞬間成為大批的「癮君子」,黑市生意因而蒸蒸日上。

其實在鴉片、大麻、古柯鹼之前,美國境內反酒運動的聲勢早已節節高升。酒精被認為與犯罪、損害健康及道德敗壞掛勾,在公衛與婦女團體的鼓吹下,1920年全國性的《禁酒令》(Prohibition)生效,除了「醫療用途」外,禁止製造、販售或公開飲用酒精濃度高於0.5%的飲料(為一般啤酒的十分之一),成為二十世紀一系列反藥物運動的高潮。而此舉顯然也擋不住民眾的癮頭:地下酒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非法走私的暴利導致幫派猖獗,民眾也在家中囤酒或嘗試私釀,卻頻頻傳出飲後失明或癱瘓的意外悲劇──直至1933年,《禁酒令》在抗議聲中遭到廢止,這場大規模的政策實驗才終於落幕。

We Want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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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在紐約街頭,民眾拿著「我們要啤酒」(We Want Beer)的標語遊行抗議

儘管如此,《禁酒令》的管制邏輯,以及因嚴加驟禁而發端的社會問題,同樣的戲碼似乎仍在上演。大麻隨後也被納入國際公約的禁止之列;而1960年代在西方國家掀起的學生運動,大麻與LSD等迷幻藥物成為宣揚反戰、反社會規範、反資本主義的符碼,藥物濫用的人口激增,又促使1971年通過《精神藥物公約》,再度要求各國進行管制【註10】。但當政府由消極默許轉變為積極查緝,毒品的生產、運輸、販賣開始由跨國幫派組織把持,並以販毒所獲得的利益資助非法事業,儼然創造了更巨大的社會問題;故1988年又通過了《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種種舉措皆是向毒品一而再、再而三的宣戰。

時至今日,「毒品」的概念業已被逐步鞏固,而藥物將危害社會生產力、荼毒身心健康、甚至導致犯罪的層層論述,似乎都還存有一個世紀以前美國《禁酒令》的餘影;這一方面固然是科學研究愈加進步的結果,包含了對過度使用藥物將造成成癮與傷害的認識,以及成功將藥物從傳統儀式當中抽離而出,變為精純卻抽象的藥丸、粉末、針劑,導致了濫用與誤用(但或許也造就了新的儀式);另一方面則是全球化的傳播與對於擾亂秩序的擔憂,政府刻意地進行宣傳與教育,社會亦自發地要求成員必須節制或禁慾。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漸漸淡忘了過去的「毒品」在人類文化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

斑斑可考,歷歷在目

此時我們可以簡短地考察,影響精神的藥物是如何與人類文化生活發生有趣的關聯:「毒品」(至少在曾經)也不只是禍害與犯罪的代名詞,還有著更加豐富與錯綜複雜的面向。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註1】Jerrold S. Meyer & Linda F. Quenzer (2005). Hallucinogens, PCP, and Ketamine. Psychopharmacology: Drugs, the Brain, and Behavior, Ch14, 348-349.
【註2】Adam Clark Estes (2013). Scientists Think Cavemen Painted While High on Hallucinogenic Drugs. Gizmodo, Retrieved Aug 31, 2016.
【註3】United States v. Roberts, 363 F.3d 118 (2d Cir. 2004);轉引自魏志勝(2013)。毒品授權與定義之橫解縱剖。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89-93。
【註4】Jerrold S. Meyer & Linda F. Quenzer (2005). Principles of Pharmacology. Psychopharmacology: Drugs, the Brain, and Behavior, Ch1, 22-23;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2013)。台灣常見之娛樂性藥物介紹與減害策略。《娛樂性用藥減害手冊》,頁 15-50
【註5】Mark F. Bear, Barry W. Connors & Michael A. Paradiso (2015). Chemical control of the Brain and Behavior. Neuroscience: Exploring the Brain, Ch15, 546-548.
【註6】在歷史上仍有零星對於影響精神藥物的禁令,如在俄國沙皇米哈伊爾一世(1613-1645 在位)與鄂圖曼帝國穆拉德四世(1623-1640 在位)期間,吸食菸草或大麻者會遭處決,伊斯蘭國家也長期有禁酒的教義;或是屢有政府專賣的政策,但大多不是為了遏止濫用,而是著眼於增加稅收。參見 Marc-Antoine Crocq (2007).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man's relationship with addictive drugs. Dialogues Clin Neurosci, 9(4), 355–361.
【註7】黃慧娟(2010)。施用毒品行為之處罰與管制探討──毒品戒治醫療化。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45-48
【註8】王皇玉(2004)。論施用毒品行為之犯罪化。《臺大法學論叢》,33(6),頁39-76。
【註9】《海牙鴉片公約》為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的先驅,除了對生鴉片(取自罌粟蒴果乳汁而尚未加工者)進行管制,亦逐步禁止熟鴉片、嗎啡、海洛因等藥品,從而初次「確立了麻醉品多邊管制體系的國際法機制」、「建立了現行國家麻醉品管制體系的雛形」;然此隨後即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戰後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締約國復將《海牙鴉片公約》納入,並強制各國簽署批准。國聯成立後,各國亦再簽署了多個管制鴉片類藥物的公約或協議。參見王皇玉(2004),同前揭註7;張勇安(2006)。多邊體系的重建與單邊利益的訴求──以美國批准聯合國「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單一公約」為中心 (1948-1967)。《歐美研究》,36(2),頁 315-357;以及 Jerrold S. Meyer & Linda F. Quenzer (2005). Drug Abuse, Dependence, and Addiction. Psychopharmacology: Drugs, the Brain, and Behavior, Ch8, 187-190.
【註10】在二戰前國際毒品管制的「舊體系」苦於多個法律檔並存而龐雜,以及管制範疇過於狹隘,主要僅著眼鴉片類藥物,未能處理大麻、古柯(高根)等其他藥物的走私;因此在二戰後催生的「新體系」,於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與 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兩度大幅擴充了管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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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歲身價千萬仍然沒有安全感?善用「負債」,縮短與財富自由的距離

36歲身價千萬仍然沒有安全感?善用「負債」,縮短與財富自由的距離
photo credit: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以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的學員案例來分析推導,說明透過系統性的分析、目標設定及投資規劃,財富自由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甚至能藉此達成財富自由與志業圓滿的雙重目標。

財富自由是許多人共同夢想,如果可以擁有足夠被動收入讓生活無虞,甚至還能每月度假,相信這是許多人欣羨的生活。然而,財富自由確實是很好的理財目標,卻未必是「快樂」的終點。

36歲的心怡過去時常在各地飛來飛去長達八年,高壓工作、生活作息日夜顛倒,也為自己累積下遠高於同齡人的資產。分析心怡的資產負債現況:現金活存、股票、外幣存款、美股、債券、保險,包含名下一棟房地產,即便房子還有500多萬房貸,但總資產淨值有1300多萬。

她的夢想跟許多人相同,希望能靠著理財就不需要工作,每月有10萬元用來度假、15萬生活開銷資金和給家裡5萬的孝親費,同時維持目前每個月公益捐款的好習慣。現階段生活看似豐盛,但是距離自己設定的3億身家還有相當長一段距離,特別是盤點目前可動用初始資金只有美金3萬元,更讓心怡覺得目標難以達成。而在離開上一份工作後就因為帳面不缺錢而始終待業中,也讓心怡對未來不時感到不安。

擁有千萬身價,想要過上相對充裕、財富自由的生活是否是件難事?或許關鍵就在於資產負債組合當中的「負債」!

六月第二篇_(1)
photo credit: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台灣區總經理黃士豪建議心怡善用負債,打造財富自由並進而追求人生使命感。

給心怡的建議一:財富自由的關鍵在於善用「負債」。

與多數諮詢的學員相比,心怡的投資體質跟觀念都算相當完善,特別是本身資產分配方向十分多元,表現出對於投資她是有長期研究且願意嘗試的。而透過完整檢視「資產負債」「資產損益」及「投資組合」三張表格,我可以在短時間內理解學員本身屬於哪種類型投資者,目前於投資理財方面存在什麼問題通常也能一目了然。

財務問題一定是出在負債嗎?以心怡這個案例來看,反而是卡在分配最多資產於「保險」上,而能讓自己加速達成財富自由的機會,反倒是唯一且最大的負債「房貸」。

心怡的房子目前剩餘房貸已經低於房價50%,我建議她可以尋找銀行重新談30年換貸並加上使用三年房貸寬限期,這樣除了立即將每月10,000多元房貸支出減輕為幾千元,對待業中的心怡來說可減輕相當大支出負擔,還能取得一筆不小的資金將防守型資產轉為進攻型資產。如果又進一步將那些投資報酬率過低的儲蓄險贖回,將資金都投入進攻型投資項目中,能在三年寬限期內靠著投資達成每月10,000多元的被動收入,等同於用手邊資金幫自己繳未來每月房貸。

給心怡的建議二:明確財務目標,距離財富自由其實很近。

但想要財富自由真有那麼困難嗎?或許單靠心怡目前手邊資產能在60歲前達成願望。

如果以心怡目前保障型資產高達518萬、防守型資產1400多萬、進攻型資產僅有250萬,分配比例為24:64:12現況來看,如果維持投資組合現況每年約8%獲利計算,要達到3億身家需要40年9個月。

圖表_1_
photo credit: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資產配置比例分配示意圖

但如果能將保障型資產降低至6%,防守型資產降低為31%,進攻型資產提高到63%,就目前心怡於美股平均獲利為15%,只需要將獲利提高至20%,16年又8個月就能實現3億身家目標。

圖表_2
photo credit: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資產配置比例分配示意圖

但事實上3億真的是必要目標嗎?如果以心怡希望的未來生活來看,即使加上換房、換車及新房裝修等開銷,也只需要1億3千多萬資產,同樣投資組合、同樣獲利只需要13年,心怡於50歲前就能實現財富自由夢想。

給大家的財富建議:比起追求金錢,更該追求使命。

雖然心怡有相當大機會達成財富自由的夢想,但在諮詢過程中我也發現她對未來的不安感,主要原因來自缺乏「使命」。即使可以靠著理財就擁有不錯的生活,但缺乏使命可能會讓人覺得人生沒有重量感。除了追求財富自由,我常常建議學員建議一定要找到「沒有錢也會願意做」的事情,才有辦法創造更多財富,所以建議目前待業中的心怡可以趁著目前還沒有生活壓力,找到「使命」並做為主動收入來源。

我也會透過一連串問題引導學員,從這些問題的答案中找到一個方向後確實執行,無論透過創業、找到相關產業或相關職位,建立屬於自己的中長期志業規劃。在執行跟學習過程當中,也能夠找到更多元的新道路,這是每個成功者在找到財富事業前必經之路,藉由系統性的分析、規劃及目標設定,讓自己找到真正的人生快樂泉源。關鍵在於:你有找到屬於自己的「使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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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VI College價值投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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