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載景德鎮青花的沈船,證明14世紀東南亞與中國間的興盛貿易

滿載景德鎮青花的沈船,證明14世紀東南亞與中國間的興盛貿易
Photo Credit:Rodrigo Juarez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東南亞地區的陶瓷史上,15世紀與17世紀是兩個重要出口時期,而這出口又受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景德鎮與福建窯所影響:只要中國這兩地開始出口外銷,東南亞各國的陶瓷外銷就會節節敗退。

文:Robert Finlay

「適合造鍋製陶的土」:越南和中國

近年來,考古學家已在東南亞水域調查了好幾艘14、15世紀的沉船,而這只是那段期間無數在此不幸發生船難的極少數樣本。巴拉望島位於菲律賓民多洛島及婆羅洲大島之間,在這個延伸四百公里狹長陸地的附近水下,挖出了一艘裝載五千多件中國與越南陶瓷的「班達南沉船」。

另一艘中國船「杜里安號」在馬來西亞海岸160公里處沉沒,或許是因為船上載了大量泰國陶瓷,以及部分中國、越南製瓷,頭重腳輕,導致翻覆。還有會安沉船,在越南中部外海被漁民發現,是一艘帶著25萬件陶瓷沉入海底的泰國船,船中的陶瓷大部分來自紅河三角洲的陶窯,包括鈷藍紋飾的炻器以及大量軍持瓶。

此外,一艘中國大帆船在民多洛島南方海域被人發現,可能正在運送某位有錢貴族訂製的貨品:船上載有5千件瓷器,多數是景德鎮青花,不過也有越泰兩地的製品,還有青銅砲、銅臉盆、文具盒、漆器家具和象牙。爪哇海底有一艘沉船,滿載十萬件福建窯,以及景德青白瓷、泰國軍持瓶、青銅紙鎮,和190噸鐵條。

除了都載有陶瓷以及均遭不幸命運之外,這些沉船還有其他共同之處:一、它們都是在前往東南亞港口途中沉沒。二、這些港埠是海商可以為他們這批不怎麼起眼的杯碗盤碟,找到最佳客戶的地點。三、生產地點來自東亞各地,證明14世紀貿易的國際性質。四、中國、越南和泰國瓷器形制類似、紋飾接近,意謂它們對相距幾千公里的市場具有共同認識─或許駐於菲律賓與印尼兩地的客戶下單之際,也同時把圖紙畫樣或木製模型,提供給各地的窯業中心。

沉船載運的越南茶碗、泰國炻器茶罐,有些最後原可能在日本出現。它們從菲律賓進口,成為日本商人與大名的收藏,和景德鎮老青花、浙江天目釉、韓國粉青共立於收藏架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最好的越南青花,或許是專為西南亞市場生產,因為住在順化(16世紀稱「東京」,今河內)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一如他們住在泉州與廣州的同胞,從波斯進口鈷料,為他們的家鄉委製陶瓷器。越南的炻器工匠熟練地仿製景德青花,技巧之好,據說西南亞客戶甚至分辨不出任何不同。

東南亞大陸地區的陶瓷,一如韓國、日本,深受中國影響。越南接壤中國,比柬埔寨、泰國兩地陶業受惠於「中央之國」的技術與美學傳統更深。根據傳說,西元2世紀時有位中國陶人來到紅河谷地,建造了第一座陶窯,並將自己的技術傳授給當地土著。

這個故事可能殘留了幾分事實,因為新石器時代越南北部的陶器的確近似中國南部地方。嶺南與越南沿海關係密切,語言族裔特色也很相近。南中國與越南沿岸的地形都屬於群島性質,由三角洲、淺水、近岸島嶼構成,中文通稱為「內海」,以對比於「外海」,也就是水面廣濶的南中國海。

南中國與越南沿岸包夾於丘陵之間,由河流網絡相連,兩地都由類似島嶼的孤立小區域組成,以海洋貿易為導向,歷史上和東南亞島嶼區的同類型社會連結相通。當初若有不同的歷史軌跡,或許有可能導致中國與越南兩處沿海地區,凝聚成一個「藍色中國」,以獨立國度的姿態長期存在,既遠離草原戰士入侵,也不受北京政權統治。

然而,從西元前最後數世紀起,南中國、北越南就已被納入中央之國的疆域。帝國統治跨越長江以南之後,西元前214年秦始皇下令攻入越南北部。秦亡後,因受當地許多有價物產所吸引:珊瑚、玳瑁、朱砂、孔雀石、柚木、樟腦,漢代繼續控有那塊土地。唐代詩人放逐安南,發現了這裡的自然資源,包括林中盛產的桂皮、檜木,以及適合造鍋製陶的土。雖然中國移民在肥沃的紅河三角平原蓋起漢式墳墓、佛教寺院,中國上層人士還是認為越南北部是背信棄義、蠻荒瘴癘之地。越族的統治階級卻接納中國文化的根本元素,諸如表意文字與儒家教育,試圖加入帝國體制為官。

10世紀時,唐代崩亡。一千年的漢族統治之後,越族精英起來反抗外國勢力。經過一段失序混亂的階段,李氏王朝(1009-1225)上台,建立了該地區第一個獨立國家。新王朝將佛教奉為國教,並鼓勵擴張陶業以服務新都順化的建設需求,此外也大興土木興建廟宇寺院。李朝陳朝(1225-1400)時期,安南都充分表露它的中國傳承性格,也視自己為「中央之國」,將禮儀之邦的高度文明傳播到越南中部的占婆地區(今平定省)─這個區域是由境內眾多聯繫鬆散的聚落社區組成,與泰國、爪哇關係密切。安南自居「中央之國」,令中國領導人深感不滿,他們認為這個一度是自家保護國的土地,理應屬於帝國天下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文化對安南來說,代表一把兩刃的劍,既給了它自身獨立身分的信心,同時也令元明兩朝迫切感到務必取回這個地區,使之回歸真正的中央之國域內。

在安南精英圈中,中國文化的巨大支配力持續不去,不僅出於越族貴冑的思想觀念受其深刻影響,也因為北邊的混亂局勢,迫使一些中國富戶向紅河地區尋求安身之地。蒙古滅亡南宋之際,就有三十艘船滿載難民逃向河內;1284年蒙軍攻入安南,發現這裡住了四百多位宋室高官與朝臣。寄居此地,四周至少有某些事物可容這些離鄉流亡者憶起故園,因為土著陶匠製作極佳的炻器,幾如景德青白瓷、龍泉青瓷的翻版。忽必烈也知道安南陶工技藝精湛,下令白瓷為貢品,連同珍珠、犀牛角一起進貢。元代也有一些中國陶匠模仿紅河流域製品,外銷東南亞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