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荷李活道在開闢時，旁邊不可能種滿鐵冬青（Hollywood），那麼又為何叫荷李活道？
在〈荷李活道最初有「Hollywood」嗎？（上）〉，我們驗證過鐵冬青在香港的歷史，說明鐵冬青不可能在香港開埠時出現的原因。本文，我們將會找出荷李活道命名的最合理說法，以呼應鐵冬青最可能引進香港的時間，並嘗試帶出荷李活道與鐵冬青的關係，希望港人正視香港歷史。
那個說法最合理？
在經過詳細分析後，我們可以回到前文文首，嘗試找出荷李活道命名最合理的說法。不過對於文物專員保育辦事處網頁指荷李活道的取名是「據說」之說，小遴並無打算作任何考證︰
- 掌故梁濤在1992年為市政局撰寫的《香港街道命名考源》表示「這條路是由駐守於大笪地上的英國工兵開發，在開發時，也正是由於沿路都是冬青樹林，因此便稱這條路為荷李活道」；
-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在荷李活道見到「該處多長滿小紅果」的冬青樹而想起其英國Westbury-on-Trym的莊園大宅"Hollywood Tower"之說；
既然我們知道鐵冬青不是本地原生品種，亦不大可能於英軍登陸時或之前引進，即使引進了亦趕不上在闢路時林蔭大道和開花結果的結論，那麼荷李活道在開發時那就沒有可能「沿路都是冬青樹林」，而戴維斯也不會在1844年上任時見到「該處多長小紅果」。由此可知，當年代表市政局的梁濤說法1，以及作者饒玖才的說法2，都不能成立。
還有兩個說法︰
- 港府以”Hollywood”來紀念戴維斯之說；
- 港府以戴維斯1845年7月18日受封一等爵的封邑（Davis of Hollywood, Gloucestershire）來為荷李活道命名。
既然荷李活道的命名不可能是基於鐵冬青，那我們就嘗試以戴維斯，即以人名命名為規律的方向追查。
來自「荷李活」的戴維斯
戴維斯來自英國”Hollywood Tower”，按照英國封爵的慣例，一般都是以其來源地為封邑之名，因此他於1845年受封時的封邑名稱，就是”Davis Baronets, of Hollywood”。戴維斯以"Hollywood"來紀念自己，或後人將”Hollywood”來紀念戴維斯，似乎較為符合香港早期以人名命名街道的規律。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假如荷李活道命名是因為戴維斯的封邑，那麼"Hollywood Road"之名便應該是在1845年7月戴維斯受封之後才出現，這或可以解釋到為何早期官方資料中找不到"Hollywood Road"，而只用"a road"的原因（見前文註2）。
不過，這樣的一個說法是否就是無懈可擊？耐人尋味的是，漢學家兼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1872年曾憶述1843年來港時的第一個印象，當中便提及了”Hollywood Road”：
Hollywood Road and the streets running down from it to the Queen’s Road were also indicated in a rudimentary fashion. A little beyond the present Sailors’Home were the Naval Stores, and south of them, all the indentations of the Hill where the reformatory now stands were occupied with the tents and huts peopled by the 55th Regiment.1
文中，理雅各也有提及其他街道，例如”Wellington Street”（威靈頓街）、”Pottinger Street”（砵甸乍街）、”D’Aguilar Street”（德忌立街）和” Wynham Street”（雲咸街）。當皇后大道和荷李活道開闢之際，上述街道分別開闢，形成一個由荷李活道串連起來四面通達的道路網，而理雅各的憶述就是描述當時該區的道路網絡和基建發展。然而，雖然上述五條街道在1843年已經存在，因而似乎理雅各亦沒有以1872年的視角來回憶1843年的街道，但這並不代表他在憶述時，上述所有街道均已經命名。
理雅各的憶述雖屬直接史料，但始終是30年後的回憶，史料價值失真，因此在未有資料能夠確實證明荷李活道何時命名前，理雅各的憶述只宜作為參考，否則連荷李活道命名與戴維斯有關之說都不能成立了。2
直至1861年香港也沒有鐵冬青？
在知道荷李活道與冬青樹只屬一個傳說中的浪漫邂逅，並知道荷李活道與總督戴維斯有更密切關係後，我們下一步便可以推算，現時荷李活道上的鐵冬青大約是在何時引進的。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從過去香港的植物誌，嘗試縮窄鐵冬青在香港可能出現的時間。
香港開埠以來的植物研究，主要由外國權威的植物分類學家撰寫。香港首本植物誌《香港島植物誌》（Flora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是由英國植物學家邊林（Geroge Bentham, 1800-1884）撰寫， 1861年於倫敦出版；另一本是1912年的《廣東及香港植物誌》（Flora of Kwangtung and Hong Kong China），由當時植物及林務部（部門等同現時漁農自然護理署）監督鄧恩（Stephen Troyte Dunn, 1868-1938））和德邱（William James Tutcher, 1867-1920）編寫，同樣於倫敦出版。
這兩本植物誌皆屬香港植物學的經典。另外，英國皇家海軍駐先驅號博物學家施曼（Seemann Beethold, 1825-1871）於1857年所寫的《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3亦是當中的重要文獻，我們可從中稍為窺探到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香港鐵冬青的發展路向。
首先，施曼於1857年的《The Botan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Herald》，當中〈香港島的植物〉（Flora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一章是施曼在1850年12月來港時寫的。他當時留港一個月後轉扺新加坡，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施曼透過香港初期著名英國植物學家漢斯（H. F. Hance）所採集的標本，再連同其個人和其他人所採集的植物而編寫成〈香港島的植物〉。在書中他所沿用了杉彼安（J. G. Champion）於1847-1850年間在香港所採集到的6種冬青科標（見前文註16），但未有發現鐵冬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