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全球惡夢:「亞細亞霍亂」

19世紀的全球惡夢:「亞細亞霍亂」
Photo Credit:麥田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 19 世紀的歷史中,霍亂是全球的噩夢。光是英國就有 13 萬人死於霍亂,其他多數西方國家死於此病的人數加起來也接近這個數字。更可怕的是,印度死於霍亂的人數竟超過 2,000 萬人。

噢玫瑰,你病了!
那無形的蛀蟲,
趁著黑夜,在怒號的
暴風雨中飛來,

已經找到了包裹著
豔紅歡樂的你的床;
而他祕密黑暗的愛
毀了你的生命。

──〈病玫瑰〉,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

在19世紀的歷史中,霍亂是全球的噩夢。光是英國就有13萬人死於霍亂,其他多數西方國家死於此病的人數加起來也接近這個數字。更可怕的是,印度死於霍亂的人數竟超過2,000萬人。1817年起,歐洲各國政府眼睜睜看著霍亂與不斷增長的恐懼,離開孟加拉這個起源地,緩慢又無情地向西移動。《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的一篇社論曾經這麼形容霍亂:

「摧毀地球的最可怕瘟疫之一⋯⋯萬一這個惡疾真正在英倫島上生根、發芽、蔓延開來,其造成的恐懼將非同小可,甚至財產損失都難以估算。」

在19世紀中期的政治和文化中,霍亂的角色是巨大又顯著的。在英國,它掀起了一場公共衛生、政治意識形態和醫療濟貧的革命,而且不斷成為當時《泰晤士報》(The Times)、《刺絡針》(The Lancet)期刊和狄更斯小說的主題,以及許多小牌雇傭文人或煽動性文宣的創意來源。霍亂理所當然地成為這段時期的代名詞,歷史學家至今仍將19世紀中葉稱為「霍亂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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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歐洲首次爆發霍亂時,一名23歲的維也納女子染病前後的比較。根據原圖附註,繪製第二幅圖像時,她染病僅一小時,而圖像完成四小時後她就撒手人寰。

然而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霍亂在歐洲的影響沒有明確的年代界線。它雖然是流行病,但蔓延的程度不如肺結核,而英國在超過40年的時間內也只遭逢四次流行(1831至1832年、1848至1849年、1853至1854年,以及1866年);而19世紀死於霍亂的人,其實也遠少於死於結核病或童年期夭折的人數。即便在1831至1832年的疫情高峰期,霍亂也僅是當時的第三大常見死因,和300年內重回數十次、第一次肆虐就帶走約三分之一歐洲人口的黑死病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那麼,在這「亞細亞霍亂」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特殊恐懼?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病名。「亞細亞霍亂」(Asiatic cholera)反映了一般認知上這種疾病的來源,但更透露了帝國主義的傾頹。對多數歐洲大國來說,19世紀無論是在戰爭、遷徙、探險與貿易等方面,都是不斷進步的時代。烏托邦的想法本就源自於人群的自由遷徙,當然也無法避免疾病隨著自由貿易而在各地張牙舞爪。「亞細亞霍亂」聽起來像一種骯髒無文的野蠻人疾病—無論是在蘇活區的貧民窟或加爾各答的「不思地」(bustees,即貧民窟),這種疾病都威脅著象徵文明的政權核心。

「亞細亞霍亂」流行起來迅猛無比,而且毫不留情,無論健康的成人還是老弱婦孺都無一倖免。開始出現霍亂症狀的病患,全都無法逃過在自己稀糊的糞便中死去的命運,但還是有些微的差別:要不是一天內與世長辭,就是半天內。當時的醫學能拿來應付的,也不出白蘭地、鴉片、放血清淤這些老把戲,而且很多醫院理性地(或加以冷嘲熱諷)將感染霍亂的病人拒於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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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幅1854年韋爾茲(Antoine Joseph Wiertz)的版畫中,有個人被當成霍亂死者誤葬後從墓穴中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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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卡斯塔尼奧拉(Gabriele Castagnola)所繪的版畫,描繪1835年義大利巴勒莫(Palermo)地區霍亂死者的安葬情形。右圖:這幅彩色版畫描繪「約翰牛」(John Bull,統稱英國人)抵抗霍亂侵襲英國,並將霍亂擬人化為印度移民,順帶諷刺1832年的《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Bill)。

而政府觀察霍亂的角度與方式更是前所未見,只是無法讓人感到心安。1830年代後期,英國人口登記局(General Register Office)開始蒐集並公布全國出生和死亡的數據;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看待疾病只不過證實了疾病近乎超自然的蔓延和殺人能力罷了,但更嚴重的是,霍亂有可能威脅已建立的社會和政治秩序。19世紀的歐洲各國政府擔心發生像法國一樣的革命,而飢荒、經濟衰退和工人階級政治運動(如憲章運動)也如火如荼地上演,霍亂更放大了這個時代的不安。

霍亂挑戰英國這個自由的國度以及其政權的可信度,並指責那些(視觀察者的政治立場而定)有道德污點的人,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在污穢之中;或付給工人的薪水如此之少,讓工人只能活在污穢之中。在1857年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的小說《兩年前》(Two Years Ago)中,一個角色講明了霍亂的意涵:

「我是個噁心齷齪的傢伙,一直住在臭氣薰天的豬窩,直到自己跟我養的豬一樣不聞其臭⋯⋯我一身是病,大概都是自找的,而我小孩身上的病八成也來自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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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地圖顯示1848至1849年霍亂在倫敦的病例分布。值得一提的是,南部地區居民由於直接飲用泰晤士河的污水,所以病例極多。這個觀察和斯諾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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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在1858 年的《影響英國軍隊健康、效率以及醫院行政的筆記》(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中使用了創新的極座標圓餅圖,顯示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國軍人死於霍亂和傳染病的人數遠多於戰事中的傷亡人數。

儘管如此,弔詭的是,霍亂一點也不新鮮,歐洲醫師診斷這類病人也累積了幾個世紀的經驗:在希波克拉底的世界觀裡,被乾熱的黃膽汁(yellow bile,即choler)主導的身體,個性將變得火爆且易怒,而夏天(或溫暖氣候)是黃膽汁分泌旺盛的時節,人類成年後體內的黃膽汁也較以往多。因此,「霍亂」(cholera)不一定是種疾病,它可能是季節變化時自然發生的身體淨化過程、排除過多的黃膽汁,或是從壯年走向老年的過渡方式。只有當淨化的程度超出正常範圍,才會成為疾患,並稱之為:cholera morbus,字面意義即是「膽病」。

至19世紀初為止,關於霍亂最流行的解釋是瘴癘論(miasmatic theory),意指霍亂和傷寒這類「污穢疾病」是都市惡劣的生活環境釀成的結果,腐敗的污水、垃圾、墓地,甚至是活人的身體,都會散發出有毒的蒸氣或瘴氣(miasmas)。這個理論奠基於查德威克律師(Edwin Chadwick)於1842年發表的《關於英國勞動人口的衛生情況》(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同時引發了一場公共衛生與公權體制的革命。1834年英國政府推出《新濟貧法》,將建立濟貧院國家法制化,但查德威克反對其中的道德和政治馬爾薩斯主義;相反地,他提倡另一種公共醫療改革方案:好好清理工業城市。他的理由是,如此才能將疾病和貧困一舉掃出。

關於霍亂,最具實證精神的解釋是傳染病的細菌說(germ theory),但在當時卻也像是模糊的臆測,甚至還有些一廂情願。難道這橫跨各大洲的疾病,是移動性細小微粒造成的結果?如果這些具傳染性的粒子隨處可見,為何還是有人逃過一劫?在柯霍和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實驗細菌學被下一代人廣泛接受以前,並沒有標準化的技術將微生物加以分類、隔離或研究。微生物學家仰賴比較透過鏡頭看到的成像繪圖,但既然是繪圖,他們意見出現分歧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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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肆虐19世紀中葉倫敦擁擠、骯髒的工業貧民窟。這幅木刻版畫來自英國公益慈善協會(National Philanthropic Association)1850年的第五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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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的《霍亂傳播模式研究》(1855年,第二版)將某次霍亂疫情中蘇活區的死亡人數繪成地圖,結果顯示大多數死亡病例都分布在公共水泵附近。

全科醫師兼麻醉師斯諾(John Snow)在1855年的《霍亂傳播模式研究》(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第二版中,採用創新的流行病學研究1854年蘇活區爆發的霍亂疫情,證明霍亂和污水直接相關(見上圖)。但斯諾的研究幾乎完全遭到忽略,也沒有對19世紀的醫學和公共衛生發展進程產生任何影響。德國細菌學家柯霍在1883年宣布確證了霍亂弧菌—同時也是確立霍亂菌原說最重要的一步,但他的論文中也對斯諾隻字未提。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霍亂的問題是流行病學和病理學之謎,要用統計數據和靈光乍現的洞察力才能釜底抽薪;但這也是工業城市中生活與自由貿易的問題、維護帝國宰制力和全球軍武實力的問題、貧窮的起源和性質的問題,更是醫學能否在公共生活與政府體制中發揮應有作用的問題。最諷刺的是,霍亂中的許多問題並非由打著顯微鏡和細菌說大旗的醫師所解決,而是由相信飛沫傳染霍亂的律師、政府官員和工程師化解的。

書籍介紹

《病玫瑰:354 幀影響現代醫療的疾病繪畫》,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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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巴奈特
譯者:郭騰傑

354幀醫學實境、100年疾病縮影

  • 人體插畫是如何表現(也許還決定了)學生或解剖學家實際在手術臺上或停屍間裡可能看到的景象?
  • 這些圖像承載了什麼樣的審美和文化價值觀,繪者又是哪些人?
  • 一幀圖片如何才能比一具真正的人體看起來更寫實、更具說服力?

《病玫瑰》是一本具有寫實魔力、畫風精緻又詭譎的作品,在彩色攝影出現前的年代帶你踏上一場透視疾病的視覺旅程。這本驚人的圖像集冊,蒐羅了許多世上最珍貴醫學書內的詳實插畫,圖中受盡病痛折磨的患者正是人類對抗疾病的難忘警鐘。作者巴奈特結合了歷史地圖、開創性的圖表、當代病例註解和動人的概述,揭露了流行病如何牢牢掌握一個時代的恐懼和執念。即使到了近代,彩色攝影技術漸漸取代了疾病繪畫在醫學書籍中的位置,也無法取代其在現代醫療史上承先啟後的歷史地位。

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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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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