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小國」外交哲學:地理位置是優勢,更反對「強權即公理」

新加坡的「小國」外交哲學:地理位置是優勢,更反對「強權即公理」
Photo Credit:Nicolas Lannuzel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深切掌握身為小國必須掌握的原則——努力與各國維持關係卻又不是特定國的盟友,並且招攬最頂尖精英治國,確保經濟往來不間斷,這就是新加坡能夠夾在中美強權與東南亞各國之間依舊維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縱觀東南亞情勢,當各國紛紛靠攏中國,唯有新加坡「不動聲色」,近期還因《環球時報》評論事件和中國短暫交手。究竟新加坡在東南亞扮演何種角色?在周圍國家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方向、談判籌碼和優勢是什麼?新加坡對南海爭議抱持什麼看法?

為此我們採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荊柏鈞 ,請他對此提出解答,以下將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

新加坡希望在東協扮演領導且積極的角色

關於新加波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得先從經濟談起。經濟上,東協國家近十年在吸引外資上的表現特別突出,而緬甸、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都很希望能吸引發達國家新加坡前去投資。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經濟領頭羊,人均GDP排名全球前十,雄厚的經濟基礎助其在東協區域經濟發展上扮演領導且積極的角色。而「積極」有其必要性,新加坡的貿易自由化雖領先好幾個地方,可是今年的出口表現並不好,景氣低迷。政府在此壓力下,除了運用成長的東協市場,也要和美國、中國大陸、日本、澳洲、紐西蘭等國強化經貿關係。在此經濟環境的挑戰下,李顯龍這幾個月都在積極出訪,8月訪美,9月訪日,上個月才剛赴澳洲,希望進一步拓展經貿合作。

另外新加坡也希望東協更穩定,並在新加坡資金和技術領先下,繼續投資區域內其他國家以帶動良性循環。越南在1986革新開放後,在越南外資來源排名第一的是台灣,直到1995年被新加坡取代,另外挾著地理和資金優勢,緬甸、馬來西亞、印尼都有新加坡廠商的足跡,且佈局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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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今年6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前往緬甸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目的是紀念兩國50年來的外交關係,並預備未來在商務和教育的合作。

凡事都要符合新加坡利益

從建國總理李光耀到現任總理李顯龍,都了解身為一個小國的利益在哪,治國原則就是努力和各國維持友善關係,但也並未是誰的正式盟友。另外新加坡相信精英政治,政府官員為確保國家持續成長繁榮,戰略思考會較謹慎與長遠,加上有經濟和戰略上籌碼,會把國家利益放首位。

和美國與中國等大國思維不同,新加坡需要在大國政治競逐環境下求生存,任何事都要以符合新加坡利益為主,既要身處在大國間保持友好,扮演區域穩定的角色,又能和各國維持緊密合作關係,還要把界限抓得剛好。另外,新加坡軍事戰略和經濟的策略是分開的,軍事上依靠美國的引響力、經濟上與中國積極交往,這也符合身處在東南亞的性質,要靈活地在中國和美國間取得平衡。

地理位置,是新加坡面對世界的最大籌碼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就是星國在發展國際關係上的籌碼,也是長期以來能勇敢地跟中國表達意見的主因。不像馬來西亞,乃至寮國、柬埔寨較偏向中國,新加坡卻可在台海議題上提出不同意見,2004年李顯龍還曾經訪問台灣,那時陳水扁剛連任,兩岸關係緊張,準備接任總理的李顯龍擔心台海局勢發展不利新加坡,在北京極力反對的壓力下,李顯龍仍親訪台北,與陳水扁、連戰、馬英九等朝野政要會面。

近期馬來西亞首相納吉赴中國,或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向中國靠攏,主要是想從中國獲得經濟好處,而對新加坡而言,其實也並不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甚至還大力歡迎,因為這能加強東協跟中國大陸的經貿連結,對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注入能量。從新加坡的角度,她不會去拒絕中國在東南亞有更多投資,幫助發展基礎建設,例如新加坡是亞投行17個創始成員國之一,顯示新加坡不反對中國強化與東南亞的經貿連結。

但中國和新加坡仍不時有齟齬,尤其是中國常以「華人國家」定位新加坡,認為華人理當支持華人,這樣的角度時常反映在中國對新加坡的政策,當然無法與新加坡「交心」。中國大陸應該要認知到,新加坡有自己的主權,自己的思維,而且是個包含馬來裔與印度裔的多種族國家。一篇10月刊登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由新加坡無任所大使許通美所寫的〈中國大陸對新加坡的四項誤解〉,準確地反映出新加坡如何看待北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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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orbisimages/達志影像
位於新加坡的萊佛士像。

東南亞華人已經在地發展數個世紀,文化上仍保持中華文化的特質,但政治認同上早已在地化。民主開放社會的台灣,除了保有完整的中華文化,並且鼓勵多元文化發展,吸引很多星馬人前往台灣。因爲中華文化、語言、美食的連結,他們多數享受台灣的氣氛,喜歡那種環境。

至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關係是很密切的,也有很多大馬移民前往新加坡。大馬最近因IMDB事件影響名聲,不過似乎未影響星馬關係,而新馬高鐵計劃也將開始執行,但目前仍有要採用中國還是日本系統的外交政治角力,和日後的建設程序問題。新加坡這邊較沒問題,效率與品質可以期待,但馬來西亞那端似乎問題較大,還要考慮貪污因素。此外,就是兩國要如何合作對抗恐怖主義?新加坡這塊做的較完善,反恐資訊掌握完整。

對於恐怖攻擊陰影,新加坡對此的命題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假設發生了要怎麼辦?社會要如何協助?要如何把傷害降到最低?」因此星國政府在大眾教育上花了許多時間,畢竟東協國家之間相互免簽,人員往來進出複雜,要百分之百防範非常不容易,政府除需透過情報與警察系統加強國內安全,更要跨國合作掌握情資,例如今年8月,新加坡才與印尼合力逮捕在印尼巴淡島意圖發射飛彈攻擊新加坡濱海灣的嫌犯。新加坡這麼開放,面對恐攻威脅得有些必要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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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9月6日至8日於寮國舉辦的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除東協十國成員外,與會的各國領袖還包括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日本、中國、南韓、澳洲、紐西蘭和印度,針對經貿、南海、打擊恐怖主義等議題進行討論。

新加坡對南海爭議的看法?

至於南海主權爭議,李顯龍在今年國慶群眾大會演講上,表示支持強而有力的國際法,因為新加坡是小國,所以會期望透過法律來維持秩序,希望各國可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他們反對「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認為這樣的思維不利於小國。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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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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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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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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