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被霸凌的經驗讓我以為：如果事情沒有好轉，那就是我不夠低下

文：桃樂絲（Dorothy）

我是一個諮商心理師，我曾經被霸凌。

那是國中的事情。當時，班上沒有同學敢跟我說話，因為有人放話說誰敢跟我講話就等著一起被全班排擠，我的桌椅上經常佈滿腳印，或是被推歪斜倒在教室角落，書包內的東西偶爾會被丟進垃圾桶，14歲的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或者該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情，我只知道，如果大家都討厭我，可能是我真的有哪一件事情沒有做對做好，所以我盡可能地表現出謙恭溫順，把握每一個互動機會笑臉迎人，因為我想要有朋友、想要被喜歡。

但是情況越來越糟，過了幾個禮拜，同學看待我幾乎到達無法相容的程度。原先只是班上的女生對我冷嘲熱諷，後來連男生也加入了，僅僅只是我經過他們的眼前，我都能聽到他們用極其卑劣的文字羞辱我、用髒話罵我，所有被迫分組、被規定要參與的公眾事務，我的聲音永遠都被質疑扭曲挑戰誇大。我放棄了在這個班級裡存活下去的意念，轉而向其他班級尋求人際連結。

每一節下課，我總是跑到別班去找朋友說話，直到上課才回來，可是我不敢告訴朋友我正在經歷的事情，也不敢告訴老師、父母，我怕自己更被討厭，更怕在所有人都看不見我的時候更被排拒。直到有一天中午，我依例帶著便當和別班朋友一起用餐聊天，回到班上時，大家已經趴在桌上進行午休，而我的桌椅卻被搬到原本垃圾桶的位置，那瞬間，我假裝自若、假裝開朗的神經線突然崩裂，無法控制的眼淚終於嘩啦啦地拚命湧現，這是我第一次認定自己是被欺負了、被攻擊了，感覺到深深的傷心及委屈。

我轉身跑進校園，想要找一個沒有人能看見的地方好好宣洩一番，但是內在的恐慌焦慮太多太大，我看著這個不算小的學校，打從心底的感到寂寞絕望－沒有地方足夠涵納我的不安，沒有人可以幫忙我收拾我的不安。

我不記得自己是用怎樣的意志或心情撐過那段歲月，國二那年的聖誕節，我意外收到班上一個女生的卡片，那女孩是意見領袖，幾乎和所有的人交好。卡片上寫著：「覺得對你很抱歉，我對你做了很多很過份的事情，可是你沒有計較，還願意跟我們一起玩，希望你能收下我的道歉，讓我當你的朋友。」這張卡片為我的國中生活畫下了一道分界線，在那之前我是眾矢之的，在那之後我被全班歡迎，彷彿是種彌補般，我總是被推選當班長、風紀股長或是其他需要為同學爭取權益的重要幹部。

這可能是所有霸凌故事裡面，所有人都樂見的happy ending，但是接受和解以後的我並沒有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當我成為一個助人工作者，再回過頭整理這段經驗，我發現這故事從此教會了我「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如果事情沒有好轉，那就是我不夠低下。

很多年以後，我仍然會被一個惡夢驚醒－我在我的房間睡著，所有經過我房間的人都會隨意入內使用我的物品，我醒來後看著大家的來去自如，感到無比的生氣，卻更害怕破壞人際關係的不敢出聲制止，於是我假裝睡著。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面臨的困境是：每當我感覺到被侵犯，首先做的事情是檢討、譴責自己，我把「拒絕別人」跟「被人遺棄」畫上等號，不敢使用憤怒的權力。內在反覆經歷著想當一個被需要的濫好人、真實的負面感受永遠都在事後才浮現而變得難以處理；在親密關係裡重覆上演著喜歡在工作上有絕對主導權的人，即使在很久以後我才發現：我眼中所見那樣的人，不過是投射著再次被排拒在群體之外的焦慮－我在尋找浮木，為了確保自己不再被孤立，甚至允許他人極其粗糙的對待我。

沉默受害者的心理歷程經常使得其他生活面向也淪陷成為受害角色，慣性且過度的反省是一種自我攻擊，憤怒情緒真正的功能是為我們拉出一條保護線，沉默受害者往往困難使用憤怒情緒來為自己發聲，但是憤怒的感覺仍然會存在，情緒無法流動的結果可能是一次性的爆發劇烈衝突，其後果將使得當事人更畏懼開啟憤怒的力量，或者轉向更深沉的壓抑，對自己設下難以企及的超完美的標準，實際上卻是吞下被霸凌時外界所有非理性的指責聲音，我們變成另一個霸凌加害者，用嚴苛無情的態度持續霸凌自己。

當我們是孩子的時候，面對霸凌事件會感到特別困難棘手，因為我們同時要面對內在現實（渴望人際連結）與外在現實（環境難以在短時間內有所調整）的矛盾衝突，孩子還沒有能力可以選擇或改變，因此需要父母與師長的協助。

但是當我們已是成人也面臨霸凌時，成人的優勢是比孩子更多了選擇空間與自我負責能力，我們得到一個機會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內在現實，如：是甚麼讓我們願意留在這個不友善的環境裡？深度的覺察能幫助我們開展出一個心理空間進行沉澱、對話，不被情緒迷惑，當我們釐清內在的混亂，外在的失序也將開始明白清朗。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