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三四五】起造城市的技術與愛:對讀《疊印》和《地文誌》

【文評三四五】起造城市的技術與愛:對讀《疊印》和《地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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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

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

戰後台灣在自我定位為「正統中國」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1】之政治型態下,有很長一段時間文壇的注目焦點始終在反共復國,以及間接抵抗(逃逸?)的歐風美雨之上;對於反攻基地的台灣,鮮少人聞問。因此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讀到失去的長城、褪色的西湖、雄偉的洛磯山脈及五大湖區,卻讀不到台北周邊以外,台灣其他地方。它們經常被喚作「故鄉」、「B鎮」或是「東部」和「南方」,彷彿一旦指名道姓現了身,便將觸痛某個呵護已久的秘密。如此的情況直到1970甚至80年代後才逐步改變。

香港則一直不是這樣的,在港英政府的「冷調」政治與華洋分層下,只要不危及管理統治基礎,它並不會壓抑「香港」符碼或地方性的生產,甚至在六七暴動後至麥理浩時代,政府為培養港人對於本地的歸屬感,更盛大舉辦「香港節」(雖然實際效果令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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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香港左翼工會對抗香港英殖民發動的抗爭,當時正直中國文化大革命高峰期,左翼工會從罷工、遊行開始,卻與香港警方發生嚴重衝突,並造成傷亡。這場六七暴動被認為影響了香港殖民政府的改革,改善了殖民政府的統治方針。

本來,作家書寫自己熟悉的成長或生活之地,是自然不過的事情,香港從早期「鄉土作家」的侶倫、黃谷柳、舒巷城、海辛,以至葉靈鳳、也斯、西西、小思、董啟章、潘國靈……等人,縱然對此地有褒有貶、有愛有恨,但書寫「香港」及其內部這條脈絡是始終不輟的。當然,此作家名單還可以增添臚列下去,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搜尋「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

近年來,香港又再收穫了兩枚豐碩果實:陳智德的《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疊印:漫步香港文學(一)(二)》。

這兩部書都是香港新近有關文學與地景互涉的「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地文誌》當中有些起造紙上城市的技術,似乎影響了不少《疊印》作者們的寫作,而有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相關書寫的一大特色。當然,在時序上頗近的兩部書,也分享著相似的憂慮和祈願,從中一定程度得以體現當前香港的精神面貌,這也是我將兩部書合看、對讀的意思。

疊印、地文誌-01

「廣」與「專」;集體與個人

《疊印》和《地文誌》皆可劃屬「地誌文學」一類,但讀者翻開書籍,也能夠立刻感受到兩者間的差異。《疊印》可說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舉辦「文學散步」的延伸成果,依全港18個行政劃區、每區一篇的方式,結成了十八篇作品的集體創作;而《地文誌》則是陳智德個體情志的強烈展現,出入於己身所愛、關注,或存或滅的地景事物,如同王德威序言稱:從事的是「一個人的考古學」。

《疊印》是將18篇作品擺置一起的書寫「大觀園」,從中可以讀到作者們謀篇擘畫的十八般武藝。常見的是依循「文學散步」的腳蹤,分點描繪,抒發作者對於各地的所思所感;另外也有作者由「羣帶路」的傳說,轉換成帶領阿羣來一趟現代灣仔的文學散步(劉偉成);亦有透過書信體,呈現在另一區才相遇的荃灣情侶,「荃灣就成為了我們談論得最多的地方」(徐焯賢)。

陳大為在一篇探討「檳城書寫」的論文中,提出「味覺錨定」一詞【2】,而張婉雯〈中文大學的飲食日常〉則是它的沙田版本。看看她對醫學院食堂的蛋糕仔、檸檬批的敘述:「剛出爐的牛油香在向排隊的學子們招手;那是撫平成人期的掙扎、迷茫、挫敗的芳香」、「這批的好處是酸、冷,令人清醒」,加上十文頹飯、泳池旁的小食吧,一座既在舌尖也在紙頁上的中大,於焉浮現。

如果說透過味覺可以再現、錨定一個地方,那麼陳子謙〈旺角們〉和《地文誌》的許多章節,或可稱得上是「書店錨定」或「文藝錨定」了。他們寫在街上無法生存而必須躲上樓去的二樓書店,「二樓書店」不一定在二樓,隨著租金不斷飆漲,書店的「高度愈來愈接近天堂,處境卻直墜地獄」(陳子謙語)。縱使陳子謙很清楚了解:

倘若旺角人讀到這篇文章,心裡恐怕會投訴吧:這樣文謅謅的,算甚麼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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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是香港著名的旅遊、購物聖地,最早稱作為「芒角」,約在20世紀初期香港政府進行填海造陸,開始有了道路與碼頭。30年代時是香港主要的工業區,50年代之後發展成商業住宅區。如今旺角商業繁茂,人口密度高,同時也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主要區域之一。

但他還是在油尖旺區挑了旺角,尤其是西洋菜街一帶的書店來書寫;而陳智德更是義無反顧,描繪「書店花樣年華」、寫作「冷門書刊堆疊史」追思青文的老闆羅志華。從《地文誌》下卷的「藝文叢談」來看,香港像是一座書香城市,但仔細捧讀,才發現個個處境艱難、文藝刊物旋生旋滅,或許偶爾吹一吹、揚一揚沉積在書架上的灰塵,也是「書店錨定」、「文藝錨定」的用心所在。

不過,我們倒是可見一個值得思辯的課題,作為一定程度來自「現實事物」的地誌書寫,究竟是《疊印》諸多篇章的分點描述所形成的「廣度」較好?還是《地文誌》依個人情志而帶來的「專深」和「精細」為佳?

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荃灣,我的荃灣不可能變成你的荃灣,你的荃灣也不可能取代我的」(徐焯賢語),但另一方面「那麼多的事物隨時光荏苒而流逝(或流變),我們怎樣知道哪些才值得被記錄,或會被後人重視。這完全是專屬於個人的情感和記憶,興許會在時間的長河中被淘汰。」【3】只能說,不同的書寫方式,所要面對或可能激發起的讀者對象、情感,也有所不同吧。

地文誌體

除了由現實地景的感悟發而為文外,起造紙上城市的技術還有更多。陳智德在《地文誌》前記中認為他在書中的散文創作,以現有術語或可歸入一種「地誌書寫」,但並不完全等同,於是姑且暫稱為一種「地文誌體」。

這種「地文誌體」在〈我的北角之夜〉中有著最清楚的展現(另一經典的呈現應是〈旗幟的倒影〉)。全文以「每到北角總想起幾首以北角為題的詩」開場,從而摘出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馬朗〈北角之夜〉和梁秉鈞〈北角汽車渡海碼頭〉三首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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