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搞「電車難題」facebook專頁火速走紅:一個玩爛後的啟示

惡搞「電車難題」facebook專頁火速走紅:一個玩爛後的啟示
Photo Credit: Trolley Problem memes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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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外媒《哈芬登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和《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探討火速走紅的專頁Trolley Problem memes,追溯討論、概念原型和相關分析。

惡搞哲學專頁,比國際著名哲學家專頁更受歡迎

一個奇異的外國facebook page成立不足兩個月,關注度火速上升達四萬多人追蹤,也引來《哈芬登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和《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專欄作者注意,以及媒體專訪報導,它就是惡搞那個惱人一時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專頁:Trolley Problem memes。

專欄作者Linch Zhang更發現,「電車難題」作為引起哲學討論義務論(Deontological Theories)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想實驗,惡搞專頁的追蹤人數,明顯比功利主義哲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25,000人,及現代當紅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31,000人還多。對於這樣的惡搞專頁,它把傳統電車難題「第一重設問」之中,車長需要為失控列車作出抉擇,究竟拉不拉轉轍器,讓列車撞向一個人,抑或讓它直接撞向五人,轉而搞惡車軌上的對象,換上不同的人、動物,甚至改變不同的生命數量或軌跡,層出不窮,不斷更新。面對上述惡搞,有人斥之無聊多餘,亦有為數不少的網民一直追蹤討論,認為這種突破思想框架的聯想除了搞笑,也充滿啟發性。

另一位專欄作者Brian Feldman嘗試追溯傳統和惡搞版「電車難題」的源頭。Feldman指,難題出自1967年英國哲學家菲莉帕·庫茲(Philippa Foot)之作,原意是呈現令人苦惱的道德兩難抉擇。而新惡搞版的原型概念,則出自2015年4月,Kyle York在McSweeney發布的文章“Lesser-Known Trolley Problem Variations”,其中有一段語帶粗俗的反問:如果那一個原來的「工人」,就是你「那老母」,我敢打賭你不會拉桿轉軌道撞死她,你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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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cSweeney截圖

兩位創立人認為專頁有助思考問題的「可能性」 追溯惡搞概念的「原型」

把這個概念設立Trolley Problem memes專頁,再圖像化惡搞下去的人,就是Aljoša Toplak及Haris Sehic。他們接受《哈芬登郵報》訪問時表示,我們可以將生活事件、悖論和思想實驗都改寫進去;這個問題實在有太多可能性了!(There are so many possibilities!)甚至一些可能性背後還可以有詳盡的理由說明抉擇。

以2016年來說,專頁最令人關注的一個改版,莫過於6月時,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動物園大猩猩Harambe被射殺事件。看來,這種似乎純為了幽默惡搞的手法,當換上真實個案時,有令人截然不同的價值反思。

不過,筆者認為Brian Feldman的追溯「概念原型」有地域限制。傳統難題由英國哲學家菲莉帕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再被美國哲學家茱蒂絲·賈維斯·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改編多個版本。多年以後,哈佛心理學家馬爾克·豪澤爾(Marc Hauser)及哲學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提出思考再引起廣泛關注。若論類似上述搞惡的概念原型,早於2000年代初,德國哲學家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經已在教育和訪問調查之中,把車軌上的人換成受訪者的「子女」,再詢問他們的抉擇,結果發現,原初虛擬的人/工人,一旦換上自己認識的人,或其他重要人物,人們才真正覺知抉擇的「困難」所在。這種改編,以及推胖子下橋救人的另一重設問,才令「兩難」的本質浮面。

問題不在於「主動殺人」,而在於對象是誰、數量多少及被動的「附帶性損害」

而筆者在兩年前文章〈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提及「電車難題」第一重設問,要成為真正的「兩難」,除了「生命對象」這一點十分重要之外,「生命數量」也是一個因素,如果在涉及生命的數量極少的情境之中,例如抉擇幾個人的生命,各項情境的條件、資訊都十分重要,必須考慮那些人是誰,整個情境是怎麼一回事,甚至事件的來龍去脈,猶如我們認為一個公正的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必須細緻地推考涉案的證據、控辯雙方的供詞、證人等各項資訊,否則難以得出信服人的公正裁決(相當於人們深思熟慮,對身邊熟悉的事作出理性的道德抉擇)。

如果天馬行空更改那虛擬設問,失控的列車要麼撞死「10人」,要麼撞死「10億人」,這樣你會不碰拉桿讓它直接衝去撞死「10億人」嗎?還是,你會為了「避免」那「10億人」更大的傷亡,逼於無奈讓它撞向「10人」呢?如此空洞的設問只會變成數字比較,這也是筆者在去年〈你不夠善良——科學衝擊哲學?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下)〉一文中,詳述神經科學家的研究之外,回應前文未完的重點。

若撇除繁複的大腦掃瞄實驗,回到哲學家的思辨,瑞士哲學家易夫斯.波沙特(Yves Bossart)在著作《如果沒有今天,明天會不會有昨天?》提及,在倫理學中也有所謂「雙重效應原則」,把人們行為區分兩種主要傾向:一種是我們希望達到的事,另一種是我們希望避免的事。一些困境就會出現「附帶性損害」的問題,譬如在戰爭之中,要戰勝敵軍進行區域轟炸,難以避免造成附帶的平民喪生,為了盡快結束戰事,減少大量的人命傷亡,便成為無奈接受「附帶性損害」的一種道德掙扎。同樣,這樣的情境在電影《天眼行動》(Eye in the Sky)深刻展示出來。相似之處在於,無論哲學抑或科學上,人們比較願意接受無奈的「附帶性損害」,對自己主動造成的傷害較為抗拒,也造成道德直覺乃至道德反思上的掙扎(波沙特也有其他不俗的道德見解,值得另作分享)。

附〈正港奇片〉專頁最新惡搞圖畫: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