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其實台灣從來不缺博物館，更不要期待博物館能開發文創賺錢。我們都忘記從本質思考：重點是博物館為什麼而存在？服務的對象是誰？它如何能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文：王舒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Andreas Huyssen在「當代的過去（Present Pasts）」一書中指出：當代社會正經歷著博物館熱（museummania），這成為1970年代以後因應快速變化的社會對於追悼逝去過往的記憶現象之一（2003:140）。他進一步指出「追憶」塑造了人與過去的關聯，而人們如何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我們。身為個人與社會的人，需要藉由過去來建構、定位自我的身份認同，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2003:249）。
相較於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經由世代間的口述歷史傳承，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傳遞是透過文化媒介如文字、電視、電影、紀念碑、展覽會、博物館等形式。記憶如何中介於、並透過不同的文化媒材，跨越時間與空間而傳遞，透過物質化與具象化的過程形成文化形式，是許多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著迷的議題。在記憶與歷史具象化的過程中，博物館如何透過藏品與展覽在當代社會的文化傳遞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博物館的職能在歷經幾世紀的發展後已歷經不同程度的轉變。十八、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式的博物館形貌只為菁英階級服務，其展示觀念呈現社會演進論，同時是工業化與國族主義的產物，這使得博物館收藏的物件只呈現特定的社會群體（多半是當權者）的價值觀念。然而，當代的博物館早已跳脫了過去的形貌，更能反映與記錄當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更加貼近社會。傳統的博物館學理論視博物館為保存「過去」的儲藏所。
以物件為主開展的一連串博物館行為：圍繞在藏品的典藏、研究與展示（object-centered practices）。然而當代的博物館逐漸從以物為主到以人為主的實踐模式，不再環繞為藏品展開展覽敘事、轉變為以建構社會史為主，也非著重於單一的官方歷史論述，因此更能反映多元的公共論述。這個趨勢反映了當代的博物館更著眼於其所置身的當代社會，致力於為「未來」留下記錄、保存「現在」，並積極地參與社會，創造與公眾的關係。十九世紀型態的博物館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然而自1990年代開啟的新博物館學（Vergo1989）著眼於博物館如何能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博物館從以文物研究為主體，開始起而立行的強調社群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以及促進多元文化與社會包容。
也因此更應該著重於過去被忽略的女性、多重性別認同者、少數族群、身障者、弱勢群體、勞工階層、以及其他長期被忽略的次文化，透過收藏、展示、論述、與活動，使得社會不平等（social equality）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議題能在博物館中被重視與討論，並能呈現不同的歷史觀點與文化，反映符合社會現實的公共歷史（Popular History）。同時，過去的博物館是專家為主導（curator-centered），當代的博物館實踐開放給公眾與常民能進入博物館領域，使得博物館空間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提供公眾對話的接觸地帶（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Clifford 1997），形成一論壇（forum, Karp and Kratz. 2006）。
在當代這一波博物館的轉型中，特別是歷史類的博物館面臨新的挑戰。新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新的國家與地方地域疆界的重組、舊有意識形態的解構、新型態的社會、經濟與科技媒體創造了新的社會與文化面貌，使得大眾記憶在多重（甚至對立）的歷史敘事與文化認同中不斷建構與解構。分裂的或者多元的歷史認同與文化記憶正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例如在脫離殖民統治的許多殖民地、二戰後的歐美社會、解嚴後的東歐、也包括年輕世代逐漸脫離（或者更加擁抱）大中華認同而趨向於在地認同的東亞社會。
在當代歐洲社會正面臨大規模的人口與地域概念的重組（例如英國脫歐與歐盟疆界的不斷往東擴散），大規模的難民移入，使得過去民族國家的概念必須重新梳理，正視並回應1970年代從美國開啟的多元文化主義。使得官方博物館的展覽內容不再只是陳述主流群體的歷史，90年代開啟的新博物館學、從法國開始的生態博物館運動與社群博物館亦可視為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回應，包容性的博物館（Inclusive Museum）致力於反映社會的不同群體的歷史與文化。例如：
位於荷蘭萊登的民族學博物館（VolkenkundeMuseum）幾年前成功的舉辦伊斯蘭文化的特展，介紹一般很少在荷蘭國家博物館中被呈現的荷蘭少數族群伊斯蘭社群文化，除藉由舉辦展覽的過程讓伊斯蘭社群參與，也讓他們的宗教信仰與文化被社會大眾認識，作為博物館邁向具有社會包容的博物館（Inclusive Museum）計劃的重要一環。因應社會中大量的難民人口的進入，從2015年德國柏林博物館開始針對難民提供一系列的活動，使得博物館能實踐社會包容性的概念，面向新住民。
在台灣，對於國家認同、與對歷史的論述往往以各自平行或者衝突的方向呈現，這使得個人的認同與歷史感往往徘徊、折衝在官方歷史、公眾論述與個體的文化記憶之間。那麼，代表官方機構的「國家」的歷史博物館如何能「客觀」的論述歷史呢？如何將個體或邊緣群體悲傷的、晦澀的、衝突的記憶帶到公領域，挑戰既有的官方論述，反映符合現實的公共歷史，是當代的歷史類型博物館應該進一步思考的。我認為博物館能在當代崛起的市民社會中扮演積極性的角色，也能將大眾對歷史/過去的爭辯與爭論帶到公領域，與參觀者一起創造新的公眾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