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作為一種社會介入: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展覽作為一種社會介入: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其實台灣從來不缺博物館,更不要期待博物館能開發文創賺錢。我們都忘記從本質思考:重點是博物館為什麼而存在?服務的對象是誰?它如何能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文:王舒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Andreas Huyssen在「當代的過去(Present Pasts)」一書中指出:當代社會正經歷著博物館熱(museummania),這成為1970年代以後因應快速變化的社會對於追悼逝去過往的記憶現象之一(2003:140)。他進一步指出「追憶」塑造了人與過去的關聯,而人們如何記憶的方式則定義了現在的我們。身為個人與社會的人,需要藉由過去來建構、定位自我的身份認同,並孕育對未來的願景(2003:249)。

相較於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經由世代間的口述歷史傳承,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傳遞是透過文化媒介如文字、電視、電影、紀念碑、展覽會、博物館等形式。記憶如何中介於、並透過不同的文化媒材,跨越時間與空間而傳遞,透過物質化與具象化的過程形成文化形式,是許多社會學者與人類學者著迷的議題。在記憶與歷史具象化的過程中,博物館如何透過藏品與展覽在當代社會的文化傳遞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博物館的職能在歷經幾世紀的發展後已歷經不同程度的轉變。十八、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式的博物館形貌只為菁英階級服務,其展示觀念呈現社會演進論,同時是工業化與國族主義的產物,這使得博物館收藏的物件只呈現特定的社會群體(多半是當權者)的價值觀念。然而,當代的博物館早已跳脫了過去的形貌,更能反映與記錄當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更加貼近社會。傳統的博物館學理論視博物館為保存「過去」的儲藏所。

以物件為主開展的一連串博物館行為:圍繞在藏品的典藏、研究與展示(object-centered practices)。然而當代的博物館逐漸從以物為主到以人為主的實踐模式,不再環繞為藏品展開展覽敘事、轉變為以建構社會史為主,也非著重於單一的官方歷史論述,因此更能反映多元的公共論述。這個趨勢反映了當代的博物館更著眼於其所置身的當代社會,致力於為「未來」留下記錄、保存「現在」,並積極地參與社會,創造與公眾的關係。十九世紀型態的博物館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然而自1990年代開啟的新博物館學(Vergo1989)著眼於博物館如何能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博物館從以文物研究為主體,開始起而立行的強調社群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以及促進多元文化與社會包容。

也因此更應該著重於過去被忽略的女性、多重性別認同者、少數族群、身障者、弱勢群體、勞工階層、以及其他長期被忽略的次文化,透過收藏、展示、論述、與活動,使得社會不平等(social equality)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議題能在博物館中被重視與討論,並能呈現不同的歷史觀點與文化,反映符合社會現實的公共歷史(Popular History)。同時,過去的博物館是專家為主導(curator-centered),當代的博物館實踐開放給公眾與常民能進入博物館領域,使得博物館空間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提供公眾對話的接觸地帶(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Clifford 1997),形成一論壇(forum, Karp and Kratz. 2006)。

在當代這一波博物館的轉型中,特別是歷史類的博物館面臨新的挑戰。新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新的國家與地方地域疆界的重組、舊有意識形態的解構、新型態的社會、經濟與科技媒體創造了新的社會與文化面貌,使得大眾記憶在多重(甚至對立)的歷史敘事與文化認同中不斷建構與解構。分裂的或者多元的歷史認同與文化記憶正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例如在脫離殖民統治的許多殖民地、二戰後的歐美社會、解嚴後的東歐、也包括年輕世代逐漸脫離(或者更加擁抱)大中華認同而趨向於在地認同的東亞社會。

在當代歐洲社會正面臨大規模的人口與地域概念的重組(例如英國脫歐與歐盟疆界的不斷往東擴散),大規模的難民移入,使得過去民族國家的概念必須重新梳理,正視並回應1970年代從美國開啟的多元文化主義。使得官方博物館的展覽內容不再只是陳述主流群體的歷史,90年代開啟的新博物館學、從法國開始的生態博物館運動與社群博物館亦可視為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回應,包容性的博物館(Inclusive Museum)致力於反映社會的不同群體的歷史與文化。例如:

位於荷蘭萊登的民族學博物館(VolkenkundeMuseum)幾年前成功的舉辦伊斯蘭文化的特展,介紹一般很少在荷蘭國家博物館中被呈現的荷蘭少數族群伊斯蘭社群文化,除藉由舉辦展覽的過程讓伊斯蘭社群參與,也讓他們的宗教信仰與文化被社會大眾認識,作為博物館邁向具有社會包容的博物館(Inclusive Museum)計劃的重要一環。因應社會中大量的難民人口的進入,從2015年德國柏林博物館開始針對難民提供一系列的活動,使得博物館能實踐社會包容性的概念,面向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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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UNHCR/Daniel Morgan
德國柏林博物館設計一系列的博物館導覽活動,讓難民能認識新社會;更進一步,博物館雇用難民在博物館內工作來為其他難民介紹與解說。

在台灣,對於國家認同、與對歷史的論述往往以各自平行或者衝突的方向呈現,這使得個人的認同與歷史感往往徘徊、折衝在官方歷史、公眾論述與個體的文化記憶之間。那麼,代表官方機構的「國家」的歷史博物館如何能「客觀」的論述歷史呢?如何將個體或邊緣群體悲傷的、晦澀的、衝突的記憶帶到公領域,挑戰既有的官方論述,反映符合現實的公共歷史,是當代的歷史類型博物館應該進一步思考的。我認為博物館能在當代崛起的市民社會中扮演積極性的角色,也能將大眾對歷史/過去的爭辯與爭論帶到公領域,與參觀者一起創造新的公眾歷史。

當代收藏、公眾史學與多元文化

一座歷史博物館如果沒有陳列當代的文物與歷史,即代表了一種與現實不符合的斷裂,它代表了某些歷史、敘述與觀點無法呈現,我認為當代收藏(contemporary collecting)與當代紀錄(contemporary recording)可以彌補這種漏洞,為歷史博物館創造過去與現在的對話空間(Rhys 2016)。歐美許多大型博物館早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就開始進行當代收藏(contemporary collecting),然而當代典藏也有其執行上的困難,早在1930年代,美國博物館協會的主任就提到當代收藏的困難在於:當所有的物件都太輕易取得時,如何選擇哪些該收藏這行為比發掘過去遺留的文物更困難(Coleman 1939:244)。

我想加上一句:因為選擇收藏與論述本身即具有政治性,哪些物件、或再現形式如:媒體、影像或聲音能代表當代不同的聲音、文化與歷史觀點呢?比如我自己曾經擔任蘭陽博物館籌備時期的策展人,當時對棲蘭山檜木事件與宜蘭的奇武蘭考古文物是否應該納入博物館空間,因為時任主事者的政治立場不同,就有不同的意見最後沒有放入。如果當代收藏要能客觀、反映社會大眾的不同觀點、反應在地聲音與在地記憶,博物館的研究、紀錄與詮釋就非常重要。

然而,博物館處理當代歷史也有其侷限與困境。歷史學者大概都知道,我們對於歷史的評價往往會因為時代、意識形態與價值的不同而改變其論述(例如過去認為視吳鳳為英雄的漢人史觀),更遑論要論述與定義當代史,因為對於當代的價值觀點與歷史永遠不可能獲得普世性的認可。

例如:2015年新成立的美國紐約新建的911紀念博物館(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就被批評者認為太過武斷的詮釋這個事件,使得伊斯蘭社群在展覽中被污名化為恐怖份子;911受難者家屬則批評博物館販賣商品使得這個應該哀悼的空間過度商業化(ABC News)。在過去幾年,荷蘭的猶太博物館也面臨展示敘事的重新調整,以因應史學界對二戰歷史論述的新詮釋。這也是當東歐許多國家解體,必須重新處理與論述其歷史,並進行對博物館與紀念物的重新詮釋。

在歐洲,過去殖民時期或者國家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博物館都正面臨轉型,重新定位其在社會中的位置(Macdonald 2016)。這些歐洲的博物館過去的藏品多來自殖民時期對非西方社會的文物掠奪,在荷蘭、德國與瑞典,博物館進行去殖民計畫的第一步,是拿掉ethnology、ethnological、Volkerkunde(民族學、民俗學)字眼,改為世界文化博物館(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以歐洲最值得期待的兩大博物館轉型/改建計畫為例:德國柏林博物館計畫和波蘭的猶太博物館,分別都人類學家Sharon MacDonald和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為主要坐鎮者,就可見其雄心在於:多元文化與多元觀點的納入。波蘭去年剛成立的POLIN猶太博物館,也重新去敘說東歐共產解體後的新的歷史敘事,因此波蘭的猶太博物館採用大量的互動多媒體讓觀眾可以即時留言。一座負責任的博物館也應該有空間與管道開放觀眾留言或呈現與展示不同的敘事與觀點的意見空間,因此適度的多媒體運用,似乎可以彌補這樣的缺陷。

這些博物館的轉型也可以看到過去以有哪些藏品而來發展展示,逐漸轉變為主題式的展覽(Thematic Display),為了要敘述什麼樣的故事與歷史而進行文物、影像或聲音的收藏。這主要也是因為像是美術館式的以單一物件為呈現主體,無法論述複雜的敘事、文化實踐與再現、地方知識與更深層的社會文化脈絡,這也是為什麼法國的布利行博物館(Musee Du Quai Branly)以去脈絡化式的美學為主軸的展示陳列遭受來自原住民社群與人類學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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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ndreas Praefcke Public Domain
法國布利行博物館(Musee Du Quai Branly)
戰爭、傷痛、社會事件

二戰過後的歐美(特別是美國)興起許多紀念戰爭的博物館與猶太博物館,這些博物館的功能不僅只是讓大眾認識二戰的歷史與反思戰爭,博物館學者Young與Butler探討了物質文化、紀念碑與博物館的意義如何能撫平傷痛與過去,使得大眾能透過博物館與紀念碑物質性的空間再現,重新客觀地檢視那段記憶與歷史,遙遠的觀望過去,以遺忘傷痛。Bulter正在進行倫敦安養院的研究,探討物質藏品與well-being之間的關係,即年長者透過物質藏品檢視過去望向未來。

博物館與社會議題

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的「收藏二十世紀」(Collecting 2000)計畫,博物館主動邀請一些位於倫敦的機構捐贈一件能代表其置身於二十世紀的物品、影像或聲音。這些機構包含了以白人中產階級為主、也有少數群體、邊緣群體(如同性戀社群)的機構,旨在跨大其社會面向,博物館原先計劃收藏1000個物件,但最後因為工程繁複只徵集了200個,每件物品提供50字以內的描述。這個計畫使得館員可以檢視自身的收藏品,與這些機構提供的物件作對比,使得過去與現在得以對話,這些伴隨著物品的文字描述也可以讓未來的社會歷史學家理解當代。

另一個是由Tyne and Wear Museums主辦的「製造歷史」(Making History)計畫,邀請兩百個人貢獻五個物件(包含物、影像、聲音、詩、思想、創意等),這些計畫在於提供博物館策展人以外的人機會能提供不同於專家的收藏、詮釋與觀點,更能反映當代。美國史密斯博物館的政治史部門長期以來收集與展示歷屆總統、競選時的標牌與物件等等,其任務在於提倡博物館應為「未來」保存當代民主自由進程發展的可貴(Faye 1974)。美國加州大學的Bancroft圖書館率收集與展示1960s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來呈現當代的社會變遷,包括了相關婦女解放運動、民主政治訴求的運動、抗戰運動與爭取少數群體權益等相關事件。

雪梨博物館(Museum of Sydney)的宗旨是將博物館自身視為獨特的空間來呈現城市中的社會議題(Butler-Bowdon & Hunt 2008:76)。該博物館起身思考澳洲的外來移民政策,透過展覽、開放日、主辦活動與不同的社區的對談、並主動規劃帶領社群參觀不同地方等方式拉近與不同社群的距離。也因此,博物館不僅只是提供空間記錄與展覽這些移民群體的當代生活,更積極地參與社群生活,達到社群賦權(empowerment)(Rhys 2014)。對當代不同文化群體的文物徵集、與歷史紀錄,已然構成當代收藏的特色之一。

展示作為一種社會介入

這次台灣歷史博物館「為明日收藏:318公民運動與當代典藏」典藏品移交,將學運7200多件相關物品納入典藏,是台灣博物館肩負社會議題與開啟當代收藏的一大跨越。雖然社會對這次學運有不同意見,如何進一步透過展示記錄歷史當下並反映不同群體的立場與意見也是博物館應該思考的。我想進一步論述展覽本身也可以視之為一種社會介入,藝術表現作為反應藝術者對於社會的批判與觀察早在二戰後的美國就已經開始。透過這個講壇,我們進一步可以思考:

1. 如何有系統地建立當代台灣博物館/類博物館的當代收藏政策。在台灣許多博物館都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對當代文物進行蒐藏(比如國史館一直有當代歷史與檔案的紀錄,卻沒能進一步與博物館的展示做連結),但是台灣卻還欠缺一個有系統的、完整的文化政策與執行方針,透過對當代物件、故事、聲音與影像的徵集,為未來子孫記錄當代的常民歷史。國際博物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在2005年推出博物館的年度方針「為未來收藏」(Collections for the Future),2007年則為「有效收藏」(Effective Collections),都針對博物館的當代收藏提供有效的政策方案。

2. 博物館如何透過藏品及其展示製作記錄與呈現當代台灣多元 的文化面貌、並反映不同群體的歷史記憶?當代台灣博物館是否允許讓更多的社會事件、歷史面貌、文化群體的聲音進入博物館內呢?將這次社會運動的典藏品轉化為展覽之後,臺灣博物館是否能否進一步繼續規劃與當代文化及社會事件相關的特展,讓不同的文化與群體的聲音能在博物館中被敘說、被聽見、甚至發酵?

3. 博物館如何積極、主動地與不同群體的公眾作連結。Clifford視當代博物館為一接觸地帶,允許不同的意見與聲音在博物館場域中發酵,不過博物館不能只是被動的等待觀眾進來,如何讓平常不會踏進博物館的少數、邊緣、弱勢群體走進博物館,也是博物館應進一步思考的。

最末,我想要呼籲,當博物館逐漸在社會中轉化其角色與形成新的論述時,博物館不再只是為物、為過去而服務,而是以人為主,並且更加擁抱社會,它雖然是國家政府體制下的一部分,可是它要面對處理的是公共史學,而非官方樣本的歷史論述、亦非官方意志的執行者,作為博物館從業者應該視博物館為一個新的契機來面對市民社會、面對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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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舒俐
後記

寫稿的同時聽聞台灣又有一座國家級的博物館要誕生,現行的文化政策有一種謬思,彷彿一切上升到國家或中央層級就是好的:例如從文建會到文化部,從地方館到國家博物館,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我並非反對國家原住民博物館的設立,事實上不同的群體透過興建博物館作為其權利訴求的彰顯,早已是國際上的趨勢。

不過台灣現有的原住民展示早已呈現在台灣博物館、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私立的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還有推行十餘年散落在各部落的原住民地方文物館中,這些地方館的存在雖然有經費與運作上的困難,(無論其是否能吸引外來遊客、發展地方經濟),至少使得原住民藏品回歸到地方社群,更能與部落群體相結合,若能重新思考現有的國家博物館對於台灣歷史與文化群體的論述與運作,而非貿然的新建館舍將推行已久的地方文物館的藏品徵收到中央,是主事者應全盤考量的。

當興建館舍成為政府政績,館長指派淪為一種政治酬庸,現有的博物館在花大筆錢興建後面臨資源缺乏、館員們徒有熱血卻囿陷在僵化的文化體系下,博物館在當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脈絡下似乎變了調。其實台灣並不缺博物館(有太多地方博物館淪為蚊子館的例子了),更不要期待博物館能開發文創賺錢(試問哪一座博物館能不依賴政府資金做到自給自足呢?)。我們都忘記從本質思考:重點是博物館為什麼而存在?服務的對象是誰?它如何能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參考文獻
  • Butler, B.J., MacDonald, S. (2008). Keys to the Past, Keys to the Future: Developing a National Policy for Museums in Palestine.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UNESCO.
  • Butler, B.J. (2006). Heritage and the Present Past.. In Tilley, C., Keuchler, S., R.o.w.l.a.n.d.s. (Eds.), In the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pp. 463-479).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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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hys, Owain. (2014). Contemporary Collec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useumsETC.
  • Vergo, Peter. (1989). The New Museology. Reakti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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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芭樂人類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論博物館、當代典藏與公共史學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