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導讀《精神病大流行》

文：彭榮邦（任教於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專長是現象學心理學，拉岡式精神分析，以及批判心理學史）

大概很少有一本書像這本一樣，〈前言〉幾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本書作者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是位傑出的醫療記者，他為《波士頓環球報》所寫的系列醫療報導，曾經讓他和共筆的同事一起獲得1999年普立茲獎公共服務項目的提名殊榮。除此之外，他也是專門出版臨床試驗新知及媒合臨床試驗的全球性網路平台CenterWatch的合資老闆。

在《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之前，他曾經寫過《瘋狂美國》一書（2002年初版，並於2010年再版），深入檢視了美國治療精神病患的歷史。照理來說，他應該相當有資格談論精神疾病的相關議題，不需要進行這麼多的「自我交代」，擔心讀者會誤解他寫這本書的意圖。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開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醫學及其治療的歷史在美國社會是個相當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或者說，是個很容易激化立場的「政治地雷區」。「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護衣。他必須告訴讀者，他不是別有所圖，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質疑精神醫學的主流說法；甚至，以他身為出版社老闆的立場，或許不淌這趟渾水才是明智之舉。筆者自己也觀察到，過去幾年來在台灣精神醫療議題的公共討論的確也漸趨火爆。或許在這篇導讀的一開始，我們可以先簡單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歐美的部分，這個政治地雷區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醫學運動的起落

1960年代，對於長期受娛樂文化洗禮的讀者來說，最直接的聯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戰」或「搖滾樂」。這些浮面的印象沒有太大的差池，它們共同指向一種存在於當時歐美社會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現象──對舊有體制不滿、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醫學界，1960年代也一樣動蕩不安，因為後來風起雲湧的所謂「反精神醫學」運動，也正是在當時那種「反叛」的時代氛圍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醫學」運動，論者往往把它早期的發展和幾位重量級的學者及著作勾連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連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薩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話》（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約而同地，這些學者都對「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當作如同「身體疾病」一般的疾病實體來認識和治療，提出了來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質疑。

連恩認為，精神病患者的行為不一定非得被視為某種「疾病症狀的表現」，它也可以被視為患者「存在經驗的表達」。這意味著，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為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們懂得如何聆聽，我們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體經驗，接近他們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與心理學》（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時期的立場和連恩接近，也認為精神疾病和身體疾病有本質上的差異，不能以身體疾病的方式來認識，而必須從患者的存在經驗來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瘋癲與文明》，傅柯就遠離了存在現象學的立場，而是把精神疾病視為當代社會在理性化過程中，對「瘋狂」經驗的排除與禁閉。因此，「精神疾病」並非如物體一般實際存在，而是由精神醫學參與其中的、當代社會複雜權力知識關係所形構。

相對於傅柯宏觀的歷史論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則是具體而微地從綿密的人際互動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這類全控機構內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發現，「精神疾病」的實體性是病患在自身社會網絡中被以特定方式標籤化（污名）的結果。薩斯則在《精神疾病的神話》中明白地指陳，精神疾病不是發現，而是一種「發明」，它的圈圍和界定其實仰賴的是一套診斷標準，是被製造出來的「神話」，和身體疾病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這幾位重量級的學者，並不見得認同自己被歸類在所謂的「反精神醫學」的陣營（「反精神醫學」是後來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師大衛・古柏〔David Cooper〕給出的命名），傅柯及連恩即曾如此公開宣稱。他們之中，有些人確實積極參與了精神醫學體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薩斯，他們在廢除非志願性精神住院治療聯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薩斯的言論尤為辛辣，立場始終堅定，參與行動上也最積極，因此一直被視為美國「反精神醫學」運動的旗手，雖然薩斯覺得自己不是「反精神醫學」（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強制精神醫學」（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級學者的思想支援及反文化的時代氛圍支撐下，反精神醫學運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於促進歐美國家重視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顧，例如精神病患照顧的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社區精神醫療體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貢獻。然而，正因為反精神醫學的重要支援火力來自於其他的反文化團體，例如同志團體、女性團體或黑人團體，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醫學運動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