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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導讀《精神病大流行》

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導讀《精神病大流行》
Photo Credit: Josh Wedin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有如打開精神醫學的潘朵拉盒子,但對於台灣目前過度一面倒的精神醫學資訊,這本書的出版絕對可以產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在反文化健將被學院吸收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勢力重新盤點集結、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態由檯面轉入日常;反精神醫學運動也失去了從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溫。在英國,連恩及其同盟友愛兄弟協會在金斯利會所建立的實驗性治療社區難堪落幕,友愛兄弟協會也隨之分崩離析,反精神醫學運動幾近瓦解;而在美國,反精神醫學運動的發展則是隨著薩斯與山達基教會的合作,一步一步踏進了政治地雷區。

是合理批判,還是惡意毀謗?

山達基教會(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於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興宗教組織。它的組織龐大、信徒眾多,而且具有相當的政經實力,不過由於其行事上的爭議,在美國和不少國家都被視為異端。不管是從歷史恩怨(有些精神科醫師認為賀伯特有嚴重精神疾病)或是從教義(山達基認為精神醫學否定了人的靈性,提供錯誤的治療)來看,山達基教會對當代精神醫學的作為相當不認同,同時積極抵制。

山達基 Scientology
Photo Credit: Scientology

問題是,如果考慮到批判主流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薩斯和山達基教會的合作,的確出現了削減論述能量和擠壓論述空間的後果。薩斯及其他反精神醫學運動倡議者的形象被極端化了,他們的著述因此失去應有的力道;批判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也被激化了,進到這個場域發言的人很容易被貼標籤,也很容易用標籤對待發言立場不同的人。姑且不論山達基教會的功過是非,但明白擺在眼前的是,這個宗教組織對許多人來說並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眾認同,與這個教會扯上關係絕非明智之舉。

因此,薩斯和山達基教會的合作,對反精神醫學運動來說,就出現了額外的政治變數。薩斯本人在2009年的訪問中,提到他為什麼和山達基教會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權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山達基教會是唯一一個有錢、有權、夠活躍,而且願意為精神病患的不當監禁付出的組織;雖然他並不相信其教義,但是他並不後悔自己和山達基教會合作。

重啟反思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

惠特克在本書中就指出,山達基教會與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醫學出現了強大的對手,但實際上卻是適得其反。山達基教會似乎在無意中成了主流精神醫學的「隊友」,讓他們得以輕鬆對付批判的力量;因為主流精神醫學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對手標籤為「山達基同路人」,根本無須正視其提出的論據。

從這個脈絡來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別的意義:他想藉由《瘋狂美國》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開反思精神醫學的論述空間。惠特克在2010年為《瘋狂美國》再版所重寫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類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這樣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來像是自我保護,但從論述策略來看,卻是一種必要的「切割」,因為他想重起爐灶,再次開啟反思當代精神醫學的可能性。

在這個意義上,《瘋狂美國》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針對以生物醫學模式為主的當代精神醫學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惠特克首先是以「歷史」為其論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瘋狂美國》2010年版的序言裡提到,這本書的副標題「糟糕的科學、糟糕的醫療,以及對精神病患的持續不當對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個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這本書重述精神醫學的歷史,而且說的是一個跟精神醫學主流敘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這個論述策略,對於已然被封閉的論述空間來說,有無比的重要性。任何一個體制的掌權者,都會對這個體制如何走到現在有一套官方說法,而這個官方版本的敘事往往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凸顯了某些歷史事實(例如,為何是我當家作主),卻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關鍵事件的發生只是歷史的偶然)。掌權者很在乎這個官方歷史,也會不斷地添加新事蹟,小心地維護著這個歷史,因為其權力的正當性就建立在這個歷史敘事之上。

當代精神醫學的官方歷史所說的,幾乎就是一個生物精神醫學的進步史,而我們所有人,都因為生物醫學的進步受益。這個以生物醫學為主的歷史敘事,對精神醫學中的其他治療範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療範式(例如台灣的牽亡儀式),或者以邊緣化或古董化的方式處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歷史本質上是一種維護體制的歷史,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的歷史視野,我們就很難跳出體制的意識形態框架,想像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當前的體制已經陷入危機。幸運的是,真正的歷史——事件因為各種可能性條件的因緣聚合而浮現或隱沒——其實並不是這麼「乾淨」地線性開展,而是充滿著衝突、斷裂和替代的動態過程。這意味著,只要有足夠的歷史材料,它總是蘊含著另一種敘說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敘說,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就會隨之變化,而改變體制的可能性就蘊含於其中。

接續著《瘋狂美國》對當代精神醫學主流歷史敘事的鬆動,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個或許讓某些人恨得牙癢癢的論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代精神醫學強調實證研究的「讓證據說話」,然而,不管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或證據的解釋上,卻不時出現選擇性強調或是有意無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別強調,他不僅願意接受實證研究「讓證據說話」的遊戲規則,而且他用來佐證論述的資料,幾乎都出自精神醫學的主流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