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立客觀的報導其實是種失職?「X這麼說,Y這麼回應」,讀者看完還是不知道誰該負責

記者中立客觀的報導其實是種失職?「X這麼說,Y這麼回應」,讀者看完還是不知道誰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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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是馬來西亞記者對媒體反思的文章,提出的觀點也可讓台灣媒體人思考。

作者:郭史光慶

回顧2013年,震驚美國媒體與政壇的其中一項大事件,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承包商職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國安局以反恐之名,大規模監視國內外千千萬萬,小至普通互聯網用戶,大至他國最高領袖的電話與網絡通訊,嚴重侵犯隱私權。

目前被美國政府通緝的史諾登身在俄羅斯避難,但他所「盜取」的國安局監視計劃秘密檔案,依然繼續由他之前所接洽過的數名記者發表在美歐各大主要媒體。

(延伸閱讀 : 不必監聽通話內容,美國就能吃定你:史諾登的稜鏡揭密

不再尊奉客觀中立原則

與這名吹哨者合作密切,也是首個報導這些秘密檔案而紅起來的自由職業記者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在處理這一系列報導的手法受到許多傳統新聞從業員的質疑與批評,因為他在這個課題上,不僅是揭露檔案的記者,同時也是最嚴厲批判美國政府監視政策的運動分子(activist)。

也是民權律師的格林華德完全違反傳統記者在報導時,必須保持中立客觀的準則,無論是下筆還是接受訪問都毫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力挺被美國政府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的史諾登,並向歐盟與巴西國會力證美國的不是,也嘗試遊說巴西賦予史諾登政治庇護。

不過,格林華德的做法獲得主要提倡新媒體的新聞從業員和學者的支持,再次重燃這個在美國新聞界延續了幾十年的辯論:記者是否應該保持中立客觀?

這場論戰的高潮就是格林華德與《紐約時報》前執行編輯比爾凱勒(Bill Keller)這位資深報人,一來一往的電郵辯論。兩人長達7頁的交手記錄刊登在10月27日的《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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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黑西裝者為《紐約時報》前執行編輯比爾凱勒(Bill Keller)。Photo Credit:kellywritershouse CC BY 2.0

比爾凱勒主張主流媒體多年來所格守的客觀中立原則,能製作出更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報導,雖然格林華德不否認這一點,但他指出這個模式同時也產生許多惡劣的報導,甚至一些削弱新聞專業的「毒素」,因為記者儘管知道真相,但是為了保持中立而刻意避免表達任何意見或具有判斷性的句子,結果報導淪為一種「X這麼說,Y這麼回應,但我不會釐清雙方爭論」的方程式。格林華德強調記者除了報導「X這麼說,Y這麼回應」,還必須勇敢點出「Y的回應是失實的」。

比爾凱勒則反駁說,記者隱藏本身立場是為了避免影響報導的傾向,選擇由證據與事實道出真相,因為一旦記者公開立場,很自然就會嘗試捍衛本身立場,更想要隱瞞部分事實或避重就輕讓報導更傾向於自己的看法。

然而,格林華德一針見血地指出,難道隱藏本身立場,擺出一副客觀中立態度的記者,就不會扭曲報導嗎?更糟糕的是,中立客觀的招牌讓他們有更大的空間來誤導欺瞞讀者,因為讀者無法了解這位記者的立場。相反的,格林華德,選擇在報導裡誠實地表達立場的記者,因為對讀者毫無隱瞞,更能贏得公信力。

過去30年來,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持續滑落(2012年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只有56%的受訪者對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持有正面態度),是許多美國媒體人與學者非常關注的一項危機。

近年來,主流媒體備受詬病的兩大失誤,就是在2003年為小布希政府背書,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為理由而發動戰爭,最後發現毫無證據來支持這個開戰理由;以及無法監督華爾街,未有預警醞釀多年,最後在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被指嚴重失責。

格林華德的論述,說明了美國主流媒體淪落的其中一個原罪。我在去年剛到紐約不久後,就碰上共和黨出「奧步」,阻擋財政預算案以要挾奧巴馬削弱醫保法案,進而引發的美國聯邦政府關門事件,當時就見識了美國主流媒體「X這麼說,Y這麼回應」的新聞方程式,一般讀者根本無法從主流報導裡判斷誰應該為關門負責。

這塊主流媒體失職所騰出來的空間,很快就被立場鮮明的新網絡媒體所填補,例如傾向自由派的《Talking Points Memo》和《Mother Jones》。

區分偏袒與倡議的分別

談回馬來西亞,又有多少主流媒體是以中立客觀為名,暗裡(或公開)為當權者背書,採取拒絕判斷或各打50大板的曖昧立場?但是,勇於表達立場的非主流媒體,包括奉行倡議式新聞(Advocacy Journalism)的《當今大馬》,卻被標籤為「反政府」或「偏袒在野黨」,難以接觸更多的中間與保守讀者,因此經常需要考慮是否要放軟批判性向中間靠攏以擴大讀者群,進而提升影響力和商業價值(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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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hmad Hammoud CC BY 2.0

然而,調整報導方針並非上上之策,民眾對媒體的認識才是重點。身為一名明智的讀者或用戶,實在有必要分辨偏袒(biased)與倡議(advocacy)的分別,前者是刻意隱瞞或扭曲事實來誤導讀者的判斷,從而讓某方從中得益;後者則是以事實證據來論證立場,目的是毫不迴避地幫助讀者看清真相,同時根據某些價值觀,例如人權、平等與透明施政來進行判斷。

事實上,中立客觀並非是美國媒體的唯一標準,早在1900年代美國媒體就曾流行「扒糞記者」或「黑幕揭發記者」(Muckraker),他們通過調查式報導來推動改革,擁有非常強烈的新聞議程。

開創獨立記者媒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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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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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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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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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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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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