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墨林專欄】翻江倒海的時代、崩解的現在

陳映真，其實我早就以為他死了，只是在我心中這樣想的。也不是因為他離開台灣，耽在北京切斷一切對外聯絡了近十年。當然這些年來，斷斷續續也都會有他一點點訊息傳到我耳邊，聽了好像讀到希臘神話的命運悲劇一樣，我就從對他的關心慢慢轉變成一種冷漠的無望。

當陳映真這個名字愈來愈不被週邊的人提起時，我知道一個曾經他熱血活過的時代，也愈來愈往黑暗中隱沒。啊！那個翻江倒海的時代⋯⋯我不是屬於念舊派的文藝份子，常常回首勾起的記憶都是那樣踉踉蹌蹌、跌跌撞撞的，心頭就會像撞倒玻璃瓶子一樣：「匡噹」一聲，讓記憶中的時間乍然駐足了下來；以至於此時此刻當我又掉入那個翻江倒海的時代，我踉踉蹌蹌、跌跌撞撞的記憶，就像骨牌效應一張一張跟著倒了下去，才驚覺竟是跟陳映真連接在一起的。

究竟是怎樣的記憶呢？偶爾跟人談到我在《人間》工作時，都不會用一種好像有過什麼凌雲壯志似的口氣，而總是有點懺悔地告解自己，當時真不是很懂報導文學要怎麼寫，才算是好。那是我剛從日本遊學了兩年回來，官鴻志拉我去雜誌社見大陳，看看能不能寫點什麼，大陳只問我：可以說日文嗎？我說還可以，他就叫我第二天隨攝影蔡明德上陣，去採訪一位受到工廠排水污染了水田的、只會說日語的原住民。於是，就這樣開始在《人間》工作，直至它落幕。

在他面前，你總覺得自己不夠，每一次花很大勁用心寫的一篇東西，看他仔細地把一句話、一個標點符號挑出毛病，就不用說指出採訪需要補強的觀點。他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社會現象，使得我需要從現象後面更挖掘深層的問題，不得不再跑田野兩三趟，才算交卷。那兩年學到的，還真是把只用概念而被遮蔽的社會真象，怎樣用「左」眼，實事求是地揭露出來。

從大陳身上看到他直逼問題、絲毫不留轉向餘地的意志力，也是當時我願意跟隨他的精神號召，不只在《人間》，更投入台灣第一個左翼政黨－「工黨」的建黨工作；結束之後，繼而又是另起爐灶的「勞動黨」建黨，都是我看到大陳作為左翼知識分子，讓我產生一種學習馬克思主義社會實踐的情熱。

當代台灣開始出現左翼思潮，即便在近代史上，只是在一個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社群裡發生，卻要往上承接到日據時代左翼運動的發生，雖受到殖民當局的濫捕壓制，仍然能夠連接上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網絡，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動能影響，產生島內知青的革命思潮。這些複合且多元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可說是在這世界情勢之下，激發了左翼運動能在小小島嶼發生的客觀因素。

陳映真作為一名左翼知識分子，他面對的台灣左翼運動史就是這樣地壯闊波瀾，即使戰後以來的本土老左派，被國民黨政權與美、日共同連線成立的冷戰→戒嚴→反共體制，在「白色恐怖」迫害下的血腥鎮壓，已到葉落枝折的地步，陳映真仍毫不畏卻，並且明確地接下這支脈絡傳承下來的微弱香火。

他生命中與「小說家」並立的「左翼知識分子」這一部分，是我受他左翼思想與台灣近代左翼運動史的啓蒙，並且影響我在80年代小劇場運動實踐出行動劇場、報告劇的政治劇場路線。這些都是受他鼓勵，而與小劇場朋友共同合作出來的一條沒人走過的路。更重要的是，走出了一個日據時代左翼劇場的「反抗性」脈絡，這是在鍾明德的「後現代主義」與馬森的「二度西潮」之間，為80年代小劇場運動的精神作出歷史宏觀論。

本土左翼這支脈絡因陳映真的傳承，當我在面對「勞動黨」中一批被稱之為「老同學」的政治犯時，親聞他們年少時朗朗青天的故事，也目睹他們受盡牢獄之苦的沈重身影。於是，我曾重新尋找資料，欲瞭解他們承續上一輩人在日據時代的歷史事跡，一直到戰後他們承續以台灣人主體論作為左翼的脈絡，怎樣看待跟中國共產黨革命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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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讀了或也聽了林書揚先生或陳明忠先生聲言，所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所建構出的分析理論，都讓我深感佩服。每當見到兩位老先生，我都有彷若面對歷史傳承者的一股敬重之情，一定脫帽跟他們鞠躬行禮，也是致上我對革命者的至高敬意。這一切都是從我進入《人間》雜誌之後，被陳映真老師漸漸帶領進入台灣左翼史的課堂，而學習到人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存在於這個世界的，一個真正屬於人活著的世界。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本來應該收尾的，這樣也蠻合乎主流左翼論述的政治正確。但是，記憶在這裡又像撞倒玻璃瓶子一樣，「匡噹」一聲，不由駐足了下來；事實隨著歷史的變化，是否也會因歷史的變化而產生事實的變化呢？

《人間》於1986年5月號，曾刊登過一篇陳映真與日本舞踏「白虎社」的大須賀勇對話文。陳映真當然不是要談舞踏的文化脈絡，而是對日本當代前衛舞蹈在台灣演出轟動所引起的問題探討。雙方對話內容著重於大陳對舞踏這種日本前衛性表演的質疑，從大陳在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立場來看，可以理解他對台灣失脈絡化地接受當代前衛主義，持有諸多的質疑。但刊登後引起當時小劇場年輕一輩的爭議，甚而批評陳映真代表的，是台灣左翼對非現實主義美學的保守意識形態。

當時，我並沒有完全支持大陳所持的立場，因為日本舞踏首次在台灣出現，就是我的導引下，對大陳的立論實在也懷有一種矛盾心理，然而彼時，關於左翼的激進性是否應該死守現實主義的堡壘，我只能把這個問題擱置於心中。此後，我也常逼問自已：現實主義能夠表露客觀存在多少的真實性呢？意象生產難道就無法反映真實的心理活動嗎？這期間與陳界仁的共同討論，確實幫助我釐清很多前衛美學跟左翼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