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感覺大於真相」的當代政治中,事實查證還有用嗎?

在「重感覺大於真相」的當代政治中,事實查證還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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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大眾情緒與真相的維度之間持續拉扯施力,正是當代媒體與科技業重要的使命,這會是左右我們這一代人及整個世界未來走向的關鍵。

「英國每周向歐盟支付3.5億英鎊會費,脫歐後可將經費用於提升國家醫療體系。」這是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經發表過的言論,縱使這個數字錯得離譜,但最後脫歐結果仍然確立,這時他才趕緊改口說「沒講過這段話」。

幾個月後在北大西洋彼岸,當時還是美國總統參選人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推特上表示:「所有民調都顯示我在第二輪辯論中壓倒性地勝過希拉莉!」但事實上,在四個基於科學基礎的民調中「沒有任何一個」顯示特朗普勝過希拉莉,這是徹底的謊言,即便如此,後來在11月震驚全世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以往人們認為「事實勝於雄辯」,但如今卻是個「雄辯勝於事實」的時代,政客信口開河、以各種極度誇張不實的言論攻擊對手或特定群體時,支持者仍然會買單,他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則為次要。

因此,政治人物說謊來進行煽動,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並換取熱烈的共鳴與支持,這就是所謂的「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

牛津英語大辭典日前即選出「後真相」(Post-truth)作為2016年的代表字,對於該詞,牛津辭典的定義是「有關或意味著,客觀事實對形塑輿論的影響力,不如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的情勢。」

牛津辭典指出:「我們的選擇反映出充斥高張力政治和社會言論的一年,這不令人訝異,後真相這個詞在政治評論中已躍為主流。」根據他們的統計,「後真相」這個詞的使用次數自去年以來增加了20倍之多。

在今年稍早之前,九月份的《經濟學人》就以「說謊的藝術」(Art of the lie)為題,深入探討了「後真相政治」並提出了憂慮。事實上,這個現象不僅僅出現在英國和美國。

波蘭政府官員曾經大膽斷言,死於飛機墜毀的前總統是被俄國暗殺的;土耳其政客也聲稱,近期失敗的政變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下令的;在2014年的台灣,當時支持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的國民黨立委曾在政論節目上質疑對手陣營,她指出,曾任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台大醫學院教授,身為外科重症醫學權威的柯文哲竟然「不會開刀」。從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看出,「真理越辯越盲」的情況並非僅限於少數區域,儼然已是一場全球性的風潮。

然而,權威事實的衰敗其來有自,現代社會的「事實」早已供過於求,甚至是可經過操弄的。

比如,若將民意調查視為一種事實,但這種事實卻可能各自有著截然不同的抽樣方法、不同的問題及提問方式,最後呈現出來的數字和可信度都各不相同。另一方面,過往的「權威報告」告訴我們施打疫苗可能引發自閉症,縱使後來研究論文被期刊撤下,多年來醫學機構不斷努力澄清這個迷思,但至今仍有許多人深信不疑。

不只如此,先前的「專家研究」強調糖份不比脂肪危險,讓脂肪單獨承受心血管疾病罵名,直到近年才被爆出製糖業收買科學家寫出偏頗的評論及報告。

又或者,當測量或數字被視為「真相」,財團就可以對測試數據或財務報表進行操作,建構出一種「看起來」的真實,福士(Volkswagen)謊報排氣數據和東芝(Toshiba)作假帳則是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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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東芝高層在記者會上為假帳醜聞道歉。

而當事實屢被顛覆,「真實」的價值在許多人的心中瓦解,把情感置於事實之上似乎也不怎麼令人驚訝。

過去幾十年來心理學研究早已反覆證明,即便錯誤說法經過修正,其在人腦中的影響也可以是持續性的,更何況是政治這個有足夠因素使人狂熱、失去理性的場域。

在政治學界對選舉投票的分析中,「政黨傾向」或「意識形態」歷來都是左右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而政黨傾向本身就是一種「感覺」而非「事實」,畢竟政黨傾向大多是受到受到家庭、教育、職業等社會化過程影響,選民大多先選擇自己愛好的政黨和團體,把政黨的說法當作自己的觀點,然後才去選擇「證據」(特定立場媒體、網路謠言)支持自己的看法,並無視反對己見的內容(縱使其可信度較高)。

所以,事實查核對選民來說重要嗎?

此次美國大選的結果至少給了我們一個方向來思考這個問題。曾拿過普立茲獎的美國權威政治事實查核網站「PolitiFact 」發現,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有70%的言論屬於「大部分不實」、「完全不實」和「胡說八道」,然而,這對於他入主白宮之路的影響並不太大。

但這個結果並非告訴我們選民都是白癡,事實上,特朗普的許多言論(或謊言)都相當高明,完全符合某些心理學中「謠言傳播」的法則

首先,特朗普的謊言十分具有煽動力,比如在談及移民議題時,特朗普就會將移民與美國人的失業問題掛鉤,甚至將全體穆斯林與恐怖攻擊連結,成功地引發集體焦慮,讓演說變得極度情緒化並具有強大的感染力。

再者,特朗普的言論給外界的印象就是「狂」,而能讓人驚訝又可鞏固既有偏見的言論十分容易讓人深信不疑,因此以美墨邊境蓋長城阻擋非法移民這種天方夜譚來獲得廣大支持的能力,正是特朗普最後得以致勝的關鍵—他掌握了選民的心理。

不過,若是在謊言被拆穿的情況下,這些謊言還能站得住腳嗎?是的,它可以。

若進一步探究心理學理論,人們普遍存在「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直覺傾向接受所得訊息,而不會費力辨別其真偽。

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學者尼漢(Brendan Nyhan)和雷伊弗勒(Jason Reifler)甚至發現,當人們遇上與自身信念牴觸的觀點、證據或遭到糾正時,他們可能會選擇忽略或腦羞地反駁,這說明了政治事實的檢驗為何反而可能會進一步鞏固成見,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

然而,若是謊言這麼的堅不可摧,那我們還可以對事實查證或政治抱持任何希望嗎?

今年夏天由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波特(Ethan Porter)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伍德(Thomas Wood)兩位學者在美國政治學會發表的新研究指出,「逆火效應」可能只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波特和伍德發現,在多個關於政治不同主題的事實檢驗中,只有一個出現逆火效應,他們得出結論:公民仍會注重事實,即使某些資訊挑戰了他們的黨派和意識形態。

他們向受訪者分別呈現政治人物某些錯誤的說詞及其改正版,並針對36個不同主題中的8100個項目進行調查,受訪者也會被問及他們的政治信念,讓研究者可以控制因政治光譜所產生的影響。

受訪者被問的問題多半是會引起強烈政治主張的問題,比如墮胎、槍枝管制及非法移民等,最後他們發現,只有一種情況能夠觸發逆火效應,那就是「2003年是否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個問題,保守派人士縱使在被告知伊拉克「並沒有」毀滅性武器後,仍然更傾向相信伊拉克有毀滅性武器,這點與先前尼漢和雷伊弗勒的研究結果雷同,不過,波特與伍德指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改變問題的問法也可以成功消除逆火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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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Elusive Backfire Effect: Mass Attitudes' Steadfast Factual Adherence(Wood, Porter - August 5 2016)

上圖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了波特與伍德的研究發現。

每個小圖都代表一個政客曾經講過的錯誤訊息,在單個圖表中,粗線代表受訪者在政治光譜上對於該語句的平均信念水平。上方的粗線反映了接觸到未經過改正之假訊息的實驗參與者信念,而底部的粗線則代表暴露於錯誤訊息和改正後的參與者信念,兩條粗線之間的間隙越大,就表示事實改正越有效。

波特與伍德認為,美國選民知道哪些事實是與他們的政治利益相融合,一旦與另一方陣營的主張相矛盾時,人們更願意採信被糾正後的事實。縱使如此,在針對上千個主題進行研究後,他們並沒有找到一致的證據來證明逆火效應,總體來說,整個政治場域的人都樂於採取行動,選民的確會根據政治信仰抗拒某些事實糾正,但並非完全不受影響。

波特表示:「人們諷刺當代的共識是對事實的抵制,我們生活在一個經驗主張沒有用的『後真相世界』,另一方面,我們的研究也並不是要把美國人看作是完美無缺的理性機器,事實上,根據我們的發現,人們仍然維持他們的政治信念,只是整個情況並沒有那麼令人絕望。」

不過,波特與伍德的研究雖然發現人們會接受新的訊息,但並沒有證據顯示這必定會影響他們的最終的政治態度或決定,如同這次特朗普的勝選一般。

投票心理與行為涉及極為複雜、大規模的計算與調查,這仍有待後人繼續研究,可喜的是,近期Google和Facebook兩大平台都宣示加強打擊假新聞,Google表示會更新廣告服務條款,禁止假新聞網站使用AdSense服務以減少其收入,從根源打擊假新聞。Facebook同樣更新了其廣告服務政策,強調將禁止廣告在含誤導或非法內容的網站上顯示。

在後真相的時代,事實與查證反而更顯得重要,利用更多元的方式提供正確的訊息,在大眾情緒與真相的維度之間持續拉扯施力,正是當代媒體與科技業重要的使命,這會是左右我們這一代人及整個世界未來走向的關鍵。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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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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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彥在研究所時期曾經前往紐西蘭留學,這段經歷讓他徹底體驗到生活才是創作的靈魂。很多時候,當下的感受或許不夠明確,甚至自己也理不清那些無以名狀的情緒和想法。但是隨著時間過去,這些曾經的經歷都變成養分,默默地滋養創作的內容和能量。許智彥那些動人的影像作品,多半是他在生活中默默觀察的累積,所以深刻,所以打動人心,一點一滴將他推向導演的位置。在《誰先愛上他的》之後,2019年推出首部VR電影《舊家》,入圍第77屆威尼斯影展VR非競賽單元、2020年翠貝卡電影節沉浸式作品單元中的Cinema 360項目,以及2020年韓國富川國際奇幻XR單元。2021年和知名編劇徐譽庭合作,推出雙導演電影作品《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每一部作品,都有著他獨有的溫暖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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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細膩悠長的余佳倫,以非傳統音樂科班出身的身份,進入了美國頂尖的柏克萊音樂學院,以音樂製作與錄音工程主修畢業,留美期間曾獲最佳國際學生、最傑出音樂家等獎項。回憶那段留學生生活,從同學到師長,身邊環繞著的都是頂尖人才,興奮、刺激,幾乎令人目眩神迷。「那時的創作很驚人,隨便到任何一個琴房敲門,都可以找到某個樂器的高手來跟你合作。」「所以回到台灣後,我一直很喜歡和不同的創作者合作,享受彼此激盪的過程和結果。」他在2015年擔任《玩弦四度》樂團台灣首張爵士弦樂四重奏專輯的製作人,榮獲第26屆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最佳專輯錄音、最佳專輯及最佳作曲提名,並一舉奪下第六屆金音創作獎之最佳爵士專輯獎。隔年製作的《Semifusa》同名專輯,入圍第27屆金曲獎三大獎項。自2019年起,連續四年入圍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人」,並以《不開燈俱樂部》拿下第30屆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人大獎。近年開始參與電影《紅衣小女孩》、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等錄音製作,是新一代備受注目的音樂製作人。

作為這個世代頂尖的創作者,筆電是絕不能少的工具之一,讓他們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能自由工作,零時差記錄任何靈光閃現的內容,更別提在疫情的衝擊下,和所有合作夥伴保持順暢的溝通,交換工作成果。

最挑剔的眼睛和耳朵,也無法抗拒的絕佳使用體驗

強大的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正好符合兩位金獎創作者在工作上的種種需求。「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的螢幕真的很棒,畫質清晰而且顏色準。」這次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所選擇的OLED螢幕,具備同級產品中最佳色域,顯色能力可達100% DCI-P3廣色域,比一般LCD的可顯色範圍還要超過33%以上。OLED還有一個對影像工作者來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在播放較黑的畫面時,可以更多層次的展現細節,看起來更加清晰。OLED的反應也比一般LCD螢幕快,在畫面內容高速移動的時候,比較不會有殘影的感覺。以上特色,對最在乎影像細節的導演來說,是相當重要而且實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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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螢幕的觸控功能也是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的一大特色,靈活、精準而且觸感絕佳,余佳倫特別大力推薦:「以前我要用滑鼠拉一些效果鍵,其實很痛苦,現在不用另外接平板就可以做到,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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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聲音我也很喜歡,有層次但是不會突兀,聽起來很輕鬆。」對導演來說,影片中的各種聲音,包括音效、配樂的搭配等,和視覺呈現同樣重要。許智彥很喜歡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的清晰音質,有時候甚至不需要特別接耳機,也可以聽清楚影片中的聲音細節。

既然說到了聲音,當然也要來聽聽專業音樂人余佳倫的意見。耳朵最挑剔的他表示:「沒有辦法不佩服這六顆無失真音效的喇叭。」華碩電腦搭載世界一流音響製造工業頂級品牌Harman Kardon的認證喇叭幾乎已成標配,在1953年創立Harman Kardon的Dr. Sidney Harman與Bernard Kardon,本身熱愛音樂與藝術之美,對音質的表現有十分嚴苛的標準。這次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使用了六顆Harman Kardon認證喇叭,搭配最新的Dolby Atmos®環繞音效,在音樂播放時展現低音沈穩、中音清晰、高音爽朗的效果,專業使用上也毫不遜色。讓對音質有十分嚴苛標準的余佳倫,對此聲音表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這次體驗的過程中,許智彥和余佳倫,以及新媒體設計叁式,以靈感、探索、對話、實踐為主題,用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共同創作了多組NFT,成果如何令人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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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強大,它還很美

不只超強效能,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還獲得iF Design Award 2022、2022 Red Dot Product Design Award,設計界的兩大國際獎項肯定。許智彥特別分享了他從iOS系統轉換到Windows的感覺。因為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呈現了工藝和藝術的完美結合,從內到外都帶給使用者絕佳感受,「即使過去都是使用iOS系統,但這次轉換對我來說幾乎沒有障礙。」許智彥很真誠地表示。頂尖設計工藝,成就了一台不平凡的筆電,ASUS Zenbook Pro 16X OLED是金獎導演與音樂製作人在創作上的最佳夥伴,也是陪伴未來的你,將靈感化為現實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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