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反對「支那」，卻對China甘之如飴？

近日一股論「支那」熱，關於「支那」所涉及的學術範疇非常廣闊而有趣。好奇心使然，筆者近日亦在惡補中日關係史和帝國語言符號學。上月，練乙錚先生再論支那，表示英文"China"與日語「支那」同源，在英國五百年來其背後涵義及變化，亦與「支那」一辭在日本一模一樣，國人何以對之甘之如飴。

關於這一見解，早在1930年，日本人中國學者竹內好先生已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發表過。竹內好表示，中國人既然不能接受「支那」，那就不應該接受”China”或”the Chinese”，原因在於，「支那」與”China”同出一源。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官方始終不肯接受「中華民國」稱謂的原因，就是認為中國人沒有理由不接受「支那共和國」，因為「中華民國」的英譯”The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本就包含了“China”。（1）

當然，日本官方始終不肯接受「中華民國」稱謂似乎是有更重要的戰略原因，不過筆者不在這裡把話題扯遠。”China”與「支那」源出一語，其背後涵義及變化與日語「支那」的而且確是非常相似。據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席教授劉禾在《帝國的話語政治》一書所指，"China"的命名，特別在19世紀，就有可以傳教、侵略和征服的意味；而”the Chinese”的稱呼，亦有將當時的中國人與白種人和其他種族的身份區分起來的意思。（2）對此負面的指涉意義，當時清朝是否真的如練先生所言「甘之如飴」呢？

中國人對「支那」感到歧視是始於甲午戰爭之後，而對於”China”，練先生表示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的1837年開始，”China”一辭的輕蔑程度尤甚。按道理，當時中國人很可能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體會到”China”輕蔑加深的情況。就此，晚生以1870年作切入點，透過符號學對語言的表意功能找出語源語義演變軌跡也難以窺見的帝國話語符號真象。首先，我們在當時與洋人最接近的清朝外交家張德彝先生身上，嘗試找找他可曾感到輕蔑或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

張德彝與歧視語

關於張德彝，先說一點輕鬆迭事。

張德彝受訓於北京同文館，操流利英語。話說早期張德彝在法國時，便見到世紀發明 – 保險套，他將之稱為「腎衣」。對於西方的這種新事物，張德彝還是受制於儒家思想無法接受，並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猛烈批評。後來，在1871年的某一天，有位名鄭延的法國人前來拜訪張德彝，此人明知故問：

久聞貴國人民呼泰西人日『桂子』，不知何所云然，方祈明示。（註：「桂子」即「鬼子」）

張德彝明知所以，於是胡亂搪塞。他說「桂子」出自兩千年西域的一個地名「龜茲」。漢代使者當年最早從那裡引進了葡萄，但隨著時代變遷，「龜茲」的發音以訛傳訛便讀成了「桂子」。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張德彝接著反問法國人：（3）

盖惟聞東方有中華、日本之名，而未嘗明辨其服色也。是西人見華人之呼以『日本』，與華人見西人呼之以『龜茲』之義同也。若又謂於今數十年來，人民既知有英、法、德、俄、之分，何不改『龜茲』而以本名呼之？是又與西之不改呼『華人』之同義同也。按彼此立約通商數十年來，西人既知中國曰大清，曰中華，何仍以『齋那』、『吉那』、『什音』、『芝那』、『吉塔』等名呼之？且中國有自古迄今四千餘年，從無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註：當時法國人稱呼中國為”Chine”）

對於外國人對中國稱謂，表面上兩人針鋒相對的是在圍繞歧視問題。然而，作為同文館首屆十名學員之一，外交家張德彝對”China”一詞，似乎有比歧視語更深層的憂慮。

“China”衍指符號對象的缺失與知識份子

「中國」一詞在漢語古藉中時常出現，其意可以說是一個文明體系或領域的概念，但卻並非為國家名稱，例如明朝或清朝會自稱為「大明國」和「大清國」。因此如以英語翻譯「中國」這一詞，那”Central States”或”Central Kingdom”，甚至英國"Middle Kingdom“的英譯較為接近「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上述各詞組意譯了「中」並同時突出了「外」的華夷之辨宇宙論。不過，"China"的翻譯卻只有指涉「中國」中的領域部分，但當中文明和主權的指涉對象不但與「中國」毫不對應，甚至連其所指（signified）也不是「中國」。然而，我們先要在這裡先弄清一個概念：何謂衍指符號？

劉教授表示，在符號學來說，衍指符號是異質文化之間產生的意義鏈，它同時跨越兩種或以上語言的語義。當這種語義在語言A的詞語中出現，它同時又將該詞的意義指向語言B。以"China"為例，"China"透過轉喻翻譯出來，本來就應該將語義指向「中國」的概念，即以「中國」衍指符號的意義為先。然而實際上，"China"切割了「中」即華夷之辨之義，造成衍指對象缺失，並成為世界廣泛使用「對應」「中國」的詞語。而當再看仔細一點，作為主場的「中國」所擕帶的政治涵意，就是極濃的主權在我意識。"China"對中國的衍指對象不存在，那就是說，"China"的用者是在否定中國主權的同時，亦嘗試創建對"China"的主權想像。對此，黃遵憲、梁啟超、章太炎等晚清知識分子，跟張德彝一樣顯得焦憂不安。

黃遵憲在1898年曾寫道，「考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西北各藩稱曰漢，東南諸島稱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不足以概歷代也。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並非我國本有之名也。」

梁啟超也同樣認為，「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梁啟超比較傾向使用「中國」作國家名稱，不過章太炎認為日本和印度對中國的領土範圍理解與中國不一，容易產生混淆但盡管如此，似乎總好過以他國的重譯來作國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