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殺的學生,告訴我們台灣的教育標籤化從未消逝

一個自殺的學生,告訴我們台灣的教育標籤化從未消逝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必須沉痛地坦承:自始至終,我們都未曾真正的讓標籤化的教育掃進歷史的灰燼。我們依舊讓標籤化存在於這個體制,並且讓它用無形的力量摧殘與扼殺每一個受教者。

文:許家瑋

十多年來,台灣推動一連串的教改與思想的改革,我們總盼望給下一代更多元的成長空間,希望這個社會,能夠因為民主機制不停地反思,而變得更好。但是,這些改革真的成功了嗎?很多人在反思這個問題,也有許多在改革中產生的「制度」成了被檢討的指標,彷彿一切只要檢討了制度,這些改革就沒有問題了。但是,檢討到最後,我們是否發現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人大多數的思想,並沒有跟著制度大幅度地變動而改變──其中,教育被標籤化這點,始終沒有改變。

這個月,一個令人遺憾的新聞又出現了──新生跳樓自殺。新生跳樓自殺這件事,不分年代、不分學校等級、不分學制,都是十分常見的校園事件,原因當然有許多種─感情、家庭、人際、課業、霸凌⋯⋯無論是哪種原因,那都該是悲劇,而不是一件值得話家常的事件。然而,在台灣卻因學校的等級,而會有不一樣的解釋。

以不久前育達商職學生跳樓身亡的案例來說,這個案例姑且不談死者選擇輕生的原因為何,就網路上的留言上,看到許多「學店生玻璃心碎囉」、「唸學店浪費國家資源,死好」⋯⋯諸如此類抨擊學校程度的言論,重點彷彿不是輕生的人為何輕生、年輕生命的殞落,而是只在於輕生者的學校程度,是否足以讓國家替這位輕生者惋惜。

一個國家社會看到年輕生命的殞落,卻出現那樣的發言,當然是病態的。但在譴責這樣病態的人、社會之前,我想先將時間倒回幾年前,補教名師呂捷一個類似失言的笑話:「一個芭樂大學學生和台大學生出車禍,意義是不一樣的。芭樂大學學生出車禍了,標題是:大學生飆車,慘死輪下。人都還沒死耶!但台大學生如果出車禍,不幸身亡了,標題會是:國家棟樑殞落。」這是一個不妥的笑話,但卻是這個社會本身最該被檢討、最病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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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redit: Shih Yuan截自PTT
PTT相關新聞下的推文截圖。

話又說回來,育達商職的學生輕生,與台大的學生輕生,有什麼不一樣呢?就《世界人權宣言》來說,人的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而從教育的角度看,育達商職與台大之間的差別,不過就是入學分數的高低而已,而這樣的高低在教育的立場而言都是受教者,並無二致。

既然平等,那為什麼還是有那些聲音呢?筆者想起社會學中講述偏差行為的一個概念:社會過程論、標籤化。社會過程論大致的解釋是,偏差是一種定義,這樣的定義是被標籤化的結果,而標籤化即是給予一個人標籤後產生的效應。以輕生這件事情來看,依社會過程論的講法與結果,因為台大學生的學業成績是頂尖的一群,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普遍替他們貼上「資優生」的標籤,這樣的標籤使得他們的輕生「令人惋惜」;育達商職的學生在學業表現上是相對弱勢且低落的一群,基於這樣的事實,他們必須承受「學店生」這樣的標籤,且在輕生後,因為現有的標籤與事實,往往會有類似「死好」這類病態言論出現在該新聞的討論中。

好,透過上述理論我們可以得知,同樣是輕生,為何會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了。緊接著我們來談談「標籤化」這件事。關於標籤化,幾百年以來,無數個人權鬥士與人權組織以「破除標籤化」為己任,台灣政府亦時時刻刻喊著要破除標籤化與歧視的口號。但所謂的標籤化,一天都沒有消逝過。

以教育這領域來說,標籤化好嗎?標籤化當然不好。標籤化下的教育,資優生有資優生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可能使人崩潰、走偏;「學店生」有其應承受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可能使原先溫和、守法的人自我否定,進而毀滅。因為我們有了這樣的領悟,所以我們喊出了一連串的教改與思想改革。但到了2016年的今日,我們必須沉痛地坦承:自始至終,我們都未曾真正讓標籤化的教育被掃進歷史的灰燼。我們依舊讓標籤化存在於這個體制,並且讓它用無形的力量摧殘與扼殺每一個受教者。

本文經新公民議會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