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越管越多的時代到了盡頭,第四次國家革命的時刻已經來臨

政府越管越多的時代到了盡頭,第四次國家革命的時刻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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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政府即將改變,革命已經迫在眉睫。一方面是受到資源逐漸耗竭所驅使,一方面是由民族國家間重啟競爭的邏輯所致,一方面則因為這是一個可以把事情做到更好的機會。這個對政府進行的第四次革命將會改變世界。

文:約翰.米克斯威特(John Micklethwaite)、亞德里安.伍爾得禮奇(Adrian Wooldridge)

利維坦及其不滿

世界各地的聰明政客與官員,南自聖地牙哥北到斯德哥爾摩,都在四處尋找想法。理由很簡單:下一個十年他們所面臨的最大政治挑戰將是如何修正政府。在《聯邦論》一書中,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敦促他的美國同胞決定一件事:「由人組成的社會是否真有能力憑藉反思與抉擇來建立良好的政府,或者,是否他們注定永遠仰賴意外事件與暴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體制。」他這番話在今天也同樣為真。能夠建立良好政府的國家,將很有機會給國民提供一個夠水平的生活。無法建立良好政府的國家,則將陷入衰敗與失能,就像中國從前經歷過的那樣。

政府即將改變,革命已經迫在眉睫。一方面是受到資源逐漸耗竭所驅使,一方面是由民族國家間重啟競爭的邏輯所致,一方面則因為這是一個可以把事情做到更好的機會。這個對政府進行的第四次革命將會改變世界。

為什麼說是第四次革命?主要是提醒我們,政府的改變可以非常劇烈。我們在西方的大多數人都只認識一種模式:這個從二戰結束以來直到現在都主宰我們的、不斷擴張的民主政府。然而,在二戰之前的歷史是很不一樣的。事實上,歐洲與美國之所以一路興盛,關鍵正是不斷改變:西方政府一直都忙於進行改善。回顧從前,其他人也許能辨識出十幾個小革命,比如英國的湯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在都鐸時期的「政府革命」,或德國十九世紀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退休金改革。在這本書裡我們的說法比較簡單:我們主張西方政府在近代經歷過三次半重大的革命。

第一次發生在十七世紀,當時歐洲的王侯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開始領先世界其餘地區。在一六四○年代,當一位名叫湯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中年保王派於逃亡途中以英國內戰為背景做出他對國家的解剖分析時,那時的人們很有理由相信未來將是屬於中國或土耳其的天下。霍布斯相信,面對人類的惡毒與殘暴以及人生的短暫,建立國家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於是他決定用一個聖經中的怪獸來稱呼它:「利維坦」(Leviathan)。

結果這隻怪獸是多麼成功啊!在歐洲的怪獸們彼此競爭的網絡中,催生了一套不斷改善的政府體系:各個民族國家先是成為貿易帝國,然後再變成有企業精神的自由民主體制。這些為了政治與經濟卓越所做的爭鬥常常是血腥與混亂的,比如英國幾乎對西歐的每一個國家都宣戰過,但是這種爭鬥也確保了西方能領先世界其餘地區。

第二次革命發生在十八世紀晚期與十九世紀。開端是美國與法國的革命,最終擴散到整個歐洲:自由派的改革者把皇家恩庇網絡,當時英國人稱之為「舊腐敗」(Old Corruption),改換成更依據英才政治原則也更向人民負責的政府體制。我們把焦點放在這場革命的英國版,一部分是因為另外兩個更著名的現象談起來比較容易失焦:法國大革命惡化成一場血洗屠殺;美國革命則有一個特殊的優點,需要對一個大陸級的國土發揮影響。另一部分則是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的革命似乎與今日比較相關。

英國的自由派人士接下一個年久失修的體制,藉由重視效率與自由,從內部進行改革。他們「偷竊」了中國以考試任用公務人員的辦法,抨擊任用親信的作法,開放市場,並且限制政府破壞自由的權利。他們以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為首,所提出的「守夜人國家」更小也更有能力。即便英國人口從一八一六到一八四六年成長了將近50%,而且這些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家改善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包括設置了近代第一支警力),政府所徵收的稅額仍然從八千萬英鎊降到六千萬英鎊。較晚的改革者比如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也還是一直想辦法「省下蠟燭頭與乳酪屑,以增進國人的福祉」。

然而就像時常發生的那樣,一個革命會引發另一個革命。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自由主義開始質問他們小政府思想的根源:彌爾跟他的追隨者心想,對一個沒有受過教育、沒有醫療照護的工人來說,「政治」自由有什麼意義?而如果這樣一個人(以及最終說來這樣一個女人)值得享有投票權,而且自由主義無論如何也必須認同這一點,那麼廣泛且大規模的國民教育就有其必要。如果各國政府是處在彼此競爭之中——當時正值俾斯麥把普魯士打造成一個強國,於是英國人逐漸採取了這個觀點——那麼給予工人最好教育的國家就會勝出。

就這樣,為每一個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也被納入與利維坦訂定的契約之中。這為共產主義的偏差鋪平了道路,也為第三次重大革命開啟了大門:現代福利國家的發明。這個福利國家後來發展到一個地步,跟創始者碧亞翠斯.韋伯(Beatrice Webb)與希德尼.韋伯(Sidney Webb)夫婦的構想很不一樣了;但這就是今天我們西方人勉強奉行的制度。

在西歐與美國,這套制度從二次世界大戰起就沒有遭受過挑戰,除了一九八○年代,當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與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因為受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啟發,短暫地遏制了政府的擴張,並且將經濟的關鍵部門予以私有化。我們把這部分稱為半個革命,因為這個革命雖然類似於第二次「自由主義」革命的某些創始理念,但是最後卻沒能做出任何事情來扭轉政府繼續擴大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