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護家盟不接受?——同婚、存有危機與當代的家

為什麼護家盟不接受?——同婚、存有危機與當代的家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承認同性婚姻與家庭是和我們一樣的存在樣態時,對於被困在「幸福的核心家庭」拜物教的人而言,便具有解放「角色自我」的「另類」可能,亦即,人做為自由主體與倫理主體的意義。

文:鄭瑋寧

文長,慎入。

聽說人類學學生被問到:「為何人類學未在這次的婚姻平權議題上,有所表示?」我不清楚所謂的「未有所表示」,是指台灣的人類學界沒有像2004年美國人類學會發表聲明?或是指對婚姻平權做為多元成家議題之一,未曾進行討論?又或是,人類學家尚未針對第二代護家盟的論述,立即反駁?

就第一層次而言,2004年美國人類學會的聲明,即是我做為親屬研究人類學家的基本立場,支持同婚更是我個人的政治信念(當然,我無意代表那些宗教理由反對同婚的人類學家,遑論代表台灣人類學學會)。

該聲明主張,百年來人類學對不同時空下的社會文化之研究,並不支持「文明及可長可久的社會秩序只能仰賴異性婚姻制度」的看法;相反地,人類學發現多元與多種樣態的婚姻安排與家庭,其中包括同性伴侶關係建立的家庭,對穩定與更人性的社會均有所貢獻,因此強烈反對婚姻僅限異性的修憲提案。

若是第二層而言,請容許我在此提醒各位:兩年前的〈家的所在、不在與無所不在〉芭樂文、清華主辦之新時代論壇《家,一場思辨之旅》的電子書以及《21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一書的出版,正是從各個層面與不同視角,對多元成家與台灣不同地方社會的家的多元構成與多重樣態,進行深入討論與細緻回應。

特別是黃應貴先生從人類歷史社會整體圖像,清楚地論證家是歷史的產物。我除了主張人類學家應如實勾繪當代個人對於個人、親密關係與「家」的多元實踐以反思並重構人類學知識,更以台東魯凱聚落為例,探究家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經歷的歷史轉變。

指出個人做為情感主體如何主導當代的家庭樣態(可以容許家人以異質方式與伴侶結合、四處飄移或同居、同性伴侶、人與毛小孩),以及當代的家做為存有空間以提供個人能得享情感安適的意義。

至於第三層次,《家,一場思辨之旅》的部分內容已針對初代護家盟的論述,一一反駁。我今天將盡可能保持同理,試圖去分析「護家盟的不接受」所涉及的「自我」與主體之性質?那些看似沒有邏輯亦無論證可言的拼湊與滑坡謬誤,究竟在恐懼什麼?

從邏輯與法律上,反同婚的一方一直無法被修法無損自身權益的論述所說服,既不接受各學科以嚴謹研究成果來證明同性戀與同性伴侶家庭並不會造成教育問題;對於臉友們輕易拆解的婚姻平權等同於關性解放與亂倫的滑坡謬誤,似乎也默認(至少尚未看到提出合乎邏輯的論述);當然也無視於同性家庭讓小孩承受被歧視風險,是源自社會普遍存在的歧視傾向。

宗教界(如陳思豪牧師王增勇教授釋昭慧法師)從各自信仰的立場與邏輯來論證或說明教徒接受同志與同志婚姻的言論,甚至,同志被賤斥的傷痕與血淚的生命史圖像更讓聽者於心不忍而一同悲鳴。對於這些,反同婚者的不為所動總讓人困惑:身為一個人,怎能對他人的生命處境,如此鐵石心腸?

我認為,歧視與隔離異常背後的恐懼,才是反對同婚者說不出口的理由。這些恐懼有來自異性戀家庭習以為常的文化分類範疇與邏輯(往往摻入了基督教神學語彙)、有來自對於當代家庭因為個人做為情感慾望主體的有效運作而崩解(這是異性戀自己搞出來的)、還有父系繼嗣家庭意識形態的既得利益者,對當代社會承認同性戀存在以及女權運動思潮的影響,導致個人主義高漲,所採取的一種新保守主義反撲。

如果研究者不能揭露反同婚者說不出口的恐懼背後更根本的原因,支持者與反對者將繼續雞同鴨講,社會內部持續分化,將讓我們不知該如何與另一方一起共同生活?(這也是Touraine在研究當代社會運動時點出所有人正在面對的艱難課題)。


進入分析第二代護家盟前,讓我先簡要整理人類學家對初代護家盟與多元成家議題的分析與討論。

林開世(2014)在「新時代論壇」中針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當代國家應保障非典型的伴侶與家屬」這個論題,提出以下看法。首先,婚姻需要國家批准與登記,是現代國家為了人口素質與財產權,而採取的介入手段。在此條件下(即不打算抗拒國家介入或改變國家介入方式),爭辯同性婚姻的焦點在婚姻形式為何,而非實質內容。

就婚姻做為一種公民權利的意義而言,爭辯同性戀是否夠資格,根本就不該成為問題,除非有人認為同性戀無法相愛並成立親密關係,否則無論個人立場如何,「資格」不應成為問題,換句話說,討論同性戀是否道德腐敗或高尚,無法促成理性討論。

此外,同性戀是否值得財產權民事權利不應成為問題,除非台灣打算師法某些極權國家將同性戀非法化,以系統地消滅同性戀者。在法律上討論同性婚姻,不應涉入宗教教義,除了各宗教內部對教義詮釋的歧異,爭辯婚姻的宗教性質只在同信仰者中才有意義,宗教教義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中應受限制。

反方以信仰教義與高度道德化的論述看似鞏固內部團結,更重要的是,若宗教內部的倫理基礎無法在公共領域被檢驗,將淪為教條,喪失與現實的關聯。若爭辯時引入道德、信仰甚至公共領域之外的暴力性語言,無助於理性討論。基於前述理由,林開世認為爭辯的焦點是:同性婚姻的社會文化意義是什麼?它的社會效果如何評估?

林開世接著指出,反同性婚姻的論述混淆了不同意義領域的問題,動用情緒性修辭與末世論圖像,淪為攻擊與指控。他以保持尊重與同情的態度從反方的角度提出真誠的反對理由,透過真正的對話,讓正反雙方認真考慮各種立場的社會意義與經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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