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護家盟不接受?——同婚、存有危機與當代的家

為什麼護家盟不接受?——同婚、存有危機與當代的家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承認同性婚姻與家庭是和我們一樣的存在樣態時,對於被困在「幸福的核心家庭」拜物教的人而言,便具有解放「角色自我」的「另類」可能,亦即,人做為自由主體與倫理主體的意義。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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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瑋寧

文長,慎入。

聽說人類學學生被問到:「為何人類學未在這次的婚姻平權議題上,有所表示?」我不清楚所謂的「未有所表示」,是指台灣的人類學界沒有像2004年美國人類學會發表聲明?或是指對婚姻平權做為多元成家議題之一,未曾進行討論?又或是,人類學家尚未針對第二代護家盟的論述,立即反駁?

就第一層次而言,2004年美國人類學會的聲明,即是我做為親屬研究人類學家的基本立場,支持同婚更是我個人的政治信念(當然,我無意代表那些宗教理由反對同婚的人類學家,遑論代表台灣人類學學會)。

該聲明主張,百年來人類學對不同時空下的社會文化之研究,並不支持「文明及可長可久的社會秩序只能仰賴異性婚姻制度」的看法;相反地,人類學發現多元與多種樣態的婚姻安排與家庭,其中包括同性伴侶關係建立的家庭,對穩定與更人性的社會均有所貢獻,因此強烈反對婚姻僅限異性的修憲提案。

若是第二層而言,請容許我在此提醒各位:兩年前的〈家的所在、不在與無所不在〉芭樂文、清華主辦之新時代論壇《家,一場思辨之旅》的電子書以及《21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一書的出版,正是從各個層面與不同視角,對多元成家與台灣不同地方社會的家的多元構成與多重樣態,進行深入討論與細緻回應。

特別是黃應貴先生從人類歷史社會整體圖像,清楚地論證家是歷史的產物。我除了主張人類學家應如實勾繪當代個人對於個人、親密關係與「家」的多元實踐以反思並重構人類學知識,更以台東魯凱聚落為例,探究家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經歷的歷史轉變。

指出個人做為情感主體如何主導當代的家庭樣態(可以容許家人以異質方式與伴侶結合、四處飄移或同居、同性伴侶、人與毛小孩),以及當代的家做為存有空間以提供個人能得享情感安適的意義。

至於第三層次,《家,一場思辨之旅》的部分內容已針對初代護家盟的論述,一一反駁。我今天將盡可能保持同理,試圖去分析「護家盟的不接受」所涉及的「自我」與主體之性質?那些看似沒有邏輯亦無論證可言的拼湊與滑坡謬誤,究竟在恐懼什麼?

從邏輯與法律上,反同婚的一方一直無法被修法無損自身權益的論述所說服,既不接受各學科以嚴謹研究成果來證明同性戀與同性伴侶家庭並不會造成教育問題;對於臉友們輕易拆解的婚姻平權等同於關性解放與亂倫的滑坡謬誤,似乎也默認(至少尚未看到提出合乎邏輯的論述);當然也無視於同性家庭讓小孩承受被歧視風險,是源自社會普遍存在的歧視傾向。

宗教界(如陳思豪牧師王增勇教授釋昭慧法師)從各自信仰的立場與邏輯來論證或說明教徒接受同志與同志婚姻的言論,甚至,同志被賤斥的傷痕與血淚的生命史圖像更讓聽者於心不忍而一同悲鳴。對於這些,反同婚者的不為所動總讓人困惑:身為一個人,怎能對他人的生命處境,如此鐵石心腸?

我認為,歧視與隔離異常背後的恐懼,才是反對同婚者說不出口的理由。這些恐懼有來自異性戀家庭習以為常的文化分類範疇與邏輯(往往摻入了基督教神學語彙)、有來自對於當代家庭因為個人做為情感慾望主體的有效運作而崩解(這是異性戀自己搞出來的)、還有父系繼嗣家庭意識形態的既得利益者,對當代社會承認同性戀存在以及女權運動思潮的影響,導致個人主義高漲,所採取的一種新保守主義反撲。

如果研究者不能揭露反同婚者說不出口的恐懼背後更根本的原因,支持者與反對者將繼續雞同鴨講,社會內部持續分化,將讓我們不知該如何與另一方一起共同生活?(這也是Touraine在研究當代社會運動時點出所有人正在面對的艱難課題)。


進入分析第二代護家盟前,讓我先簡要整理人類學家對初代護家盟與多元成家議題的分析與討論。

林開世(2014)在「新時代論壇」中針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當代國家應保障非典型的伴侶與家屬」這個論題,提出以下看法。首先,婚姻需要國家批准與登記,是現代國家為了人口素質與財產權,而採取的介入手段。在此條件下(即不打算抗拒國家介入或改變國家介入方式),爭辯同性婚姻的焦點在婚姻形式為何,而非實質內容。

就婚姻做為一種公民權利的意義而言,爭辯同性戀是否夠資格,根本就不該成為問題,除非有人認為同性戀無法相愛並成立親密關係,否則無論個人立場如何,「資格」不應成為問題,換句話說,討論同性戀是否道德腐敗或高尚,無法促成理性討論。

此外,同性戀是否值得財產權民事權利不應成為問題,除非台灣打算師法某些極權國家將同性戀非法化,以系統地消滅同性戀者。在法律上討論同性婚姻,不應涉入宗教教義,除了各宗教內部對教義詮釋的歧異,爭辯婚姻的宗教性質只在同信仰者中才有意義,宗教教義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中應受限制。

反方以信仰教義與高度道德化的論述看似鞏固內部團結,更重要的是,若宗教內部的倫理基礎無法在公共領域被檢驗,將淪為教條,喪失與現實的關聯。若爭辯時引入道德、信仰甚至公共領域之外的暴力性語言,無助於理性討論。基於前述理由,林開世認為爭辯的焦點是:同性婚姻的社會文化意義是什麼?它的社會效果如何評估?

林開世接著指出,反同性婚姻的論述混淆了不同意義領域的問題,動用情緒性修辭與末世論圖像,淪為攻擊與指控。他以保持尊重與同情的態度從反方的角度提出真誠的反對理由,透過真正的對話,讓正反雙方認真考慮各種立場的社會意義與經驗基礎。

第一、以定義性的論述(強調一夫一妻才構成婚姻,加以男女有各自心理趨向,由此所形成的家庭是最自然的形式),做為質疑同性婚姻的武器,看似有力,卻犯了循環論證的問題,也違背了市民社會人群交往的規範。這類論述未能產生可供檢驗的論證,是最糟糕的對話形式。

第二、以生育能力做為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述基礎,無法證明性、婚姻與生育三者間的必然關聯性,甚至以男女天生有別的假定,再尋找合乎二元對立的相關變數,置入前述框架中。這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循環論證,頂多只能說明差異的存在,但社會文化安排差距的方式,絕非基於生理性別而「自然」(引號為原作者所加)產生。

事實上,在世界民族誌中,一夫一妻只是人類社會中眾多婚姻安排的一種,男女之別不會「自然」造成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生育可以延伸其他論點,例如同性婚姻可能造成生育率下降、性關係更混亂、離婚率提高等。當然,這些論點必須經過歷史與社會經驗的檢驗,目前為止所知的資料,均無法直接證明上述社會後果是同性戀造成的。

第三,滑坡謬誤(各位都知道,這是在臉書上最容易被打臉的一種)。

第四是保守主義的論證。可再分為:

論述類型一(遵循Edmund Burke),強調傳統是許多人們生活的自然形式,若要改變傳統則需要重大理由,否則我們不應輕易改變(從Hayek而來的)。

論述類型二,係將市場式保守主義的前提(即,好的社會應有多元價值存在)延伸至婚姻制度。因此人們應該尊重正反雙方的不同意見,不應由國家來強力改變多元競爭之現狀,只需尊重少數差異,讓多元價值在自由開放的市民社會中自行解決。此一論述的問題在於:國家早已主導與塑造家與婚姻,這種以不存在的自由為論述之前提,不企圖有所作為以改變國家的介入,根本就是壓迫少數,扭曲多元價值。

至於類型一的保守主義論述看似有說服力,但過度強調傳統與既有生活方式與生命意義的關聯,終將造成社會改革(甚至革命)的不可能,因為公義(特別是關乎少數或邊緣群體)往往不為人所喜愛,加以,既得利益者可藉各種方式掩蓋異議,結果就是一個壓迫性的社會。第五,以保護孩子為由反對同性伴侶收養孩子的論述。

如果你說,前述作品善意提出了這麼多層面與細緻的討論,無法成為運動策略,不能做為情感動員的號召,未直接打臉護家盟對親屬與家的謬論,既沒受邀參加公聽會,也未參與修法,根本無法改變社會現狀,那麼,人類學親屬研究到底有何用?那還不如念____學!(自行填空)

親愛的,我不打算證明人類學親屬研究很好用,因為它不能被商品化。他對於理解當代的「效用」必須經過自我批判與重構才有可能。以親屬研究為例,某些人類學對被命名為「文化」之傳統親屬價值的莫名堅持(保守主義式論證),讓他們忽略了:

家的確會隨著自我意識、主體性與政經條件所共構的時代脈動而被重構、被改變。

被物化的「傳統」婚姻與親屬制度,將造成研究者無視發生中的現象之獨特性,遑論辨識問題癥結所在,導致了知識與研究對象相互異化。這樣的知識怎能說得上具有任何「效用」?對我而言,能夠真正貼近並如實掌握生活在當代社會紋理與時代脈動的人與人性,且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圖像中來對此加以釐清並定位的人類學知識,才可能產生足以理解並掌握當代現象的「效用」。我的分析將以此為前提展開。


首先,我認為護家盟將一夫一妻視為文化傳統與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這項前提,是完全不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謬誤。我所持理由如下。

其一:根據西歐與日本的家庭歷史學與家庭社會學研究,一夫一妻與他們的小孩構成的核心家庭,是18世紀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而出現的家庭樣態,核心家庭是提供與繁衍勞動力的基礎,以及私有財產權的單位,現代國家為了其延續而構築的生命政治工程與人性的計畫,而以浪漫愛為婚姻基礎、個人做為情感主體,有效運作的結果,終結了基督教教義與教會對社會秩序全面支配的時代。

其二:反同婚者企圖將父系繼嗣意識形態偷渡為「唯一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家庭形態的論述,或是同婚傷害「原住民傳統家庭」的說法,罔顧台灣原住民各個族群有不同的婚姻安排與家庭形式(甚至多元性別存在)的事實。這無疑是將過去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社會與家庭生活樣貌,粗暴地去歷史化。

更何況,以資本主義化之後的核心家庭,來偷渡父系繼嗣意識形態及其伴隨的利益分配,已不可撼動的文化傳統做為修辭以自我界定(這讓人誤以為護家盟要將這種家庭型態登記為無形文化資產),刻意忽略了:即使在民族國家中,婚姻安排與家庭樣態之所以轉變,與特定時代下政經的複雜糾結,和個人及情感的有效展現,密不可分(參見黃應貴2014)。

另一方面,不乏律師、法學教授與醫師等具備邏輯訓練與科學知識的護家盟提供的論述,習慣性地將親屬、國家、法律與宗教這些在現代性之下具有清楚邏輯的領域,各抽取出好用的段落(好用就好,不管脈絡),先化約那些不可化約,以表象相似的理由而任意對概念進行置換,將片段、意象與似是而非的概念,彼此嫁接、拼湊成許多充滿滑坡謬誤的突梯荒謬劇。

這些看來很類似透過Lyotard所稱的paralogy邏輯所拼湊出的「論述」,根本不敵前述以真理建立之知識的檢驗。更突兀的是,這些一點也不認為時代已經改變的人,在面對問題時竟自然而然地開始仿效後現代知識形構常用的paralogy邏輯,組合成可以被他們所用的後真理(post-truth)「知識」,其目的並非為了解決自身的存有問題,而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信仰」(或意識形態)。這些形之於(惡意)語言的歧視與恐懼。

台灣社會從不欠缺對於異於常人者、弱勢他者與種族的偏見,這些以「我群中心的正常」而對「受賤斥者」施加了污名與責難,讓他們承受了超乎一般人能忍受的苦難與折磨,甚至導致悲劇。為什麼類似事件一再重演?賤斥異他者未說出口的內心恐懼是什麼?企圖隔離什麼?他們想要保護什麼?在乎什麼?從人類生理與社會條件來人類恐懼的普遍性理論,恐怕無法釐清反對同婚者所恐懼的核心。

對我這個有一些同性戀朋友也熟知異性戀家庭的人類學家而言,護家盟那些看似毫無邏輯的論述,凸顯出他們在同性婚姻運動中面臨到「角色自我」的存有危機。弔詭地是,在當代處境中,個人的存有危機竟是因為親屬與家庭的可能崩解而起,而不是因為多重的、破碎的自我讓他們對於「我是誰?」這個問題感到焦慮。


在護家盟反對同婚的理由當中,有兩個說法是與親屬稱謂直接相關的:其一,他們辯稱,若將民法中父母與夫妻改為雙親或配偶,會讓使用爸爸或媽媽這些稱謂變成「非法」;其二,同性婚姻會造成男性的媳婦與女性的女婿,導致他們將來不知該如何稱呼小孩的同性配偶。支持同婚者立即做出懶人包,指出前者根本是在散播謠言,後者就是直接忽略性別,一律當成小孩的配偶。我好奇的是:護家盟為何要在親屬稱謂上大做文章?

我不是漢人親屬專家,也不打算搬出教科書中親屬體系來催眠大家。讓我講一個關於親屬稱謂的「童年創傷」故事。

小時候過年回奶奶家與外婆家時,從一進入親戚家門,大人就要我對著一年才見一次面的親戚,喊出正確的親屬稱謂。尤其我外婆家親戚特別多,前往各個親戚家拜年時,總有叫不完的親戚。如果我的音量不足以讓對方聽到,或是發音含糊不清(你知道,總有令人討厭的親戚),當場就被大人斥責為不懂禮貌。我只好再次提高音量,喊出正確親屬稱謂,才能獲得去屋外玩耍的許可。

現在看起來,當時在過年這種聚會場合正確地喊出親屬稱謂,讓兩個很少有往來、關係不怎麼緊密的「親戚」,象徵地確認彼此親屬關係的(受苦)儀式(當然,這也伴隨著領紅包充當過路財神的儀式)。就此,如何以正確的親屬稱謂來稱呼親戚,成為確立彼此角色與相互關係最重要的親屬實踐。

其次,以性別、輩份、年紀與直、旁系之別而建構出來的親屬稱謂體系,提供了一個人在親屬關係與家庭生活中應承擔的角色規範:父親、母親、夫、子、女等,看似外在於個人生命的親屬範疇,但在實際的生活中,各個親屬範疇都因為過往的社會集體生活的累積,內在建制了一套的行動規範與期望。對於支持同婚者的人而言,這些角色規範中有關性別與稱謂間的關係,乃至於各種親屬稱謂與角色的理想形象,必然隨著個人能動與想像,而有所改變。

但對護家盟而言,這些親屬稱謂及伴隨而來的行為規範,是他們的「角色自我」之所以存在的基礎,更是「角色自我」變得真實之依據。事實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完全按照角色規範而行動的情況屢見不鮮,對比之下,護家盟的論述明顯脫離現實,其焦慮看似庸人自擾;但對他們而言,透過婚姻而來形成的親屬稱謂與關係,承載了他們的「自我身份」。

對許多漢人家庭(包括我研究的原住民家庭)而言,結婚並成為父親或母親,是人生必要的生命選項(至今仍為真,不然我們為何在過年時得努力抵抗親戚對你是否結婚何時生小孩的關(ㄙㄠ)心(ㄖㄠˇ)?)。即使在個人主義相當普遍的當代,結婚(並成為父親或母親)這樣的生命儀禮,不再是關乎人能否成為某一聚落或地方社會中的「進入特定生命階段的社會人」,而是關乎個人以怎樣的方式來確立自我認同,儘管近年來經濟情況惡化為年輕世代在實現這項自我認同的過程中設下了障礙。

因此,當支持同婚者斷開了捆綁著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徵的鎖鏈,連帶地挑戰了親屬稱謂與性別原則相互勾連的必要性。對同婚者而言,即使親屬稱謂與特定行為規範直接連結,但是真正關鍵的是:

人願不願意去實踐該稱謂背後的行為規範,而不是某一個親屬稱謂能、且只能由某一種生理性別的人所擔任。支持同婚者這種百分之百建構論的親屬本體論,對那些習於(或幾乎不反思)親屬稱謂與角色規範的護家盟而言,威脅到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與彼此互動之參照框架的存在論安全,帶來了個人的存有危機。

更何況,依照常識,根本沒有人會以法律稱謂(以界定法律主體)當成親屬稱謂來使用,為何護家盟竟然憂慮一旦法律上以雙親與配偶來稱呼父母與夫妻這類親屬稱謂,會導致那些希望繼續使用爸爸媽媽稱謂的人,受到國家懲罰?

在我看來,他們將親屬稱謂與角色規範背後所遵循的性別分工與行為準則、甚至是理想,當成其「自我認同」的重要基礎。對他們而言,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因著情境去應變、甚至作為角色規範之外的舉止,只是暫時的例外,絲毫不影響親屬稱謂所給定的角色規範。

即使修改法律稱謂並不影響人做為法律主體的意義,護家盟卻認為同性婚姻顛覆了角色規範中,蘊含了性別身份與特定行為或期許是一體兩面,是神聖不可分割的(才會出現以保護孩子為名,直言女性無法擔任父親角色的論點),混淆了實然、應然與法律建構的真實。修改法律上的稱謂被擴大成宛如「自我的消滅」,甚至於開始想像:

若他們為了要證明「角色自我」的存在而使用目前民法上的稱謂,他們將會受到法律制裁。他們的不肯讓步,看似為了確保其才是正當的法律主體,實際上是為了解除自身的存有危機,與生活世界即將崩壞的焦慮。

做為情感—欲望主體的同志日益顯影時,護家盟越發強烈感受到「角色自我」與家庭這個「聖域」即將土崩瓦解的焦慮。事實上,同婚會阻礙異性戀者追求幸福、帶來性解放、造成亂倫、多P等「恐慌」,傳遞一個可能的訊息:

許多台灣的家庭早已搖搖欲墜,某些不願意親手終結家庭生活卻只得在破碎關係中委曲求全、或為了面子(或其他原因)苦撐的人,對同性婚姻的不理性反彈。說不定(純猜測)只是將自己的苦惱與焦慮外部化,讓支持同婚者當代罪羔羊。


我認為護家盟並未意識到:

做為情感-欲望主體的人,才是建立當代家庭的基礎。以情感及欲望為基礎的家庭的運作與延續,並不是依賴角色規範與固有價值就能自動運作,或是遇到婚姻危機就自動修復,而是有兩個願意共同生活的人一起努力地過著每一天。

另一方面,由情感-欲望主體所形成的家,自然也得冒著某一方的情愛與欲望對象轉移後,造成家的無法延續。護家盟以為,只要進入了親屬稱謂的角色規範中,幸福就能唾手可得,甚至以「幸福的核心家庭」的想像,來要求家人(我還真的認識這樣的人),更以質疑同性婚姻。

在我看來,護家盟將「自我」與思考交給了「幸福的核心家庭」這種物化的信念,放棄了人做為自由主體的可能性,亦放棄了為家的生、滅而負責的倫理主體。

至於為何我不以比較人類學的理由,例如,家庭與婚姻的安排具有文化差異,證明同性婚姻定義了另類的婚姻與家,以駁斥護家盟的婚姻與家庭觀?比起這一點,我更想討論的是:

承認同性婚姻與否,是檢視台灣社會對人性與人類存在樣態採取何種看法的試金石。若一開始就認為同性戀是另類的愛、另類的性實踐,很容易被護家盟滑坡到「同性戀是西方的產物」這種愛的偽文化相對論,輕易地將同性戀劃入非我族類(甚至再進行道德排序)。

我認為,只有在承認同性戀與異性戀是同樣人性下的個體之不同選擇時(我不是要談論法律上的「人」),討論同性婚姻這個議題是為了彰顯:

當代的家之基礎早已有所改變這項事實。甚至,承認同性婚姻與家庭是和我們一樣的存在樣態時,對於被困在「幸福的核心家庭」拜物教的人而言,便具有解放「角色自我」的「另類」可能,亦即,人做為自由主體與倫理主體的意義。

本文經芭樂人類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