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對「白色恐怖」的恨轉為對土地的愛,他是第一個願意站出為自己發聲的大馬僑生

將對「白色恐怖」的恨轉為對土地的愛,他是第一個願意站出為自己發聲的大馬僑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67年赴台留學,再次歸國竟已是1988年。離家20年的遊子到家的那一刻,腦海一片空白。太多的故事無從說起,只能呼喚一句:「媽,我回來了。這是我的承諾,我做到了。」

文:葉蓬玲

「我很恨,我都已經被他們弄得那麼慘,為什麼還要出來幫他們做事? —— 陳欽生」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外役工作區的洗衣場旁有個投影,寫著白色恐怖時期,曾經收押在此的政治犯心聲。當年,陳欽生被關在景美牢房的1年多裡,幾乎不曾出來透氣走動,這樣自暴自棄的消極心理,一直延續到他被移送至綠島「綠洲山莊」監獄時期。孤島上,10幾個人共處一室的惡劣環境,終於讓長達3年不願意去做外役的陳欽生,在一次放封時中暑昏倒,此後被調派到圖書室去。

是什麼樣的恨,才能讓一個在監獄裡的人,放棄僅有的一點自由?

陳欽生,人稱生哥,來自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市, 1967年來台留學,就讀於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大三那年(1971)因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逮捕、遭受3個星期的酷刑刑求;後來案件不成立,他又被羅織「參與小學副校長在馬來西亞的共產黨組織」之罪名被判入獄,在綠島監獄待了12年。

後來,美新處爆炸案被定為懸案,小學副校長當然也不是共產黨員 —— 他只是剛好來到這個動盪的國度求學,卻被捲入那個時代的白色恐怖,被設計入獄、被關押、被灌辣椒水、指甲被針刺⋯⋯那些無辜受苦的每時每刻,他都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被抓?然而,卅年過去了,陳欽生對於真相的渴求已然變成奢望 —— 所有刑求期間的文件紀錄,均已消失不見。

被捕的那年,台灣剛退出聯合國,美援中斷,台馬斷交 —— 他懷疑這些國際因素都是自己落難的原因。「否則我只是一個學生,什麼都沒有,他們為什麼要抓我?」如同所有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他的夢想因為政治時局毀於一旦,最後卻連一個理由或藉口都得不到。

再也沒有人會知道他當年被捕的真相,再沒有人能給他一個合理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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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欽生提供
1967年剛來台灣時,陳欽生是個意氣風發、擁有大好前途的年輕馬來西亞僑生,然而之後意外捲入白色恐怖,讓他整整坐了12年的政治黑牢,把最寶貴的青春歲月都葬送在綠島監獄裡。

清白的人出獄後,真的能重新開始?

他還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83年3月2日,他已經33歲。台北仁教所[註1]的門口,面對自由的空氣,陳欽生反而迷茫了:身為一個舉目無親的外國人,身上沒有錢、沒有身分證,他今夜能落腳何處,今後該何去何從?

起初,他與獄中結識的難友一同創業,同時也到博愛路上的「更生保護會」辦理身份證。不料,短短三個月,公司便由於資源匱乏而倒閉,他只好離開朋友家,身份證卻還未有下文。家鄉在3千多公里之外,他沒有證件、無法找工作,沒錢租房子;又被台灣政府禁止離境,即便有錢也回不了家。種種因素使然,陳欽生只能開始流浪。「他們每個月會給我三千塊的補助,我到後來就不拿了。我只要他們趕快給我證件,我說我不是乞丐要來領補助的啊。」事情就這樣拖了三年。

第一次露宿街頭的畫面,陳欽生至今還能鉅細靡遺地述說。「第一天晚上,我睡在石椅下,那時是春天,我有去找紙箱墊著,還不會太冷。當天晚上我睡不著,心裡很心酸。一直在想天下之大,竟然沒有我容身之地。」後來,他陸續到過萬華區,火車站和艋舺公園一帶,認識了一些同樣露宿街頭的無家者,成為莫逆之交。30年前,訊息不流通的年代,他沒有任何獲取社福資訊的管道、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局,全靠資深的街友帶著他到餐廳後面的餿水桶解決三餐。「午餐過後,很多客人剩下的食物都會倒在裡面,雖然很混雜,但食物還是比較新鮮的、可吃的東西。」偶爾,他也會到受邀到難友家去吃飯、小住。

「其實流浪的日子,最難熬的不是肉體上的苦,身體還算能撐,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尤其是當時家人知道我已經出獄了,我媽一直說要來看我、問我為什麼不回家。我跟他們說我現在在打拼奮鬥,很苦,沒辦法接待妳們。我也有跟我哥說,你要幫我擋著媽,不要讓她來,因為我現在還在苦拼,真的沒辦法照顧她。」生哥的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有過這段顛沛流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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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欽生提供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裡,有關於當年陳欽生受到白色恐怖迫害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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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欽生提供
陳欽生當年被監禁在綠島的「綠洲山莊」監獄區,該地目前已改建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生活漸趨穩定,離家20年遊子終於歸來

1986年5月,陳欽生終於取得身份證,也順利地在難友的介紹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起租了房子。第一份工作是成衣貿易,他花了2、3個月瞭解了國際貿易的流程,從聯絡接洽、要樣品、到最後設計樣品,奠定了往後成為國貿業務的根基。

這期間,生哥與仁教所結識的一名工友常有聯繫。同樣喜歡下棋的他們在獄中就已是好朋友,流浪期間生哥也曾把部分行李寄放於其家中。每年過年過節,廚藝不錯的生哥都會在他們家住上10來天,幫忙烹煮年節菜餚。沒想到,這個朋友後來成了他的岳父。「我跟他們家人都相處的不錯。他有個女兒,小我16歲,當時在念五專,我經常會教她一些功課。但我當時生活都還不穩定,完全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這份隱約萌芽的情感,一直等到生哥工作穩定後才漸漸開花。

「我找到工作後的第二年,台灣解嚴,他們家想回去大陸探親,我就趁這個機會去辦了護照,除了帶他們一家到深圳以外,也申請到簽證回馬來西亞,所以隔年就帶了當時的女友一起回去。」

1967年赴台留學,再次歸國竟已是1988年。離家20年的遊子到家的那一刻,腦海一片空白。太多的故事無從說起,只能呼喚一句:「媽,我回來了。這是我的承諾,我做到了。」這是耗盡了少年最美好的青春歲月,才兌換來的承諾啊,難怪生哥篤定地道,「我相信,那時候大家擁抱,流下的是歡喜的淚水。」

入境馬來西亞海關時,還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櫃檯前,陳欽生被海關人員攔了下來,過往的經歷讓他心頭一緊:「外面還有一大群等待接機的親戚,我當時在想,如果又被逮捕怎麼辦?」沒想到,他被到辦公室的時候,海關官員卻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我們想抓你,對嗎?」隨即他們又說:「我們知道你是誰,這是你的馬來西亞身份證和護照,你想拿走的話隨時可以拿走。」看著身邊的女友,陳欽生無法立刻做決定。「我總不能讓她自己回去,所以我就跟海關說:『我得先帶她回去,把我在台灣的事情處理以後再回來』」。就這樣,他再也沒有拿起大馬身份證,從此放棄了馬來西亞的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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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陳欽生提供
陳欽生(左三)與家人們近期的合影。

是什麼樣的情感牽絆,讓他遊歷了三、四十個國家,還願意留在這個曾經迫害過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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