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志與愛滋:統計結果不是讓你歧視用的,而是為了幫助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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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數據會說話,我們不需要去否認男同志的確在愛滋病上有較高的感染可能,但應該避免將男同志等同不安全性行為,再進一步等同愛滋感染者;這樣的錯誤類推會造成一種社會的壓迫,甚至化為實際的歧視,危害特定族群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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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QUA

筆者是一名臨床工作者,近日因為同性婚姻議題,屢屢看到對疾病不了解的發言和討論,開始覺得台灣需要更多衛生教育,因為偏見和歧視往往來自無知和誤解。有許多人引用衛生福利部的統計數據,說明「男男性行為」是國內愛滋病患的主要原因,以及「男同志」是愛滋病的高危險族群,進而利用這樣的立論,去反對同性戀及同婚法案。其實這樣的論述是很有問題的,且看以下分析。

未命名
Photo Credit:衛生福利部
2014年本國籍愛滋病毒感染人數共計2,236人,相較2013年2,244例減少8例。分析2014年感染愛滋危險因子,性行為仍是造成感染的主因,但男男間性行為感染者呈下降趨勢,惟其他原因感染者呈現上升。(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管署,附件下載)

我們先假設衛福部的數據沒有太大的偏誤,那麼我們進一步應該思考的是,為什麼「男男性行為」會是愛滋感染途徑的主要原因?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了,「肛交(接受方)較陰道交容易感染HIV」,而男男之間的性行為無法以陰道交進行,因此整體看來感染率當然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肛交並非同性戀者特有的行為,且同志之間也有肛交以外的性行為模式,感染率不見得比陰道交還高。如果異性戀進行肛交,感染HIV的危險性與同志是相同的,而這個統計數據並非為了給男同志貼上標籤,因為這個身份是不能改變的,我們應該做的是思考「如何從較危險的感染途徑減少感染率」,這就是為什麼要推廣安全性行為,用保險套預防感染,用篩檢提早發現和治療。

打個比方吧,這就好像統計數據曾經告訴我們,「原住民罹患肝癌的機率較高」,而這個結果絕對不是為了讓我們歧視原住民,更不能因此用法律隔離他們,而是為了幫助找出原因:例如飲酒。找出這個原因之後,我們仍然尊重不同文化,所以推廣較健康的飲食方式,或是給予他們更好的醫療資源、生活品質,從其他層面預防肝病,而非禁止原住民喝酒。

數據會說話,我們不需要去否認男同志的確在愛滋病上有較高的感染可能,但應該避免將男同志等同不安全性行為,再進一步等同愛滋感染者;這樣的錯誤類推會造成一種社會的壓迫,甚至化為實際的歧視,危害特定族群的身心健康。我們應該從統計數據中思考,哪些「危險因子」可以避免,哪些不能;而不能避免的危險因子或族群,有沒有促進健康的配套措施?這才是進步國家的政策思考模式。

統計結果是這樣,然後呢?

所以話又說回來,正因為男男性行為是愛滋的主要感染途徑,男同志是感染HIV風險較高的族群,我們更不應該排斥、歧視他們,而是要有更完善的保護措施和社會制度,來促進他們的健康。過去我們面對任何疾病的態度都是如此,怎麼能在這個疾病就轉彎?說到底還是無知造成的偏見。

至於健保的負擔會不會加重,應該看防護措施是否推行成功,危險的行為以及未受藥物控制的帶原者是否減少,和同性戀者能不能結婚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為了促進人民的基本權益,憲法所賦予的平等權,預算的增減曾幾何時成為立法者考慮的第一順位?比起愛滋病帶來的財政負擔,癌症、心血管疾病、慢性腎臟病等全民通病,更是主要的花費,我們有沒有責怪這些病人?即便他們因為作息不正常、抽菸喝酒嚼檳榔、亂吃草藥或加工食品等原因,提高了罹病率,我們也不會因此在他們身上貼上「全民買單」這樣的標籤;那麼為什麼同志就應該受到差別待遇?

本篇文章沒有討論愛滋罹患率較低的女同志,或是其他性別、性傾向的人們,只是為了釐清人們對於「統計數據」的錯誤解讀。「數據」本身是客觀的,不帶有正負面的評價,正確地運用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擬定更好的政策和法規,提升社會的健康品質。而錯誤地解讀這些數據,反而可能造成邏輯錯誤的謬論,甚至帶來更多歧視和仇恨,而這是不利於健康促進的。同志除了性傾向之外,和其他人沒有不同,他們需要的是同等的對待和保障:修改民法暨不影響異性戀家庭制度,更擴大包容了多元的現實情況,乍看之下沒什麼不好,仔細思考之後發現,還真的沒什麼不好。

下次又看到那些衛福部的圖表時,先想想這個問題吧:「統計結果是這樣,然後呢?」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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