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本喬關於UBER的觀點,根本對台灣有害(上)

翟本喬關於UBER的觀點,根本對台灣有害(上)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UBER真正該主張的,是效率提升帶來的更多可能性:釋出的人力可以解決其他問題、省下來的錢可以花在別的地方。畢竟一個社會不可能靠裝忙、浪費資源變得更好。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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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本喬之前有寫過一篇文章痛幹UBER。我對UBER模式的態度是正面的,或者準確一點講,我認為政府現行管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這禮拜三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就要審《公路法》嚴罰UBER,UBER也剛開了記者會。所以我用翟本喬做個引子,整理一下跟UBER相關的爭點,以及一些新的資訊,跟大家分享一下。

規範的意義

要進入所謂翟神的「論點」,甚至開始討論UBER之前,有個觀念必須要先建立一下。人生來就是自由的,是因為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建立起種種規範,好讓我們可以生活得更好。

比方說因為自己做的東西被人隨便拿走,會讓我們很困擾,所以我們禁止偷竊。如果答應的事都可以不算數,我們做約定的時候就要提心吊膽,所以我們禁止詐欺背信。如果一言不合就暴力相向,就沒有理性溝通、自願合作可言,所以我們禁止傷害殺人。

有了這個觀念,我們就會意識到,任何規定在當時都可能有它的理由。但一旦當時的理由不成立,那些規範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規範的本身是為了要解決問題,無助於解決問題的規範,就只是籠中猴無意義的傳統而已。

計程車的本質

接下來我們談談計程車這個行業。

不知道你有沒有搭過朋友的便車?或者有時開車載朋友一段路?在路上,你也許會買罐飲料請你朋友。又或者在你送他到家的時候,朋友會上樓拿個小禮物給你。又或者他說好下次要請你吃飯,甚至更直接一點,塞給你兩百塊錢,說是貼你的油錢。

我要說,計程車的本質其實就是這麼回事。有些人能提供時間、車輛、駕駛技術,有些人需要快速、舒適的移動,供給和需求之間湊在一起,交易就發生了。換的是友情、曖昧、小禮物、飯局或者現金,本質上沒有差別。社交貨幣和金錢都是某種通貨,只不過適用的範圍不同而已。

而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於快速、舒適的移動方式,有越來越強的需求。可是朋友不一定有空,認識的人不一定有需要,怎麼樣讓供需的媒合能穿越社交網絡的限制,更有效地完成交易呢?這時候人人都承認的通貨:金錢,就成了重要的交易媒介。

UBER模式的意義

可是如果沒有適當的通訊技術,買方有錢也找不到賣方,怎麼辦呢?於是我們建立了小黃這一套通訊技術,讓買方一眼就能認出賣方。可是上陌生人的車有很多顧慮,於是我們建立了車行、牌照、執照管理系統,確保賣方是可信賴的。我們在異地搭車怕在地人欺負生面孔,於是劃定統一的收費標準。

回歸到計程車的本質,就是移動工具的供需交易。我們習以為常的計程車行業模樣和規範,都是在當時的技術水準之下,為了要解決供需交易媒合的問題,讓我們過更好的生活而建立的。可是如果有辦法用更少的資源、更高的效率,來解決這些問題呢。

後來網路出現了,行動通訊的時代來了,智慧型裝置普遍了。然後,UBER模式誕生了。我們得要從這樣的視野,才能理解UBER模式真正的意義。它讓供需媒合的通訊問題,不再需要依靠車身烤漆或者人力派車;讓陌生人搭車的安全和品質問題,從金字塔型層層上報的主管機關監理機制,轉向層層下放的社群評價機制。

UBER模式揭示的,是過去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有更有效率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可以少花點資源在處理這些問題,而把心力放在解決其他問題上頭。面對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到底是要堅守著過去的規範,無視人力物力資源的浪擲,要求所有人照著過去那套來玩?還是要放寬那套規範,用更有效率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我們先把問題擱在這裡,回頭談翟本喬。

翟本喬錯在哪裡?

翟本喬說計程車供給充分,不需要UBER來畫蛇添足。供給充不充分,這事情不是用眼前看到計程車滿街跑的現象,或者官員做出的人均計程車比統計,就能夠鐵口直斷的。供給充不充分,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人們的需求有沒有滿足。

如果人們的需求已經滿足,持續供給就沒人買單。但是從UBER越來越受消費者青睞的現實來看,需求顯然並沒有滿足,甚至需求還在增加。這裡說的需求增加,指的可不只是載客里程數這種死的數字。真實世界的需求,還包括對車況、服務、安全、方便性等等不一而足的因素。UBER受歡迎,顯然滿足了消費者更多層面的需求。

所以,翟本喬說供給已經充分,是個假命題。他真正要說的是,UBER把計程車的生意給搶走了。而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禁止UBER把計程車生意搶走,實際上禁止的是什麼?是禁止消費者根據他們自己的判斷,選擇自己想要服務的權利。用罰款禁令趕走UBER,把生意還給計程車,實際上犧牲的是什麼?是消費者享受競爭下更好服務的機會,是社會用更高效率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至於共乘與否,如果理解我開頭說的「計程車的本質」,就會明白共乘的道德光環,只是文青的多愁善感。一切都是交易。UBER不因為是共乘才正當,也不因為不是共乘就不正當。計程車的道理也是一樣。

UBER犯了什麼糊塗?

另一方面,UBER主張自己能增加就業、創造更多GDP,並且用共享經濟的大詞來主張自己有道德光環。在我看來,也是犯了糊塗、作繭自縛。如同上面所言,UBER模式提供了一個新的機制,用更低的成本(整合人車資訊、雙向評鑑的手機APP)達成了更好的成果(駕駛得要討好乘客;有心人得要連車帶手機偷到手,才有可能冒充別人,擺脫系統追蹤犯案)。這是在促進人力、資源運用效率的提升。

而人力、資源運用效率的提升,跟就業機會和GDP這兩個主流認知裡越高越好的經濟指標,是有矛盾的。同樣的問題,我們花越多人來處理,就業機會越多;花越多錢來處理,創造的GDP越高。而花更多人、更多錢來處理同樣的問題,這就指向了效率的低落。逆推回來,效率的提升,本來就會減少就業機會、降低GDP。UBER拿這兩個指標來標榜自己,是在搬磚頭砸自己的腳。

拿共享經濟來自我標榜也是一樣的道理。共享經濟和過去的經濟,其實沒什麼本質上的差異,依舊是交易和分工。只是科技的發展,讓我們開始可以繞過中間人機制,落實點對點的、奠基於使用權的交易,來提高資源運用的效率而已。我這麼說不是在否定共享經濟,我是在說,經濟活動的本質其實向來如此。共享經濟感覺有道德光環,是因為大家對經濟活動長期的汙名化。

會去汙名化經濟活動,其實是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貨幣,才會認為交易是個有人輸有人贏(有人花錢有人賺錢)的零和賽局。但只要把注意力從貨幣身上移開,看清真正的財富是商品、服務、解決問題,就會意識到交易的獲利是雙向的。有人滿足需求,有人換到貨幣,而換到貨幣,是為了要去進行交易,滿足別的需求。經濟活動,本來就是雙贏的遊戲。UBER到底是不是、夠不夠格稱作共享經濟,這個戰場根本就是庸人自擾。

不論是就業、GDP,或者共享經濟,UBER都拿一些虛假的進步往自己身上套,結果反而讓自己兩面不是人。UBER真正該主張的,是效率提升帶來的更多可能性:釋出的人力可以解決其他問題、省下來的錢可以花在別的地方。畢竟一個社會不可能靠裝忙、浪費資源變得更好。但老實說,UBER犯這個糊塗,情有可原。因為整個台灣社會在政府的長期洗腦下,都在犯這個糊塗。

真的不需要職業駕照嗎?

在政府想像中,車輛出狀況,職業駕駛要能現場排除障礙,所以才會要加入機械和維修知識。可是現在救援服務已經很方便,維修服務與其自己來不如外包。乘客也不會真的有心情等你搞定,駕駛只要會靠邊,放乘客下車就好。

沒什麼人會因為不會修車而被淘汰,但有人會因為危險駕駛而被投訴,這就是市場、消費者在說話。講白一點,職業駕照以及它所代表的機械維修知識,是政府自以為的駕駛專業當中,乘客不需要的部份。

從社會資源的角度來看,如果要讓每個司機都能處理所有障礙,就得隨車帶著各種工具,或者在各地都準備好即時可用的工具。而這會讓社會得要投入大量資源來製造、裝載工具,但這些工具卻很少能派上用場。

更何況為了操作工具,司機還得花大量時間學習、訓練。這些訓練也是同樣,鮮少派上用場。投入大量資源卻沒有相對實益,這就是效率出問題。因此我們才會發展出司機專心開車,故障找維修廠來排除這樣的分工,好提高資源運用的效率。

當然,我也不排除有人會願意為了職業駕駛執照買單。但市場應該是以開放的狀況為基礎,人們再加上各自認為的額外服務或優勢:職業駕照、無障礙設施、第三方責任險等等,讓消費者來做選擇。而不是由政府強制規定,要消費者照單全收。

翟本喬關於UBER的觀點,根本對台灣有害(下)

本文由真暴民的時事筆記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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