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先有農村,後有城市?Think again.

人類先有農村,後有城市?Think again.
Photo Credit: John Mason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想論證的是:城市,也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關鍵。為了解釋這個論點,我將先說明城市工作與農村工作之間,在今昔歷史的關係,然後試著推測這層關係在史前時代是什麼模樣,最後再試著解釋傳統的錯誤理論,何以會那麼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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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雅各(Jane Jacobs)

對於城市是怎樣從村莊演化出來的,有兩派不同的主張。老一派認為,城市是直接從村莊慢慢演化而成:這些村莊起初只是簡單的農業單位,但漸漸在規模和複雜度兩方面都有所擴大,最後成了城市。另一派則主張,城市是由不務農的戰士組織起來的,他們讓農人為他們工作,並以保護農人免受其他戰士侵害做為回報。但這兩派有一個共識:農業工作所產生的糧食,是建立城市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表面上看,這個順序(由農村至市鎮到城市)[1] 只是解釋最初城市是如何產生的,但其背後的假設,卻影響了我們對城市的理解,讓我們無法看清城市在歷史上、乃至在今日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假如城市果真不可能早於農業聚落出現,那麼農業發展和農村資源就成了關鍵,而城市則是次要的,因為它需要仰賴農村的成長。這樣一來,對人類生活來說,村莊(甚至市鎮)都會比城市更重要。此外,這個發展順序也意味著:城市跟較小型聚落最重要的不同,僅僅在於城市的規模較大、較複雜,或只是成為權力中心而已。

城市,向來被公認是文化發展的主要關鍵,換言之,是各種觀念和機構所組成的、既龐大又複雜的集合體(簡言之,就是「文明」)。對此我沒有異議,我想論證的是:城市,也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關鍵。為了解釋這個論點,我將先說明城市工作與農村工作之間,在今昔歷史的關係,然後試著推測這層關係在史前時代是什麼模樣,最後再試著解釋傳統的錯誤理論,何以會那麼深入人心。

雞肉戰爭啟示錄:城市越發達的地方,農業越興旺

今天,城市對農業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農業若沒有城市所生產的許多商品與服務,或是把這些產品與服務延伸到鄉村,農業產能將低得慘不忍睹。鄉村化最徹底的國家,農業生產力往往最差,反觀都市化最徹底的國家,卻可生產出最豐富的糧食。幾年前,美國和歐洲共同市場發生了一場所謂的雞肉戰爭,雙方都設法把自己生產過多的雞肉推入對方的市場 [2]。但這不代表美國和西歐的工業化經濟和都市經濟靠的是雞肉,雙方之所以會開戰,純粹是因為生產過剩。

城市的經濟成長,會帶動農業生產力的提升。日本的城市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經歷現代的工商業成長,而到了二次大戰爆發前,日本已成了一個高度都市化的國家。這段期間,日本農民雖然非常勤奮、非常節儉(堪稱這兩種美德的典範),也對耕地做了最大的利用,但仍無法完全餵飽自己和城市居民。日本人的主食是稻米,野生食物寥寥無幾(主要是大海裡的魚)。但日本無法種出足以餵飽全民的稻米產量,整整四分之一的消耗量必須仰賴進口。過去一般認為,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現象,是因為日本可耕地太少的緣故。

然而,到了戰後和一九五○年代期間,日本的稻米產量卻出現驚人成長,而這種成長不是光靠「改革」二字就能充分解釋的。相較於那些大刀闊斧改革農業、土地所有制及農村生活的國家,日本所推行的「改革」,幅度並不算大。

事實上,真正的原因也沒什麼特殊之處:日本農村有史以來第一次大量引進殺蟲劑、機器、電力、冷藏設備、動植物研究成果,外加大批在城市發展出來的商品與服務。

上述原因,讓日本農業迅速達到了一種原先被認為無法企及的生產力高峰。在一九六○年代,雖然日本的人口比戰前增加了二五%,稻米的總消耗量亦急遽增加,但日本的農田卻能供應全國的稻米需求量。更有意思的是,這期間的人均稻米消耗量略有降低,卻不是因為稻米短缺所致。就像美國的情形一樣(美國的澱粉消耗量經歷了長期而穩定的下降),日本的稻米消耗量會下降,是因為食物數量更多、種類更多樣化。

日本農民此時除了生產出更多稻米之外,還生產出更多的牛奶、乳製品、家禽、雞蛋、肉類和蔬果,以致日本人不只能夠吃得更多,還吃得更好。如今,當日本用工業產品賺來的錢支付進口食品時,所進口的不是稻米,而是肉類。要是日本城市必須等到農村產品有所剩餘才能成長的話,它們至今還會在痴痴地等。

日本所經歷的農業再造,美國和西歐都曾經發生過(美國的速度較日本緩慢,西歐又比美國緩慢),而農業再造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農業生產力有了城市生產力做為後盾。有鑑於此,我想不出有什麼內在理由,會使其他國家無法以比日本更快的速度達成農業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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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事例足以顯示,鄉村居民若是光靠自己,會甚至連糧食危機也應付不了。例如愛爾蘭,就是一個讓人頭皮發麻的例子。

當馬鈴薯在一八四○年代大歉收,給予愛爾蘭狠狠一擊之際,當地居民根本毫無資源可以與饑荒對抗。伍德漢-史密斯女士(Cecil Woodham-Smith)在《大饑荒》(The Great Hunger)一書中,詳述了愛爾蘭的英格蘭主子和他們的在地傀儡有多麼麻木不仁,而對策又是多麼愚昧,以致讓危機完全失控。

但她同時也指出,即便當局有某些救濟措施,愛爾蘭人一樣無福消受。首先,是受災最深的地方根本沒有可供救濟品卸貨的港口,就算卸得了貨,也沒有內陸運輸設施可供運送救濟品。再來是沒有磨坊可以把救災用的穀物磨成麵粉,也沒有機器或工具可以建造磨坊,甚至沒有烤爐可以烤麵包。想要教導愛爾蘭農民種植馬鈴薯以外的作物?一樣不切實際:沒有可以傳播資訊的管道,沒有方法可以配送其他作物的種子,也沒有方法供應對栽種新作物來說不可少的工具。

要知道,十九世紀愛爾蘭的馬鈴薯種植是一種相當原始的農業型態——比史前時代栽種穀物的方法還要原始。被我們視為最原始的那些農業技術與工具(時間可追溯至大約九千年前),在愛爾蘭早已失傳。沒有城市的介入,鄉村居民便無從重拾舊的技術,更遑論運用新技術。

愛爾蘭人會走入絕路,固然是受到英格蘭經濟箝制和社會壓制的結果。問題是,這壓制政策的核心,正是系統性地打壓愛爾蘭城市產業的發展(這也是何以它會那麼有效,而愛爾蘭人又會那麼無助的原因)。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的小城市,也進行過類似的壓制,只是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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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譯註:本書出現的「市鎮」一律為town的中譯。中文的「市鎮」兼有「市」和「鎮」兩種意義,但本書中的「市鎮」專指「鎮」而言。至於不採取「小鎮」的譯法,原因之一是作者認為「市」與「鎮」的根本分別不在面積大小(見全書最後的名詞定義)。

[2] 編按:此指發生於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間的雞肉關稅戰爭。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城市,是經濟發展的溫床》,早安財經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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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珍・雅各(Jane Jacobs)

珍・雅各之所以令參與者們懷念,不僅是因為她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城市規畫研究者,是最早砲轟都更政策的社運領袖,更重要的,是她獨樹一格的說故事風格。例如她於1961年所出版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就以淺白有趣的文字,揭開許多都更政策看似堂皇,實際上完全無視居住者需求的真相。也因為這部令人驚豔的經典,珍・雅各一直被奉為平民城市規畫大師。

但珍・雅各自己,對這樣的封號並不滿意。在她看來,城市經濟學才是自己最拿手的強項。「若要說我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學者,」有一次她接受雜誌訪問時說:「我最大的貢獻,就是為城市的經濟擴張,提出了我的論點。」這本《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就是她最得意的代表作。跟隨她書中的步伐,你將會發現她敏銳的觀察與洞見,一一顛覆了我們對「城市」與「經濟」的理解。

書封圖: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
Photo Credit: 早安財經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