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子宮,他們的寶寶:代理孕母是21世紀女性服務業版本的馬克思「勞動異化」

我的子宮,他們的寶寶:代理孕母是21世紀女性服務業版本的馬克思「勞動異化」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既然是貧窮讓這些女人不得不走上代孕之路,我們無法確定她們究竟是開放市場裡的自由人,還是生育工廠裡被剝削的勞工。代理孕母似乎認為自己兩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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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愛爾麗・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是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還是在我生下他之前,就已經被別人買下了?」

拜訪安嘉莉一週後,另一位《印度斯坦時報》的記者阿莉菲亞.康和我一同拜訪另一家生育診所,這家診所位在孟買一條凹坑滿布的街上。我們一同前往楠蒂塔.帕舍卡爾醫師的辦公室,要與莉拉會面。莉拉是一位二十八歲的熟食店服務生。六個月前,她為一對夫妻生下一個寶寶。莉拉和其他代理孕母一樣急需用錢,不同的是,或許因為沒人指示她不可對寶寶投入感情或是應該減少與客戶接觸,也或許因為她個性外向,莉拉與阿納恩德鎮的代理孕母似乎有著天壤之別的代孕經驗——她與寶寶及客戶的關係遠不及阿納恩德鎮的代理孕母那麼疏離。

莉拉將一頭黑髮綁成一條長長的辮子,垂在背後擺動著。她身穿亮粉紅色紗麗服,咧嘴笑著,身子向我這邊傾,等不及和我談話。

「你是怎麼開始當代理孕母的?」我問。

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所以母親以女僕的工資獨力撫養我們三個女兒。母親太窮了,所以姊姊出嫁時給不出嫁妝。姊姊結婚後,姊夫的家人不顧母親的窘境,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母親討錢,因為我姊夫想要買一台摩托車。有一天,姊姊在廚房裡,姊夫潑她煤油,點燃她,把她燒死。我看著姊姊無神的雙眼及焦黑的臉龐,發誓此生絕不當窮人。

莉拉十八歲那年嫁給熟食店裡的一位服務生同事,生下兩個小孩。

我婚後才知道他是個酒鬼。我的丈夫欠高利貸4,000美元,而高利貸派人對我們施壓,逼我們還錢。他們敲我們的大門,大吼大叫,讓我生活在地獄裡。我們不得不把門鎖上,無法離家工作。於是我決定有所行動。我聽我姊姊的朋友說,捐卵可以賺錢,而我也捐了兩次。我回到診所準備捐第三次時,醫師告訴我代孕可以賺更多錢。

莉拉認為孩子的生父母付給她很高的酬勞。「那這筆酬勞能還清丈夫欠的債嗎?」她低垂著眼,回答道:「可以還清一半。」

莉拉懷孕的這幾個月,孩子的生父母安排女僕到她孟買的家幫忙,而且,和我訪談過的其他代理孕母不同,莉拉不避諱與肚子裡的孩子培養感情。「我是孩子真正的母親。我懷著他,感受到他踢腳,我替他祈禱。懷孕七個月時,我問醫師我和另外兩位代理孕母能不能慶祝「Godh Bharai」(印度迎接新生兒即將到來的慶典)。我們吃了甜點,拍了照。沒錯,孩子是我的,我在超音波上看到他的雙手和雙腿,我忍受生產的痛楚,到今天我仍覺得自己有三個小孩,而其中一個當作禮物送出去了。」

孩子的生父母是附近高級住宅區的印度夫婦,他們送給莉拉一件「又美又新的紗麗服」,讓她在迎接準新生兒的慶典上穿,並持續關心、協助莉拉:

孩子的生母把我看作她的小妹妹,而我將她視為我的大姊姊。我生產時,她全程握著我的手。孩子順利生下來時,她說:「看看我們的孩子多漂亮啊!」後來,她協助我來回浴室。他們每個月都打電話來,到現在還會。他們稱我為孩子的阿姨,會問我要不要看看孩子,我說好,他們就帶孩子來我家,但當我看到孩子又高又白,一點也不像我時,我很失望。

雖然這兩位母親建立起類似友誼的關係,但莉拉的醫師和帕托醫師一樣,並不鼓勵這種關係。「我把他們的號碼從手機聯絡人刪掉了,因為老闆娘說長期聯絡不是好事,」莉拉說:「但沒關係,曾經有過的對我來說就夠了。」

阿坎薩診所多數代理孕母幾乎沒有與客戶連絡,但其實希望能有多點聯繫。許多代理孕母想像客戶擔心自己的懷孕細節狀況,且對客戶難得捎來的關心訊息感激不已。阿坎薩診所的客戶和莉拉的客戶不同,他們很公事公辦。其實,有三位阿坎薩的代理孕母剖腹產後醒來,才發現孩子已經不見了。兩年後,其中一位代理孕母依然耿耿於懷,她的客戶在她生產前一直對她很友善。「他們就這樣帶著孩子一走了之,一句謝謝或再見也沒說。」另一位代理孕母問道:「是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還是在我生下他之前,就已經被別人買下了?」

生下孩子後,代理孕母禁止對孩子餵奶,以免加深感情。在孩子被送走前有幸可以抱抱孩子的代理孕母都表示,感受到了強烈的情感。另一位名叫莎達的代理孕母說:「孩子哭的時候,我也想哭,很難不對孩子產生感情。」

代理孕母與孩子以及與客戶的感情——這個主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一再出現。例如,安嘉莉懷的寶寶出生後,欣喜的加拿大生父母親自來到印度帶走孩子,這時,安嘉莉這位虔誠的印度教徒才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後來她在電話裡告訴阿帝加:「我的客戶是穆斯林,但我是印度教徒!我懷了穆斯林的孩子九個月,我有罪!他們給了我很多錢,但我得帶著這個罪度過餘生。這真是天大的錯誤,早知道就該等等其他的客戶。」

懷孕的九個月來,安嘉莉將自己視為「懷」著孩子的人,沒特別去想肚子裡的孩子身分為何,這點很符合帕托醫師的指示。但現在,她瞭解到「肚子裡的寶寶是印度教徒」這件事對她來說有多重要。另一位代理孕母告訴我,她拒絕為同志客戶懷孩子。但是,在另一段訪談中,她的產科醫師透漏:「如果我有同志客戶,我不會讓我的代理孕母知道。」

一位在德里的印度教代理孕母,以書面合約同意懷孕的九個月期間,每天都到德里的錫克教寺廟聆聽經文吟誦,為將出生的寶寶祈禱。那對客戶甚至聘用一位女僕照顧代理孕母,且(代理孕母懷疑)客戶也指示女僕確定她每天都去了寺廟。她是印度教徒,懷著一個錫克教徒寶寶,但她對訪問者透露:「我其實偷偷地向我的神為寶寶祈禱。」

帕瓦蒂是一名三十六歲阿坎薩診所的代理孕母,她簽了一份以英文寫成的合約之後,才發現她已簽名同意將是否墮胎的決定權轉讓給對方。在阿坎薩診所,代理孕母常常被植入多個受精卵,如果超過三個以上存活下來,帕托醫師會定期打掉「多餘的」受精卵。當帕瓦蒂得知她懷了三胞胎,帕托醫師告訴她,其中一個必須離開。傷心欲絕的帕瓦蒂告訴阿麗塔.旁德:

帕托院長說三個寶寶會沒有空間活動、成長,所以我們得動手術拿掉一個。我告訴院長,我可以養一個孩子,娜蒂妮蒂蒂(孩子的生母)可以養兩個。畢竟,雖然寶寶體內的基因是他們的,但寶寶是靠我的血液長大。況且,誰知道我到這個年紀還能不能生更多小孩?

不顧帕瓦蒂的強烈請求,帕托醫師還是把一個胎兒拿掉了。

吉塔、莎洛、莎達和帕瓦蒂——她們看起來都是過度商品化的受害者,是二十一世紀女性服務業版本的馬克思「勞動異化」[1]。她們被付錢做工,而要得到工資,必須同意某些條款,這些條款將嚴重限制她們懷孕期間的各種權益,而這就削弱了她們的自主權、自我,並降低她們想與寶寶建立情感的欲望。她們越不與寶寶建立感情,就越覺得自己只是個容器,越不覺得自己是在給予一份禮物。

那位剖腹產後醒來發現寶寶已經不在的代理孕母,感覺不到自己將寶寶「給予」客戶。客戶帶走了寶寶,寶寶早就是他們的了。從款項匯出開始,在客戶眼中,懷著錫克教寶寶的印度教代理孕母便是懷著他們的私有財產。在阿坎薩診所,每位代理孕母都有不同的故事,但相同的是,交易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化特性——生產、控制及效率——都削弱了她們行為的贈與精神。

同理,限制代理孕母與寶寶建立情感連結,也同樣削弱了代孕的贈與精神,例如帕多醫師要求代理孕母子宮內的卵子不可以是自己的。而且,她指示代理孕母將自己的子宮想成一個容器、袋子、手提箱,是在她們自身之外的東西。代理孕母無權決定是否拿掉「多餘的胎兒」或是否剖腹產。在阿坎薩診所,幾乎所有生產都是剖腹產,表面上是為了「減少感染」,但也可能是為了麻醉代理孕母,減少她對生產的記憶。診所也全面禁止哺乳,且代理孕母無權合法與寶寶見面或道別。

阿坎薩診所的女人歷經以母親的身分懷孕,也歷經以代理孕母的身分懷孕。這兩者有其差異,但多數受訪者表示,這個差異並非來自代孕本身。一位孟買的婦科醫師說:「代孕可以是很美好的事。」差異其實在於是否在阿坎薩診所大量生產的文化下進行代孕。

這讓我想到早期和晚近資本主義的對比——早期資本主義時期,工人擁有自己的店、掌控自己的工具,也以自己的技藝為榮;晚近資本主義時期,工人在工廠生產線上勞動,全程受講求效率的管理者監控。這些印度新開的生育診所是營利的「工廠」,而帕托醫師立志成為代孕界的亨利.福特。「或許全古吉拉特邦、全印度,甚至全世界有許許多多代孕診所,」帕托醫師告訴阿麗塔.旁德:「但沒有一間在生產數字上能與我們匹敵。」

既然是貧窮讓這些女人不得不走上代孕之路,我們無法確定她們究竟是開放市場裡的自由人,還是生育工廠裡被剝削的勞工。代理孕母似乎認為自己兩者皆是。有些人大談自己能「自由選擇」,卻對可怕的選項避而不談。舉例而言,安嘉莉不顧所面臨的困境,仍驕傲自稱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另一位代理孕母懷孕兩次,第一次生下一個孩子,第二次生下一對雙胞胎。這位代理孕母的目標很明確:她的以色列客戶承諾給付她到以色列的交通費,她希望能在以色列找到一份賺錢的工作,再把賺到的錢匯回家。

但根據阿麗塔.旁德在阿坎薩診所的實地考察結果,多數代理孕母將她們的「選擇」描述為「不得不為、非自願的行為」。一位代理孕母的招聘員在一間墮胎診所附近徘徊,等著攔截因為養不起而剛忍痛墮胎的女人,說服她們加入代孕的行列。其他招聘員則看準女人擔心自己成為不及格的母親,擔心付不出孩子的嫁妝或學費,於是從這點下手利誘。

無論代理孕母如何看待自己,她們確實在情感勞動方面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要做到診所的要求——對肚子裡一天天長大的寶寶漠然,既不自然也不符合人性。她們努力想要做到漠然,如同莎洛曾說一句不太有說服力的話:「如果有人在我手中放了一顆珍貴的珠寶,我也不會想要據為己有。」其他代理孕母則用各種常理推斷來加強自己對孩子漠然。「你永遠不知道孩子之後會怎樣,」一位代理孕母表示:「孩子最後可能離開你。」一位代理孕母自己有個女兒,她說女兒比兒子忠誠、比兒子樂意幫忙,所以她不需要、也不想要更多自己的孩子,也不想要她代孕的男寶寶。

印度及其他國家新成立的生育診所視阿坎薩為標竿。這些診所之間確實因為爭奪市占率而存在某種競爭關係。威廉.格雷德在其著作《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提到,隨著企業家追求越來越低廉、越來越聽話的勞工,而消費者也追求越來越便宜的商品和服務,一場「削價競爭」正在展開。競爭的每一個階段,公司會到其他地方尋找願意接受更低工資的員工,且每走一步,員工的權益就又更低落。有些觀察家擔心,類似的削價競爭也會出現在生育產業。

根據阿麗塔.旁德的觀察,這種削價競爭在印度其實已經開始:「生育產業能見度這麼高,又保證賺錢,在德里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小型獨立生育診所一間一間成立。」印度清奈一間知名醫院的生殖醫學部醫療主任坦康.凡瑪表示,印度現在已有超過三萬間生育診所。許多大型生育診所透過與美國診所接洽的管道接收美國客戶,這些管道包括洛杉磯的星球醫院,這間醫院結合了治療與到印度寺廟的「生育觀光之旅」。「印度新生命」這間診所就像其他大型診所一樣,會從喬治亞及烏克蘭招募女性前往印度,捐出她們帶有白人藍眼基因的卵子販售。

較小型的診所也紛紛跟進。輔助生殖的全國性會議以前只在大城市舉辦,現在接受藥物及醫療設施公司贊助,開始會在較郊外的印多爾、焦特布爾、柯枝和古瓦哈提舉辦。旁德提到:「這麼多診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卻沒有立法規範,我擔心會有庸醫氾濫的問題。」為了節省人工受孕昂貴的培養基成本,最近一份研究顯示,四十三間小型診所當中,有二十一間竟然以成批方式做試管受孕。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浪潮下,泰國企業家會不會成立價格較阿納恩德鎮、孟買以及其他小型診所低廉的生育診所?那麼柬埔寨會不會成立價格又比泰國低廉的診所?

因應商業代孕及其背後可能影響日深的經濟邏輯,國家和個人一樣,開始試著畫出界線。同時,這些國家似乎也不太知道該如何畫線,以及線該畫在哪裡。沙烏地阿拉伯曾經允許一個丈夫的兩個妻子之間進行代孕,不過現在已經禁止了。以色列已將商業代孕合法化,且無論是在國營還是營利診所執行,國家都會給付費用——但對象僅限異性戀公民。

在西班牙,商業代孕不合法,但卵子捐贈是合法的。全球多數國家的法律禁止商業代孕,雖然人民有時還是會私下為之。西歐只有四個國家(芬蘭、荷蘭、比利時和英國)明文合法化非營利的代孕。美國這方面的法律各州不一——一份2007年的研究發現,美國十七個州以及華府通過代孕的法律,其中有些州禁止代孕,而其他州則允許代孕,但仍應遵守相關規範。

隨著法律不斷演進,代孕本身的複雜性也跟著提升。一部公視紀錄片《代孕:子宮出租?》記錄代孕的各種狀況,例如客戶聘用了代理孕母,但事後反悔,會有什麼後果。一位洛杉磯的代理孕母名叫蘇珊.玲,她同意為一對聘用她的夫妻代孕一個孩子,後來從父親的精子和捐贈者的卵子發現胎兒是一對雙胞胎。但「當準媽媽給我看胎兒的超音波照片時,」蘇珊說:「我覺得很怪。」接著她發現那對夫妻有婚姻危機。預產期前幾週,蘇珊問那對準父母打算怎麼做,那位太太回:「不是我們要怎麼做,是妳要怎麼做?」

雙胞胎出生後,蘇珊還記得:「他們都沒來醫院。」正在處理離婚手續的客戶夫妻打算將孩子送到寄養中心,也不打算付錢給蘇珊。最後蘇珊——本身已是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勇敢地請了一位律師,爭取這兩個法律定義上的孤兒的監護權。由於她並非雙胞胎的生母,一開始她的請求遭駁回,但她再上訴,三個月後便打贏了這場官司。於是,她將這對雙胞胎交給一對有愛心的養父母撫養長大。

蘇珊.玲、印度的代理孕母以及她們的客戶都身在未知的市場疆域。有些人強烈抵抗市場特性,有些人規避它,而有些人熱烈擁抱它。阿坎薩診所大部分的代理孕母試著服從診所工廠化的規定,但同時也自豪於此舉對自己兒女的貢獻。在一次又一次的生產中,產房裡,孩子從窮女人接手給富女人的程序順利進行著——大部分時候是如此。

離開前,我向親切的胚胎學者芭達卡請教診所是否提供代理孕母任何心理諮商服務。「我們會向代理孕母解釋科學程序,」她回答:「而她們也都知道自己將面對哪些事情。」芭達卡向下望了望,手在我們之間的桌子輕碰了幾下,輕聲說道:「到頭來,母親還是母親,不是嗎?在產房裡,有代理孕母、醫師、護士和護士助理,通常還有生母。有時我們全都哭了。」

有人說「子宮出租」違反人權,但我認為這和在黑市買另一個人的肝臟不同

附註

[1]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創造了財富,而財富卻為資本家占有並使工人受其支配,因此,這種財富及財富的占有、工人的勞動本身皆異化成為統治工人、與工人敵對、異己的力量,這就是勞動異化。

書籍介紹

外包時代:當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價值將何以寄託?》,上奇時代出版

作者:愛爾麗・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結婚生子,生老病死;外包提供便捷,同時也帶來破壞。而當我們把生活一切交給各領域的「專家」,是否也任由市場入主原本私密的情感與人生?

在每一個案例中,顧客都會自問,這是我做的行為還是你做的行為?這是表達我的心意還是表達你的心意?還是透過你來表達我的心意?每一個案例中,客戶先是將個人化的行為外包,再試圖取回該行為的一部分,作為自我的表達。這種現象在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裡雖不易察覺,卻是現代人苦惱的徵兆,事情不太對勁、一種越線的警訊。

9789863758556
Photo Credit: 上奇時代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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