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子宮,他們的寶寶:代理孕母是21世紀女性服務業版本的馬克思「勞動異化」

我的子宮,他們的寶寶:代理孕母是21世紀女性服務業版本的馬克思「勞動異化」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既然是貧窮讓這些女人不得不走上代孕之路,我們無法確定她們究竟是開放市場裡的自由人,還是生育工廠裡被剝削的勞工。代理孕母似乎認為自己兩者皆是。

文:愛爾麗・羅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是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還是在我生下他之前,就已經被別人買下了?」

拜訪安嘉莉一週後,另一位《印度斯坦時報》的記者阿莉菲亞.康和我一同拜訪另一家生育診所,這家診所位在孟買一條凹坑滿布的街上。我們一同前往楠蒂塔.帕舍卡爾醫師的辦公室,要與莉拉會面。莉拉是一位二十八歲的熟食店服務生。六個月前,她為一對夫妻生下一個寶寶。莉拉和其他代理孕母一樣急需用錢,不同的是,或許因為沒人指示她不可對寶寶投入感情或是應該減少與客戶接觸,也或許因為她個性外向,莉拉與阿納恩德鎮的代理孕母似乎有著天壤之別的代孕經驗——她與寶寶及客戶的關係遠不及阿納恩德鎮的代理孕母那麼疏離。

莉拉將一頭黑髮綁成一條長長的辮子,垂在背後擺動著。她身穿亮粉紅色紗麗服,咧嘴笑著,身子向我這邊傾,等不及和我談話。

「你是怎麼開始當代理孕母的?」我問。

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所以母親以女僕的工資獨力撫養我們三個女兒。母親太窮了,所以姊姊出嫁時給不出嫁妝。姊姊結婚後,姊夫的家人不顧母親的窘境,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母親討錢,因為我姊夫想要買一台摩托車。有一天,姊姊在廚房裡,姊夫潑她煤油,點燃她,把她燒死。我看著姊姊無神的雙眼及焦黑的臉龐,發誓此生絕不當窮人。

莉拉十八歲那年嫁給熟食店裡的一位服務生同事,生下兩個小孩。

我婚後才知道他是個酒鬼。我的丈夫欠高利貸4,000美元,而高利貸派人對我們施壓,逼我們還錢。他們敲我們的大門,大吼大叫,讓我生活在地獄裡。我們不得不把門鎖上,無法離家工作。於是我決定有所行動。我聽我姊姊的朋友說,捐卵可以賺錢,而我也捐了兩次。我回到診所準備捐第三次時,醫師告訴我代孕可以賺更多錢。

莉拉認為孩子的生父母付給她很高的酬勞。「那這筆酬勞能還清丈夫欠的債嗎?」她低垂著眼,回答道:「可以還清一半。」

莉拉懷孕的這幾個月,孩子的生父母安排女僕到她孟買的家幫忙,而且,和我訪談過的其他代理孕母不同,莉拉不避諱與肚子裡的孩子培養感情。「我是孩子真正的母親。我懷著他,感受到他踢腳,我替他祈禱。懷孕七個月時,我問醫師我和另外兩位代理孕母能不能慶祝「Godh Bharai」(印度迎接新生兒即將到來的慶典)。我們吃了甜點,拍了照。沒錯,孩子是我的,我在超音波上看到他的雙手和雙腿,我忍受生產的痛楚,到今天我仍覺得自己有三個小孩,而其中一個當作禮物送出去了。」

孩子的生父母是附近高級住宅區的印度夫婦,他們送給莉拉一件「又美又新的紗麗服」,讓她在迎接準新生兒的慶典上穿,並持續關心、協助莉拉:

孩子的生母把我看作她的小妹妹,而我將她視為我的大姊姊。我生產時,她全程握著我的手。孩子順利生下來時,她說:「看看我們的孩子多漂亮啊!」後來,她協助我來回浴室。他們每個月都打電話來,到現在還會。他們稱我為孩子的阿姨,會問我要不要看看孩子,我說好,他們就帶孩子來我家,但當我看到孩子又高又白,一點也不像我時,我很失望。

雖然這兩位母親建立起類似友誼的關係,但莉拉的醫師和帕托醫師一樣,並不鼓勵這種關係。「我把他們的號碼從手機聯絡人刪掉了,因為老闆娘說長期聯絡不是好事,」莉拉說:「但沒關係,曾經有過的對我來說就夠了。」

阿坎薩診所多數代理孕母幾乎沒有與客戶連絡,但其實希望能有多點聯繫。許多代理孕母想像客戶擔心自己的懷孕細節狀況,且對客戶難得捎來的關心訊息感激不已。阿坎薩診所的客戶和莉拉的客戶不同,他們很公事公辦。其實,有三位阿坎薩的代理孕母剖腹產後醒來,才發現孩子已經不見了。兩年後,其中一位代理孕母依然耿耿於懷,她的客戶在她生產前一直對她很友善。「他們就這樣帶著孩子一走了之,一句謝謝或再見也沒說。」另一位代理孕母問道:「是我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還是在我生下他之前,就已經被別人買下了?」

生下孩子後,代理孕母禁止對孩子餵奶,以免加深感情。在孩子被送走前有幸可以抱抱孩子的代理孕母都表示,感受到了強烈的情感。另一位名叫莎達的代理孕母說:「孩子哭的時候,我也想哭,很難不對孩子產生感情。」

代理孕母與孩子以及與客戶的感情——這個主題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一再出現。例如,安嘉莉懷的寶寶出生後,欣喜的加拿大生父母親自來到印度帶走孩子,這時,安嘉莉這位虔誠的印度教徒才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後來她在電話裡告訴阿帝加:「我的客戶是穆斯林,但我是印度教徒!我懷了穆斯林的孩子九個月,我有罪!他們給了我很多錢,但我得帶著這個罪度過餘生。這真是天大的錯誤,早知道就該等等其他的客戶。」

懷孕的九個月來,安嘉莉將自己視為「懷」著孩子的人,沒特別去想肚子裡的孩子身分為何,這點很符合帕托醫師的指示。但現在,她瞭解到「肚子裡的寶寶是印度教徒」這件事對她來說有多重要。另一位代理孕母告訴我,她拒絕為同志客戶懷孩子。但是,在另一段訪談中,她的產科醫師透漏:「如果我有同志客戶,我不會讓我的代理孕母知道。」

一位在德里的印度教代理孕母,以書面合約同意懷孕的九個月期間,每天都到德里的錫克教寺廟聆聽經文吟誦,為將出生的寶寶祈禱。那對客戶甚至聘用一位女僕照顧代理孕母,且(代理孕母懷疑)客戶也指示女僕確定她每天都去了寺廟。她是印度教徒,懷著一個錫克教徒寶寶,但她對訪問者透露:「我其實偷偷地向我的神為寶寶祈禱。」

帕瓦蒂是一名三十六歲阿坎薩診所的代理孕母,她簽了一份以英文寫成的合約之後,才發現她已簽名同意將是否墮胎的決定權轉讓給對方。在阿坎薩診所,代理孕母常常被植入多個受精卵,如果超過三個以上存活下來,帕托醫師會定期打掉「多餘的」受精卵。當帕瓦蒂得知她懷了三胞胎,帕托醫師告訴她,其中一個必須離開。傷心欲絕的帕瓦蒂告訴阿麗塔.旁德:

帕托院長說三個寶寶會沒有空間活動、成長,所以我們得動手術拿掉一個。我告訴院長,我可以養一個孩子,娜蒂妮蒂蒂(孩子的生母)可以養兩個。畢竟,雖然寶寶體內的基因是他們的,但寶寶是靠我的血液長大。況且,誰知道我到這個年紀還能不能生更多小孩?

不顧帕瓦蒂的強烈請求,帕托醫師還是把一個胎兒拿掉了。

吉塔、莎洛、莎達和帕瓦蒂——她們看起來都是過度商品化的受害者,是二十一世紀女性服務業版本的馬克思「勞動異化」[1]。她們被付錢做工,而要得到工資,必須同意某些條款,這些條款將嚴重限制她們懷孕期間的各種權益,而這就削弱了她們的自主權、自我,並降低她們想與寶寶建立情感的欲望。她們越不與寶寶建立感情,就越覺得自己只是個容器,越不覺得自己是在給予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