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布爾喬亞倫理獲得勝利,神聖的不再是愛情,而是婚姻

當布爾喬亞倫理獲得勝利,神聖的不再是愛情,而是婚姻
Photo Credit: 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洋愛情舊有的形式為一種新的感性所取代:它來自家庭,並在家庭之中產生;對於所有不符合其規範或利益的事物,它都把它們當作是非理性,加以排除。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726年3月24日,巴黎警察總長(le lieutenant de police)艾洛(Hérault),由「巴黎夏特萊(Châtelet)刑事法庭主席團」陪同,公布了一項判決。判決指出「愛蒂安.班賈明.戴修福(Étienne Benjamin Deschauffours)正式宣判有罪,並經證實確實犯下起訴書所提之雞姦罪。為懲此罪,並及它罪,判處上述戴修福於沙地廣場(la Place de Grève)火焚而死,其後骨灰拋散風中,其財產沒收,交王室所有」。

此人的行刑即日辦理。這是法國因雞姦處死的最後案例之一。不過,當時的人已經對此一刑罰的過度嚴厲,感到相當憤怒。伏爾泰在撰寫《哲學字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蘇格拉底式愛情」(Amour socratique)一條時,因而也對此案有所記載。大部分其它類似案例,其處罰如果不是流放外省,便是關入收容總署或拘留所。

如果跟古老的刑罰形態——「火與焰」(ignis et incendium)——相比,新的刑罰可說是奇異地輕緩。根據當時尚未廢除的法律規定,「犯此罪者將以烈火處罰。此刑有前例可循,並適用於男女兩性。」但是對雞姦新生的寬容態度卻有一特殊意義,那便是進行道德上的譴責,把它當作醜聞來制裁——在社會言論和文學之中,同性戀此時開始被當作醜聞。結束將雞姦者處以火刑的時代,正是同性戀情懷隨著博學的放蕩(libertinage érudit)的終結而消失無蹤的時代。

相對地,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卻是完全能夠容忍此一同性戀情懷。這個變化讓人覺得,雞姦過去和魔法及異端以同等的地位受到譴責,因為它們同樣是褻瀆宗教,但現在,對它的譴責只有道德上的理由,和同性戀地位同等。從此之後,同性戀才是主要的譴責對象——雞姦只是外加的行為問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人開始對同性戀感情產生反感。

過去一直保持分離的兩種體驗,現在被混在一起:一是反對雞姦的神聖禁忌,另一個則是同性戀中曖昧的戀情。現在,同一形式的譴責同時包裹了兩者,並在感情的領域裡劃出一條全新的界線。由此產生的是一個道德整體,它脫離了古老的刑罰,並用監禁使異質者齊平,接近現代文化中各種形式的犯罪。文藝復興曾經賦予同性戀言論自由,然而,從此以後,同性戀便將進入沉默之中,進入受禁制的領域,繼承雞姦過去受到的古老譴責,雖然後者此時已不再屬於神聖禁忌的管轄範圍了。

從此以後,在愛情和非理性之間,便建立了一項新的關係。柏拉圖文化,不論是在其歷史中的哪個階段,都把愛情當作是一種崇高激越的現象,依其不同層次進行分類。因此愛情或是與身體的盲目瘋狂有關,或是與靈魂的偉大陶醉有關;而且,在這樣的陶醉之中,非理性仍受知識控制。愛情和瘋狂,以其種種不同的形式,分屬神祕哲學的各種研究領域。

從古典主義開始,現代時期定出了不同的選擇項:如果不是理性之愛,便只有非理性之愛。同性戀屬於後者。因此,它也就漸漸地在瘋狂的層次分布間佔有一席之地。它被劃入現代意義下的非理性,如此一來,任何性慾的中心,都包含著由某項選擇所定出的規範,而我們的時代仍在不斷地重複這項決定。心理分析因為天真坦率,明白地看出,一切瘋狂的根源處都有受干擾的性慾。

但是這樣的看法之所以有意義,只是因為我們的文化,透過具有古典主義特徵的一項選擇,使用理性—非理性來劃分不同的性慾。在任何時代中,而且很可能在任何文化中,性慾都被人整合於某種約束體系之中;但唯有在我們的文化裡,而且年代相當晚近,才非常嚴格地以理性和非理性來劃分性慾。此後不久,既是其推廣亦是其墮落,性慾又被劃分為健康和病態、正常和不正常。

在性慾的類別之中,我們還應該加上所有與賣淫和放蕩相關的事物。法國各收容總署的基本成員便是由這裡吸收的。正如德拉瑪爾(Delamare)在《治安論》(Traité de la police)一書中所解釋的,「必須以一個強有力的救藥,才能將大眾從這種腐敗中解救出來,其中最好、最迅速、最確定的方法便是把他們關進拘留所,使他們在其中依照適合其性別、年齡、過錯而定出的規律來生活」 。

巴黎警察總長具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不經法定程序,逮捕所有犯下公開放蕩行為的人,直到夏特萊刑事法庭做出當年無法上訴的判決為止。但,所有這些措施的施行條件是:醜聞是公開行為,或者家庭的利益可能為此遭到危害;重點其實在於保護祖產不受濫用敗壞,或是防止祖產被移交到不合格者手上。就某一意義而言,監禁和所有環繞它的治安制度,目的在於控制家庭結構中的某一種秩序,而這種秩序同時既可以作為社會的規則,亦可作為理性的規範。家庭及其要求便成為理性的基本判準之一;要求並獲得監禁體制的,首先便是家庭。

我們看到,在這個時代裡,家庭倫理對性道德進行大沒收。這個沒收的過程不乏辯論和遲疑。長久以來,「矯揉仕女」(précieux)運動對它加以拒絕。即使矯揉仕女的效果並不穩定,而且只是短暫的,此一態度具有可觀的道德重要性。此一運動意圖重振中世紀的騎士之愛(l’amour courtois)儀式,並且想要超越婚姻中的義務,維持其儀式之完整性,也意圖在感情的層次上建立一種休戚與共的連帶關係,使它像是一種同謀關係,隨時可以勝過家庭關係。但是這一切,面對布爾喬亞倫理的勝利,最後都失敗了。

愛情的神聖性在契約關係之中消失。聖艾弗蒙(Saint-Évremond)對此十分清楚。他嘲笑這些矯揉仕女,認為對她們來說,「愛情仍是一位神祇⋯⋯它不是在她們心頭激起熱情,而是在其中形成宗教。」不久以後,騎士之愛和矯揉精神中共有的道德焦慮便會消失。面對此一不安,莫里哀(Molière)如此回答——他同時是在為他的階級和為未來的世紀回答——:「婚姻乃是聖潔和神聖之事,有地位有教養的人必須由婚姻開始,才算名副其實。」

神聖的,不再是愛情,而是婚姻,而且是在公證人面前才如此:「只有締結了婚姻契約,才能做愛。」家庭制度劃出理性的圈圍;圈外是無理智者的各種災難威脅,而人在那兒便是非理性及其所有狂熱的受害者。「那塊土地有難了:那兒不斷冒出濃厚黑煙,陰暗的激情放出烏黑的蒸氣,掩蓋天空和光明。但在那兒也發出神聖正義的光明和雷電,懲罰人類的道德敗壞。」

西洋愛情舊有的形式為一種新的感性所取代:它來自家庭,並在家庭之中產生;對於所有不符合其規範或利益的事物,它都把它們當作是非理性,加以排除。我們好像已經能夠聽到朱丹夫人(Mme Jourdain)的威脅話語:「我的丈夫,您真是發瘋,有這麼多幻想」;下面則說:「我護衛的是我的權利,而且,所有的女人都會站在我這一邊。」這不是一些空話;其諾言將會實現,有一天,戴斯帕侯爵夫人(la marquise d’Espart)將會要求判處其丈夫為禁治產人,因為她發現一樁婚外情的跡象,可能會對她財產造成損害;在司法眼中,他不是已經失去理性嗎?

放蕩、揮霍無度、不可告人的關係、可恥的結合(mariage honteux),這些都是監禁最常見的理由之一。這個既不完全是司法、亦不完全是宗教的鎮壓權力,這個直接隸屬於國王的權力,在根柢上,並不代表專制政權的專擅,而是代表著家庭要求從今以後的嚴峻性格。專制王權設立監禁制度,目的是讓布爾喬亞享用。

1771年,莫洛(Moreau)在他的《司法論》(Discours sur la justice)裡頭,便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一點:「一個家庭看到家中一位可恥人物正在成長,隨時可以讓它蒙羞。為了不讓他身敗名裂,家庭依它本身的判斷,火速地通知司法人士。如此,家庭的考慮,乃是君主應該倚重的意見。」只有到了十八世紀末,在布勒特伊(Breteuil)部長任內,這項原則才開始受到反對,王權也才開始嘗試結束它和家庭要求間的合作。

1784年的政令通報宣稱:「不管一位成年人如何因為可恥的結合而墮落,或是因為無節制的花費而導致破產,或是耽於過度的放蕩,生活荒淫,以上這一切對我來說,都不足以構成充分理由,可以剝奪他們作為法律主體(sui juris)的自由。」到了十九世紀,個人和其家庭間的衝突將會成為私事,而且會被當作心理問題看待。然而在整個監禁體制時期裡,這個問題卻被當作是關係到公共秩序的事件;它質疑著某種普遍的道德身分;整個城邦都對家庭結構的健全感到興趣。任何打擊它的人,便進入非理性的世界。也就是如此,家庭變成了非理性感受性的主要形態,並且,也就是因此,有一天它才能構成一個衝突地區,使得各種瘋狂的形式可以在其中誕生。

古典時代禁閉所有表現性自由的人物,不管他們是染上性病、同性戀、放蕩、浪子。先前時代的道德譴責他們,但從來就沒有想到把他們和無理智者或近或遠地扯在一塊。古典時代進行了一個很奇特的道德革命:它把一些長久以來彼此距離非常遙遠的體驗,都歸屬在非理性這個共同的名稱之下。它把一大群遭到譴責的行為聚集在一起,因而在瘋狂的周圍形成一道犯罪的光環。精神病理學將會很容易地重新發現到犯罪和精神病混在一起,因為古典主義時期暗中進行的準備工作,早就已經把犯罪和精神病擺在一起了。事實上,我們關於瘋狂的科學和醫學知識,其隱含的基礎,乃是先前時期所建立的一項有關非理性的倫理體驗。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古典時代瘋狂史》,時報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古典時代瘋狂史》為法國思想大師暨後結構主義思想家米歇爾・傅柯的重要著作,內容衍生自其博士論文。本書的中心議題為:在歐洲的啟蒙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以及「理性與瘋狂」如何在歷史的條件中成形與出現。從這一角度,傅柯討論了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精神病學與心理學作為一種科學,是如何形成與開展的;第二,在舊王室崩潰的過程中,精神病院在18世紀末的出現,具有何種意義。要理解傅柯的方法論,此書為不可不讀之作。

傅柯在本書談的主要是由中世紀到19世紀一部瘋狂的禁閉史;更深入地說,它企圖透過對監禁結構的研究,建立起瘋狂和非理性之間的對話;最後,它也規劃出一份草圖,談「一部界限的歷史——其內容是一些晦暗不明的手勢,它們一旦完成,便必然遭人遺忘。然而,文化便是透過這些手勢,將某些事物摒除在外。」

kk0432158
Photo Credit: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書摘』文章 更多『layout.lifestyle』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