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漂流遇上台北抽搐:專訪藤原新也

東京漂流遇上台北抽搐:專訪藤原新也
Photo Credit:臉譜出版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藤原將「深川連續無差別殺人」「鋁棒弒親事件」與傳奇女星山口百惠的結婚並列為80年代三大時代性事件,他從相隔十年左右的事件間看到的是日本社會的轉捩點,也是這段高度成長期「家庭」「鄉土」與「心」的流失。

採訪、撰文:黃大旺、曾傑

日前在《關鍵評論網》藝文版與幾家出版社編輯的穿針引線下,趁著日本攝影師/作家/書畫家藤原新也來台旅行的期間,在台北光點二樓的包廂進行了簡單的訪談。因為藤原先生下午還有其他的行程,我們把提問稍作簡化。

個人曾經翻譯過藤原新也的代表作《東京漂流》(新版,臉譜SOURCE書系,2015),為了連結出他的世界觀,先後閱讀了他的幾本代表性作品,例如已推出中文版的《印度放浪》(馬可孛羅,2014)、後來的攝影文集《Memento-mori觀想死亡》(日文新版;三五館,2008)、攝影/書法集《書行無常》( 日文原版;集英社,2011),以及他在不同報章雜誌或網站上發表的一些隨筆文,最後是近期台灣發行的兩本作品《總覺得波斯菊的影子裡藏了誰》(麥田,2015)以及《雙手合十,一無所求》(自由之丘,2016)。

田園將蕪

藤原在經歷了乘載過去回憶的「家」被拆除的童年之後,大學時代便選擇離開喧囂擾嚷的日本,獨自踏上了印度的旅程,也陸續拍攝了許多照片,並且透過書寫讓照片不僅是旅途上留下的回憶。在《印度放浪》與《東京漂流》裡,都有相當詳盡的敘述。在完成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東京漂流》裡,他將結束長期放浪重回家鄉時見到的各種光怪陸離,透過攝影與文字毫不保留地表現出來。

DSC09976
Photo Credit:臉譜出版提供
左至右分別為:《總覺得波斯菊的影子裡藏了誰》、《新版東京漂流》、《印度放浪》

日本經歷戰後的經濟復甦,在美援及50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轉向,進入高度發展期,隨著昭和年代(1926-1989)進入平成年代,日本經濟達到頂峰,泡沫經濟也開始出現衰敗的徵兆,此時日本發生了震驚社會的宮崎勤連續女童誘拐命案,一些平面媒體侵入嫌犯宮崎勤的臥室,為了要滿足「這就是變態殺人魔的臥室!」的獵奇心理,無視於嫌犯原本仔細整理的房間,而直接翻出恐怖片錄影帶、動漫相關刊物與「蘿莉」漫畫成堆拍攝,更在大眾媒體爭相報導下,炒作出日本大眾對於「御宅族」文化的嫌隙;嫌犯在2008年被槍決之前,都未曾表示悔意。

相對於《東京漂流》發表之初,藤原將「深川連續無差別殺人」、「鋁棒弒親事件」與傳奇女星山口百惠的結婚並列為80年代三大時代性事件,他從相隔十年左右的事件間看到的是日本社會的轉捩點,也是這段高度成長期「家庭」、「鄉土」與「心」的流失。

現身說法

早在1976年,藤原便從印度、圖博經過東南亞,從香港輾轉來到台灣。台灣給他的頭一個印象,莫過於「邊境」的分明。他說明,這種邊境(Border)並非單指國境,更是一種文化壁壘般(風土)的區隔。在三個月的滯留期間,生活步調比許多地方更加優閒的台灣對他而言,毋寧帶給他一種熟悉感,他說:「對台灣的印象是一種鬆散(緩い)的感覺,」特別是去過上海後,更讓他感受到台灣的優閒感。藤原認為台灣人的優閒性格,可能與盛產農產品與溫暖的氣候相關,是一種衣食飽暖、豐盛滿足後的鬆散感,「海上的,陸地上的食物足夠了,所以一切就顯得鬆散了,」藤原解釋。

DSC00004
Photo Credit:臉譜出版提供
藤原先生(右)與我們分享他睽違40年來到台灣旅行所拍攝的照片。

正是風土造就了台灣人的性格。

整整經過了四十寒暑,藤原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即使台北市內變化很多,台北以外的地方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在這趟為期10天的旅程,在接受訪問前,他並未離開北部太遠,相較於40年前,花了3個月的時間環繞台灣全島,僅在初抵的3、4天內去了趟基隆、淡水等地。

接下來的話題,環繞著基隆與淡水兩地開展,他一面訝異著淡水在這40年間改變甚大,而基隆則似乎毫無改變。由於區域開發進展有別,基隆的低度開發,比起淡水、九份這些成為著名觀光勝地的區域更吸引他,他說:「往昔的淡水很寧靜,這種寧靜是可以聽見下雨聲的。」基隆就是可以聽得到下雨的地方。

儘管街景不漂亮,在地人也未必喜歡這種氣氛,對他而言卻是感到安心的地方。他笑著說:「這樣的停滯,更應該被編入世界文化遺產呢。」藤原藉此回問了現場的人員,「年輕人還是比較喜歡淡水呀。」他說道。

基隆與淡水的差別是人心濃郁程度的差別,他到訪基隆時,路過一間小吃店,他見到女性店員5人圍著廚房工作桌上的肉餡,一邊交談一邊包著肉包,他說道:「我在基隆吃了一個肉包,我看見他們現場包著包子的時候,就覺得這一定好吃的;相較之下,在淡水也吃了一個肉包,味道就差了些。」同樣是肉包,基隆的都因為現做讓他看見具有人心的溫暖,比起淡水的肉包(甚至這次下榻的晶華酒店餐廳)好吃。「這正是人心濃度的差別,」日本在進步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間失去了這樣的「厚度」。

他在基隆路過這間小店,看到女性店員五人圍在一桌包餡,便感到這樣的溫暖,並且迅速按下了快門。

基隆的包子店_(藤原新也_拍)
Photo Credit:藤原新也
藤原先生在基隆路過的小吃店中所拍下的照片。

自從放棄繪畫(藤原在大學時屬於西畫組)改以攝影為創造媒介後,他所經歷最大震撼的場面,莫過於1980年發生在神奈川縣川崎市某清靜住宅區的一宗殺人事件。這起「鋁棒弒親案」對他而言是80年代日本社會轉變最重要的案件,「時代性的事件,」他說道。

1980年11月29日,進入第二年重考的20歲魯蛇一柳展也,平日就活在菁英爸爸與哥哥的陰影下,在父母結婚25周年的深夜,與父母發生衝突遂以鋁棒打死了自己的父母,事後企圖湮滅證據,仍然紙包不住火被捕。1984年審判時,檢方欲求刑18年,嫌犯的辯護律師以嫌犯具有發展障礙,行兇時又無自主意志為由要求減刑,最後考量嫌犯配合調查並表現出悔意,法院最終判處13年徒刑。

1997年,失去一切的一柳展服刑期滿之後,藤原仍然不斷拍攝事發後的一柳宅,以紀錄荒煙蔓草漸漸吞沒戰後高度成長期的夢想,即便一柳宅拆除後,他仍每年固定拍攝事件原地發生的變化。事實上在《書行無常》裡,藤原也透過特殊管道找到了2008年「秋葉原街頭殺人案」主嫌加藤智大的老家,並將自己的大幅書道作品擺在他家門口。在高度成長、利益至上的進程下,「家庭」的存在被犧牲,原本的意義分崩離析,崇尚西洋文化的日本也失去了自己文化的神髓。藤原說:「過去的兇殺案往往出自濃濃的恨意,如今卻不是這樣。」一柳展也之後的許多殺人事件,往往看不出兇手的動機。

藤原表示,他拍照並非追求真實,而是表現出自己的看法。既然人不能保證看到的一定都是真的,更必須勇於表現出自己對現象的看法,唯有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並且得到讀者的共鳴,才有可能形成一種「真實」。而市面上許多「真實」都是多數人認定。

338-339
Photo Credit:藤原新也《東京漂流》
1980年「旅棒弒親」案件發生地「一柳宅」。
342-343
Photo Credit:藤原新也《東京漂流》
1981年,「一柳宅」已遭拆除,藤原先生仍固定前去拍攝該案件場址。

在《東京漂流》書中,藤原新也選擇多起社會案件作為60至80年代的社會轉型的歷史標的,他解釋:「我並不是刻意選擇刑事案件舉例,單純只是對他來說那些事件有重大的意義。」2016年2月起他開始在雜誌《SWITCH》上連載的〈新東京漂流〉,不僅關注年輕人的文化,也關注發源於秋葉原的偶像團體AKB48、澀谷車站周圍馬路的萬聖節嘉年華、青年自主反體制團體SEALDs等等,除了作為觀察者的書寫,也積更透過訪問,從年輕人身上學習許多他未曾明白的世界。

這些事件不論好壞,對他而言都是一連串的「事件」;身為攝影者,目擊這些事件是天職。相較於過去學習繪畫,是向內探求的創作行為;攝影則是與世界的互動。近年來,藤原新也想透過創作進一步活用自己的感官,除了攝影與寫作外,也尋求使用全身的表現,於是不僅重拾畫筆,也開始揮毫寫毛筆字,因為手寫更能表現出一個人的思考。

他的「書行」(日文與「諸行」諧音)作為一種表現行為,不但刻意背離電腦時代的輸入,更能表現出感情。但是寫出來的內容又未必是正能量小語,與許多日本學生在學校書法課上寫出的毛筆字,或是書法比賽上寫出那些朝氣十足文字正好相反,「現在是一個網路(Net)中心的時代,過去書寫的原型由電腦取代,隨著老去和科技變化,我也進入了五感的衰退狀態,這種回到書寫的狀態,也是心的表現,」他說。

21世紀的三神器

在日本神話裡,天照大神所留下的「三神器」:八咫鏡、八尺瓊勾玉、草薙劍(天叢雲劍)。這三種連天皇或皇族都未必親眼目睹過的聖物,到了20世紀50至6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復甦以及商品化社會的開展,有了新的意義,50至60年代的三種家電-電冰箱、洗衣機、黑白電視機;70-80年代的3C-彩色電視、冷氣機、自小客車取代;新世紀以來的洗碗機、平板電視、照相手機;乃至於近10年的太陽能電池、節能電器和電動車,莫不是商品化資本主義世界人心的具體化身。藤原在《東京漂流》裡,花了不小篇幅探討這種時代的推移。

當我們問及「21世紀的三神器」時,與前首相(小泉與麻生)以鼓勵消費和政策目的不同,藤原的答案先說了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與電玩遊戲(Game)兩樣,猶豫了一陣又說出第三樣:「抗菌用品。」

不論物理性質或是心理性質,日本人的潔癖遠近馳名。消臭、抗菌商品種類豐富,日用品也多半使用所謂的「抗菌材質」。藤原說:「我發現台灣人會以手碰觸台北捷運的電扶梯扶手,日本人則不會碰。」一個過度注重消毒清潔的社會下,人(心)的抵抗力反而變差。

412-413
Photo Credit:藤原新也《東京漂流》
藤原先生在雜誌上連載《東京漂流》時,所刊出他在恆河旅行時拍攝的這張照片,照片中野狗正在啃食被河水泡得浮腫得屍體。在書中,他描述印度喪禮習俗是將遺體放置在小筏子上,往恆河中心送去,讓屍體順著河中央乾淨得水流遠去。圖上摘錄了他對這張照片的想法,他寫道:「因為睡不著而喝威士忌喝得爛醉,再度夢見了狗吃著人的畫面。」左側的威士忌圖片,則是他在這篇連載專欄中刻意嘗試的「假廣告」(詳情請見《新版東京漂流》)。

藤原早年在恆河拍攝的幾張照片:火葬的現場。兩隻野狗啃食一具泡水的腐屍......堪稱他創作生涯的核心,但他並不以拍攝這類題材為創作主軸,他除了日常生活的紀錄與棚拍,也出過大型風景照片的攝影集。長野縣駒根市的駒根高原美術館,便有藤原新也的常設展區,展出他對於「死亡」的觀察。

我想以活躍於1980年代的日本龐克樂團The Blue Hearts(ザ・ブルーハーツ)的歌〈Train Train〉(トレイン・トレイン)作為這次訪問的結尾,這首歌的橋段(Bridge)是這樣唱的:

期盼著看不見的自由
射擊著看不見的槍炮
給我聽聽真正的聲音

見えない自由がほしくて
見えない銃を撃ちまくる
本当の声を聞かせておくれよ

72歲的藤原新也先生(1944年生)自20歲起的放浪(旅行),足跡遍及世界各處,透過他的觀景窗,為日本帶來預言式的觀察,他可能看見了我們所見不著的自由、真實,並且聽見了真正的聲音。

身為一名譯者,我希望可以多翻譯幾本藤原新也的書。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