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死刑前該不該告知犯人和其親屬？

Photo Credit:Patrick FellerCC BY 2.0

翻譯/楊士範

可憐的熊谷德久，73歲，男性，九月中被日本司法當局吊死，他是日本今年以來處死的第六人。

我不是可憐熊谷德久死了的事實。說實話，他可能是「罪有應得」。他因為在2004年射殺一名男子並搶奪受害者40萬日圓現金被判死刑。我並不可憐熊谷的死亡，被吊死不是我能夠想像到最糟糕的命運，如果日本劊子手沒有像日式摺紙一樣精準的精進他們的技能的話，我會感到很訝異。

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將近10年來，熊谷每天早上在東京拘留所醒來時，不知道今天是否就是「那一天」。

這就是日本的作法。直到他們被趕出囚室，喊著「走吧，死刑犯」之前，犯人不知道他們要上絞刑台，不過台灣這個有跡象顯示可能會放棄死刑的國家，情況就不是這樣。

在台灣，死刑犯執行前會被通知並允許寫信給家人和朋友告別。然後死刑犯在被麻醉到無知覺前會有最後一餐（未經證實的報導說最後一餐會包含高粱，如果真是如此，我會很驕傲的稱呼台灣為家，德州可絕對不會如此仁慈。）如果受刑者選擇要捐贈器官的話，行刑者會在受刑者腦上開槍，如果拒絕捐贈器官的話，則會打在心臟上。

我會有這些來自官方的消息是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我有機會在我的ICRT節目「Taiwan Talk」中訪問一位法務部的官員。這位司法部外交事務官員很友善的同意在死刑情感面跟我討論，儘管她推測的感覺和我以及許多西方人對於這種國家批准的殺戮截然不同。

讓我快點承認我的意見：我很肯定即便在我死後，這個世界還是會有國家執行死刑，但我很自豪的相信我是站在歷史「對」的這端。我很堅決的相信，有一天，我們的後代回頭看待死刑的態度，會像是看奴役和裹小腳一樣。

但我絕對不會在這個專欄中去嘗試和改變你的想法。 我清楚的知道台灣絕大多數（80-90%）的人認為死刑應該保留。民意調查不斷證實這點，而我在台灣的朋友也僅有大約2到3位是溫和的支持我反對的立場。

不，我不打算在這個議題上另開啟一場辯論。我已經和司法部官員辯過一次，而結果一如預期。她說台灣民眾支持死刑，而在廢除死刑之前，台灣在文化、法律以及更多地方都還需要改變。她的評論完全不令人意外。

但意外的是這個官員在「官方」採訪之外說的話。她告訴我，在台灣，死刑犯的家人直到死刑執行完畢前是不會被通知的。我作為一個自由派美國人的直覺反應是震驚。沒有流淚告別 ？沒有親人淚眼汪汪說：「堅強點我的兒子，你是這屋子中的真男人」？沒有最後一秒的擁抱直到警衛分開哭泣擁抱的人，簡潔的說著「不准觸碰犯人」？

總之，在台灣死刑執行前，沒有好萊塢告別的場面會發生。

我把下巴推回臉上原有位置後，我問官員這是為何。他們為什麼不提供即將受死者的家屬一個幾乎是神聖的權利？她的回應很短，但它足以讓我體驗到什麼叫做「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我們在心中是一個中式社會，」她輕聲說，「處罰和救贖的概念在這裡有不同的演變。」

在我離開她辦公室走進電梯時我領悟了：犯人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被定罪時，就從核心羞辱了他們的家庭。在我們半儒家的台灣社會，法務部這樣在行刑結束前不跟他們說，可能是幫受刑者家庭和受刑者本人一個忙。

她並沒有改變我對於死刑的想法。我依然認為「不可殺人，不然國家會殺了你」是可笑的邏輯，看看德州直線上升的謀殺率就知道了。我始終認為，如果你真的想要懲罰某人的暴力犯行，沒有假釋機會的終生監禁才是該走的路。一顆子彈、一根針或一條繩索都太輕鬆了。

但她確實改變了我的視野，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透過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樣的人眼睛去看這件事。

我不知道已經跟我台灣藉太太、老闆和朋友有過幾次這種失敗溝通式的爭執。我們大多是透過自己的眼睛來看世界，畢竟我們通常只有這個視角，太多時候爭執並不是因為我們說不同的語言，而是我們並沒有使用同樣的邏輯。

我仔細回味這個官員帶給我的「震撼」時刻，並發誓試著對於我認為我「懂」的事情，尋找沒那麼表面的解釋。

現在如果有人能夠給我一個解釋，為什麼日本人認為在死亡陷阱門打開之前應該給某人一個5分鐘的抬頭時間的話，我會非常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