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避孕藥的副作用成為秘密:一段關於種族與性別的歷史

讓避孕藥的副作用成為秘密:一段關於種族與性別的歷史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其實Pincus一夥人最初是想針對男性研究賀爾蒙避孕法。Grigg-Spall表示:「藥物被男性拒絕了,因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縮。」當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副作用,畢竟男人需要好一點的生活品質。

譯者:李爾喬(1988年生,想變成永遠嚴肅的人像是蘇珊桑塔格和約翰伯格,但過著貪吃貪玩的日子。醫生,女性主義者,適應不良者)
校對:沈于方

翻譯文章:Squires, Bethy (2016).The Racist and Sexist History of Keeping BirthControl Side Effects Secret, VICE.

譯者導言

被這篇文章吸引,一開始是因為我自己有吃口服避孕藥,並且有點在意憂鬱症的關係。後來才發現,轉載平台下面,被一大串女性留言洗板:「我一直問,但我的婦科醫生總是否認。」「我早就知道跟憂鬱症有關了,但我媽說是我歇斯底里、太敏感」。這種集體的被噤聲經驗,挑起一種不適。在公開討論裡,妳試著發言,被年長男性權威打斷過嗎?妳描述自己的感覺,卻被指責太過情緒化嗎?妳的身體告訴妳各種慾望,想吃、想喝、想玩,卻必須被否認嗎?

作者Bethy Squires是美國印第安那州布盧明頓的劇作家兼演員。她在《VICE》雜誌上的女性專欄Broadly寫文章,大多是一些沒營養的內容。在今年九月丹麥研究揭露賀爾蒙與憂鬱症的相關性之後,忽然蹦出這篇非常精采的文章。也許作者也被觸動了什麼唷。

傳統來說,口服避孕藥的發明對人類世界有巨大且具意義的改變,不只讓性愛與生育兩者分離,女性也能掌握生育的主導權。然而,這並不表示口服避孕藥對女性來說是友善的醫學成就,不論是藥物研究的過程、以及藥物產生的副作用都對女性帶來另一波傷害。詭譎的是,這波傷害似乎從來是公開的秘密,卻因為性別印象與科學的複雜性,消磨了真相的可信度。

從這篇口服避孕藥譯文中可以看到,這一顆小藥丸,竟是性別議題,種族議題、與醫病關係的化合物。


文:Bethy Squires

一、抗憂鬱劑與避孕藥

九月時,JAMA Psychiatry發表了一篇丹麥的研究,發現賀爾蒙避孕與憂鬱症之間的關聯。這篇為期六年的研究,追蹤了超過一百萬名使用賀爾蒙避孕的女性,其中包括口服避孕藥、子宮內投藥的避孕器、或陰道避孕環。研究發現,使用這些避孕方式的女性,她們得到抗憂鬱藥物處方的可能性顯著地上升。

消息一發出,許多女性感覺被平反:科學終於追上她們活生生的經驗了。《美化避孕藥》(Sweetening the Pill)的作者Holly Grigg-Spall說:「我曾經服藥十年。我吃的是Yasmin,有很強的副作用:心理上的、憂鬱、焦慮、恐慌。我剛吃藥的頭兩年都沒有想到這些狀況和藥物有關。」

研究發現青少女使用避孕藥與憂鬱之間的關聯特別明顯。青少女若使用賀爾蒙避孕,她們之後服用抗憂鬱藥物的風險會上升80%。這個統計數字麻煩的地方在於,很多青少女即便還沒有性生活,就開始吃口服避孕藥了。有的是為了治療青春痘或經痛,有的只是一般性的預防措施。「吃藥被看成很基本的事情,」Grigg-Spall說,「像成年禮。」

雖然這可能是第一個研究闡明避孕藥與憂鬱症之間關聯性,但它卻不是第一個將避孕藥與心情變化做連結的。這只不過是長久以來在女性與醫師間一場又一場的戰役的延續。

二、避孕藥的發明:一段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歷史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避孕在大多數的州是非法的。有二十六個州直到1960年代才解除單身女性避孕的禁令。女性任由她們的子宮擺佈,一再忍受非預期的懷孕。當時一個常見的做法是子宮切除。「產後六、七週而已,生產完不久就把子宮開掉」,在一部公視的紀錄片《美國經驗:小藥丸》(American Experience:The Pill)上,醫生Richard Hauskenecht說:「如果你要幫一個生過三、四個小孩的女人在產後六周做經陰道子宮切除術,你有兩個選擇:要嘛你得開得比鬼還快,要嘛你就得備夠血庫。因為失血量會很驚人。那時代真是野蠻。太野蠻了。」

賀爾蒙避孕的四個先鋒:社運者與性教育者Margaret Sanger,她以優生學立場倡議節育;還有富二代的婦女普選權運動者Katherine McCormick,天主教婦科醫師John Rock,以及生物學家Gregory Pincus。Pincus發現動物施打黃體素之後就會暫停排卵。不過考慮到頻繁打針的可行性太低,於是就轉向發展口服的藥物,資金來自McCormick的自費資助。

大約在1950年間,在麻州職業的Rock醫生以生育研究為幌子,讓病人成為藥物受試者,服用此藥物。Rock醫師沒有告知他的病人藥物是用來防止懷孕。後來很多女性退出了麻州試驗,原因是她們無法忍受藥物的副作用:腹脹、血塊、和情緒變化。

研究團隊難以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一部分原因是當時避孕在大多州仍是違法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中途退出這個研究的比率實在太高。於是Pincus和Rock打起了波多黎各的主意,當時波多黎各正因為優生學運動關注人口過多的問題,這表示島上沒有避孕限制,墮胎也是合法的。事實上,1950到1960年代,當地俗稱的「那個手術」,也就是產後結紮,在許多未經婦女同意、也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大量施行。因此Pincus和Rock推測他們應該可以在波多黎各找到數量足夠、順從度也足夠的受試者。他們相信,假如貧窮無知的波多黎各女性能用這些藥丸,那任何人也都可以。

起初,Rock和Pincus再次遇上同樣的問題,受試女性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波多黎各女性也中途退出了,他們只好開始尋找能夠強迫參與的女性,美國也行,波多黎各也行。」Ann Friedman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報導寫道,「麻州一間精神療養院的女性被報名進入試驗。聖胡安醫學院的女性學生被告知,她們必須參加一個臨床試驗,否則會退學。」再次,這些女性仍然沒有被告知藥丸的作用,而是要她們安靜,吃藥,接受頻繁的侵入性檢查。

終於,波多黎各的Edris Rice-Wray醫師,家庭計畫協會的醫學主任,想出了一個新策略:「不如告訴女性,這藥物是做什麼用的。」執行聖胡安住家計畫的社工挨家挨戶敲門,向人們解釋這種每日服用的藥丸可以避免懷孕。一旦知道藥物的作用,上百名女性湧入報名。然而這些女性仍沒有被告知她們參與了一個臨床試驗,也不知道治療是實驗性的。

研究結束後,Rice-Wray醫師告訴Rock與Pincus,這顆藥丸對避孕百分之百的有效。不過,其中17%的參與者有副作用:噁心、頭暈、頭痛、胃痛、和嘔吐。三名女性在研究期間死亡,沒有驗屍確認是否因為參與試驗所致。Rice-Wray醫師總結認為,從給波多黎各女性用藥的方式還有劑量上來看,藥物有「太多一般人難以接受的副作用」。但這個結論卻沒有阻止藥廠G.D. Searle & Co.以相同配方釋出第一版的藥物 Enovid。[1]

話說回來,其實Pincus一夥人最初是想針對男性研究賀爾蒙避孕法。Grigg-Spall表示:「藥物被男性拒絕了,因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縮。」當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副作用,畢竟男人需要好一點的生活品質。

美國經驗:小藥丸
Photo Credit: American Experience | The Pill

三、戰役:病人知情權

1970年,記者Barbara Seaman撰寫的書《The Doctor's Case Against the Pill》中詳述,醫師雖然得知種種Envoid副作用的傳聞資料(anecdotal data),卻對病人隱瞞。這本書引起威斯康辛州參議員Gaylord Nelson的注意。

「參議員想推動病人知情權的法案,」國家女性健康網絡的理事Cindy Pearson表示。參議員想從避孕藥切入,讓醫療產業對消費者更加透明。1970年1月,參議員Nelson召開參議院聽證會,調查藥物與性慾低落、憂鬱、及血栓的關係。

不過,在聽證會上,竟然沒有任何一名女性被要求發言。由Alice Wolfson領導的特區女性解放集團,在會議上抗議女性的缺席。「我們必須承認,女人是一流的天竺鼠,」Wolfson在聽證會上發言,「她們免費,她們養活自己,洗自己的籠子,支付自己的藥丸,還給觀察員報酬。我們拒絕再容忍那些穿白袍的『神』的恐嚇,拒絕他們繼續無菌地指導我們的人生。」

最後這場聽證會促使了兩個結果,一是藥物中賀爾蒙劑量大大的減少,二是一張100字的「潛在副作用」小紙條,被放進每一盒藥丸的包裝裡面。

當然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嘲笑每張藥品仿單上羅列著的一長串副作用,但那可是在一群人爭取避孕藥透明化後,才讓人們有權力知道每個藥物被吞進身體內的風險。此外,種族主義且違反倫理的波多黎各試驗,後來更直接促成了今天所有醫學研究都必須遵守的知情同意原則

在聽證會上相遇的記者Barbara Seaman與運動領袖Alice Wolfson,就是後來的國家女性健康網絡的共同創辦人。

四、相信女人

今天,Pearson回顧這個組織和其使命是如何深深受到賀爾蒙避孕藥的影響。「女人應該知道她們想知道的,避孕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Pearson說。新的丹麥研究並沒有改變她對避孕藥的看法。

「打從女人拿到她們手上的避孕藥,就已經被認定有憂鬱風險。」她說。現在唯一的不同,只不過是終於有個數據去支持許許多多女性切身的經驗。「這在生物學上是合理的,而且早已被女性傳述了五十年。」

問題是,如果女性五十年來都知道憂鬱是口服避孕藥的副作用,為何我們到現在才得到堅實的證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整體女性健康興趣缺缺,」Grigg-Spall認為,並說明研究情緒很複雜,「因為顯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許多對這篇丹麥研究的批評都指出,憂鬱症的發生有其他的變量。有人指出青少女的憂鬱症高峰,是來自戀愛,而不是藥物造成的賀爾蒙失調。有些人認為媒體誤讀了研究,誇大藥物與憂鬱的相關性。Grigg-Spall則認為數據方法值得讚揚,特別是研究中以憂鬱症藥物處方作為憂鬱症的衡量指標。「他們使用的是數據,而不是自我評量的量表。」

Pearson也被丹麥研究所鼓舞。「上帝保佑斯堪地那維亞人,他們有全民醫療體系,還保存很好的統計數據!」她說,「這篇研究是個好的前鋒,值得更進一步的調查。」例如:為何賀爾蒙劑量低的子宮內避孕器和避孕環,反而導致更高的憂鬱症風險。」

Pearson認為,這個研究的重點是提供女性她們需要的訊息,以便對自己的身體和健康做出選擇。「這些訊息不應該因為擔心女性做錯決定,就對女性隱藏,」她說,「請相信只要給她們好的訊息,她們自己會做出好的決定。」

附註

[1] 這段話的原文尚有 “in the same formulation that caused illness in almost a fifth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linical trial. Enovid contained 10 times the amount of hormones needed to prevent pregnancy.” 但譯者考量到文章中的參考資料並非醫學文獻,無法確認是否真為避孕劑量的十倍,故沒有譯出。但可以確定的是,往後避孕藥的荷爾蒙劑量確實低於Enovid。

本文經STS多重奏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猜你喜歡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image3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image2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image4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