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回顧:「契約理論」如何解釋生活中的大小事?

諾貝爾經濟學獎回顧:「契約理論」如何解釋生活中的大小事?
Photo Credit: 諾貝爾獎官方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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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在「契約理論」有卓越貢獻的哈特(Oliver Hart)及荷姆斯壯(Bengt Holmstrom),兩位學者以此理論解釋了個人及組織在訂定契約時,該如何妥善設計以達雙方的合作目標。究竟什麼是「契約理論」?它又能怎麼解釋我們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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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陳剛

你是否想過:為什麼家門前的馬路一直挖不停?為什麼台灣工時總在全球名列前茅?為什麼政客總是亂開芭樂票?

有人說這些人心太黑、愛說謊、壓榨勞工,這是人的劣根性,難以完全杜絕。但真的是這樣嗎?也許經濟學中的「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能給我們除了劣根性以外,更務實、也更合理的解答。

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在「契約理論」有卓越貢獻的奧利佛.哈特(Oliver Hart)及班特.荷姆斯壯(Bengt Holmstrom),兩位學者以此理論解釋了個人及組織在訂定契約時,該如何妥善設計以達雙方的合作目標。那究竟什麼是「契約理論」?這個理論又能怎麼解釋我們的生活呢?

合作要成功,先訂個好契約

「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現代生活幾乎是由各行各業合作構成的,有良好、穩固的合作關係,往往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存活下來。因此一份契約──一份能確保互惠合作關係的好契約──相當重要。什麼是一份好契約呢?關鍵在於「能否提供誘因,讓對方自願照著你的目標去行動」。

「契約理論」的目標相當清楚:「制定一個提供適當誘因及風險結構的契約,讓訂約雙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也達成彼此的目標。」這件事情其實相當不容易,因為在合作過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共同合作目標往往會相互衝突。

其中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委託人─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指的是委託人出資,請代理人協助完成目標。

例如:公司股東出資,請經理人協助公司營運、獲利;政府撥出預算,讓招標成功的廠商建造公共設施;甚至媽媽給小孩子零用錢,請小孩去做家事也是一樣的。但在這樣的合作關係下,其實暗藏著不少問題,像是經理人可能會偷懶,將工作推給下屬、坐領高薪;廠商可能會偷工減料、隨意交差;小孩也可能因為貪玩而沒把桌子擦乾淨。這些我們稱之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即代理人可能會因為個人利益,而不依委託人的要求去努力達成目標。(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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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redit: 康陳剛
圖一:委託人─代理人問題示意圖。

在委託人無法隨時監督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用「結果」去衡量代理人是否有善盡職責,但這往往無法公允地判斷他們的努力程度。於是,荷姆斯壯給了我們一個好方法──「資訊內涵原則」(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

資訊內涵原則:打擊道德風險的好幫手

造成最終結果的因素有百百種,大環境便是其中關鍵因素之一。以股東和經理人的例子來看,如果經濟景氣好,經理人再怎麼混,可能都能維持不錯的績效;但景氣差時,即便再怎麼努力,也只能求個損益兩平。因此,我們需要更能評斷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指標。

荷姆斯壯的「資訊內涵原則」指出,如果能將努力因子涵蓋在衡量標準內,就能更精確計算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減少道德風險。像是我們能用同產業其他公司的績效來做比對,藉以衡量經理人的努力程度,因為景氣的起落,通常會對整個產業,而非單一企業造成影響。這樣的方式,能減少在計算經理人努力程度時造成的誤差,經理人也會因為努力能被準確衡量,而更願意認真工作。

回到開頭問的幾個問題:為什麼家門前的馬路一直挖不停?為什麼台灣工時總在全球名列前茅?為什麼政客總是亂開芭樂票?

因為每件個案原因不同,我們只能推測其中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公部門的績效之一是預算執行率、老闆找不到比工時更能測量員工努力程度的方法、政客的最大目標是當選連任,而非政見是否落實。(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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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redit: 康陳剛
圖二:衡量績效方法錯誤,使代理人有誘因不努力。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問題的癥結點就是「沒有用對方法去衡量績效」。如果能利用資訊內涵原則去改變這些方法,也許就能促使代理人努力達成目標。像是公部門以實質建設內容取代以預算執行率做為績效考核、老闆給予同單位執行效率高者獎金或休假,而非以工時計算;選民以政治人物的問政記錄作為投票考量,而非表面形象。

不完全契約:現實生活中的契約法則

荷姆斯壯提出的資訊內涵原則告訴我們:「契約必須可以精準衡量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才能減少道德風險。」但實際上,由於合作內容的多樣性和複雜程度,我們通常無法將所有衡量指標和細節寫入契約。那這時候契約該如何訂定呢?這就是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哈特所關注的問題了。

哈特指出,我們應該用「不完全契約」(incomplete contract)的角度,來解釋簽訂契約的情況。因為在研擬契約時,考量到未來可能發生的意外或風險,並將研擬完全契約時需要花費的人力、時間或金錢成本納入考量,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既無法、也不會嘗試去製作一份完全契約。

既然是不完全契約,就代表有一部份的責任是未能被定義清楚的,所以哈特進一步指出:必須要分析雙方的「優勢」,來衡量契約是否值得成立。

哈特的理論主要應用在「組織與組織」間的合作。舉例來說,當一家企業想要發展新技術時,可能會想要自行研發,或跟技術較好的企業合作研發,於是要考量:「自行研發」及「合作研發」的成本和風險。

自行研發有內部管理的成本,且風險必須自行承擔;合作研發則是有監督的成本,雖然風險可以分攤,但對方也可能要求更高的風險貼水。要衡量兩種方式的利弊,必須看「優勢」在誰那邊。如果對方擁有新技術的核心專利(或研發能力較高),這家企業就會進行合作研發,因為自行發展新技術的成本和風險較高;但如果對方沒有核心專利(或研發能力較低),這家企業就會決定自行研發,甚至是直接併購那家公司。(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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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Credit: 康陳剛
圖三:對方研發能力夠高時,企業會選擇合作研發。

除了運用在企業端,哈特的理論也能應用在公部門決策。政府在決定是否要將某些公共服務外包時,必須比較直接營運的成本和外包給廠商的風險。像是台灣的國道收費系統,因為遠通的ETC系統技術相對難取得,政府在成本及風險權衡下,將國道收費系統外包給遠通,雙方也因此受惠。

試著用「契約」思考生活

荷姆斯壯和哈特的研究,更深一層地解析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契約,同時也將經濟學延伸到政治、社會及管理等領域,讓「合作」這件事能被人們更加了解,也推進了社會的進步。

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試著在討論公共議題或煩惱日常瑣事時,用「契約」的角度出發,思考背後各自的誘因和風險,或許就能拓展一條不同的思路,提出更多元、全面的看法。

註:為方便讀者理解,本文所舉範例皆有簡化,不全然符合真實情形,敬請見諒。

參考資料

本文經維京人酒吧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