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議制的荒謬在於「數量求和」的結構,名義上民主,實為多數專制

代議制的荒謬在於「數量求和」的結構,名義上民主,實為多數專制
Photo Credit: Speaker.gov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代議」(代表決議)和「民主」(民眾作主)是矛盾的。二者組成一個詞,表達的只是通過「代議」實現「民主」的願景,不等於「代議」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不能和民眾參與分開。進行政治參與是人民自由的標誌。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王力雄

無需強力的權力更新

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進步,代議制解決了一個重大問題——權力更新從此以數人頭代替砍人頭,不再需要強力。選舉為社會的無權元提供了對有權元的溝通,使得解決權力意志脫離社會意志只需以壓力方式,從而避免以強力更新權力所造成的損失和破壞。

迄今已發展為一整套國家政治制度的代議制,為無權元提供了如下若干對權力的溝通:

一、表決:作為直接民主的方式,雖與代議制理念不同,卻是代議制的基礎。除了重大事項採用公投表決,代議制的選舉本身亦是直接民主的表決。

二、競爭性選舉:是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溝通。對於無法進行充分直接溝通的大規模人群,沒有競選便沒有真正的選舉。

三、言論自由:為民眾監督權力提供了縱向溝通,為凝聚民意提供了信息與思想的橫向溝通,是社會意志對權力意志施加壓力的基本方式。

四、多黨體制:在政權的溝通結構之外另立溝通結構,為不同政見和訴求提供立足之地,也為民眾更新權力提供多種選擇。

五、權力分立與制衡:把政權分割為數個獨立的溝通結構,相互制衡,避免絕對的權力,同時也為民眾增加溝通權力的管道。

正是這些溝通管道的存在,使得社會意志對權力意志的壓力得以表達和傳遞。定期選舉使權力意志對這種壓力必須保持敏感,不再驕橫,而需小心翼翼地逢迎化解。說到底,代議政治中的政黨競爭、媒體造勢、社會運動等,都是利用壓力促使權力意志調整,或是通過選舉更新權力。

代議制的優點已經論述很多,無需重複。本文希望從另一面看代議制存在的問題,以及能否改善。這並不意味否定代議制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希望尋求更多有助前行的啟發。

數量求和的被操縱

理論上只要有選舉,權力一定要對社會意志的壓力讓步,否則就會被選舉更新。然而事實並非完全如此。雖然權力意志不會公開扭曲社會意志,所作所為皆符合法律和程序,但是其與社會意志仍有差距。一個典型例子是,在數年以來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國會議員都被美國民眾評為在道德與誠信方面最差,甚至是以職業排名的倒數第一。然而國會議員正是民眾選舉出來為自己代議的。如果不是代議制存在問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黑色幽默式的結果?

從本文角度分析,問題根源就在代議制是數量求和結構,而社會意志是向量求和的結果。數量求和結構無法完成向量求和,因此社會意志便無法在數量求和結構中真正體現。

正是數量求和與向量求和之間的差別,造成了代議制的現實與理想之距離。一方面代議制權力的確會在民眾壓力下讓步,那卻不是向量和的壓力,而是數量和的壓力;另一方面,代議制權力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利用乃至操縱數量求和的過程與結果,才導致上述黑色幽默。

前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回憶其在一九八四年競選參議員時,民意測驗顯示他的領先優勢消失,其競選顧問便提出了在廣告方面的投入與策略,並保證按其計畫操作,可在三周內讓高爾的支持率提高8.5%。三周後,支持率不多不少正好提高8.5%。這固然可能存在巧合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地說明代議制政治對數量求和的操縱。

代議制選舉將「是」或「否」的投票相加成彼此對立的數量,決定最終結果。如何利用數量求和達到目標,既是精確的學科,也是可觀的產業。花在競選和立法遊說上的錢爆炸增長,代議政治的結果與錢的投入密不可分。這種過程的主導權掌握在權力元手中。無權元雖然握有投票權,但調侃的說法是「無權者可以自由地投票,金錢和權力可以自由地操縱,無權者也可以自由地被操縱」。這雖有些以偏概全,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現實的反映。

有太多故事描述政客在代議政治遊戲場上玩的花樣,以致他們在民眾中喪失信用,同時又擋不住他們繼續拿到足夠的選票。代議制的各種投票制都無法改變這種荒謬,原因就是囿於數量求和的結構。

只要社會仍處於二元結構,無權元對有權元的溝通管道就總能被權力動手腳。比起專制,代議制權力是用軟性方法。專制的蠻橫一目了然,代議制卻讓結果看似是民眾自己的選擇。照搬代議制的轉型社會,有的出現民主倒退乃至只剩形式,往往是當權者利用代議制的政治手段操縱選舉、蠱惑民意、控制輿論,結果讓民眾自以為民主地再次被專制。新誕生的專制者可以獲得足夠的選票,完全無需作假,但那正是通過蠱惑和操縱形成的數量和,而不是社會意志的向量和。

代議制仍是二元

超出充分溝通與協商的規模便無法進行向量求和,只能簡化為數量求和,因此不會是真正的民主。歷史上民主曾長期名聲不好,問題正是出在數量求和。數量求和類似數學的提取公因式,忽略各自不同,只取共同,因共同的共振越加共同,或因局限的疊加越加局限,最終減掉少數,形成零和結果。名義上民主,實為多數專制。

數量求和是出於解決民主所面對的規模難題,以「是」或「否」的表決把個人意志向量變成可批量處理的數量。但即便簡化為數量表決,規模導致的繁複和成本也使其無法應用於日常,只能進一步簡化為數量表決的選舉,把權力交給當選者代為行使,即為代議制。

代議制一方面以批評直接民主為自身尋找合理性,一方面卻用直接民主的方式進行選舉。其指出的直接民主弊病,在直接選舉中一樣都不少——資訊不充分,選民發言權微小,交流和辯論困難,缺乏相應知識,容易被主持人操縱等。問題根源仍然在規模導致的溝通障礙。使得代議制在理論上的選舉自由,因為能當選的人需要具備特殊的溝通能力(知名度、政黨支持、媒體報導和資金等)而局限於很小的圈子之中。圈子內的人競爭再激烈,大格局仍萬變不離其宗。選民只能通過電視、報紙、集會認識競選人,看到的是商業廣告包裝和公關技術創造的形象,競選成功的往往是最善表演者。

當然,自由的選舉可以更換當選者。不過這也使得代議制的選舉往往變成與前任算帳而不是放眼未來。代議制雖不再需要強力更新權力,分成有權和無權的二元狀態卻未改變。當選者的輪換也不會有本質變化。

「代議」(代表決議)和「民主」(民眾作主)是矛盾的。二者組成一個詞,表達的只是通過「代議」實現「民主」的願景,不等於「代議」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不能和民眾參與分開。進行政治參與是人民自由的標誌。儘管參與式民主常常遭人懷疑,菁英內心更是寧願以共和取代民主,然而民主是正義的體現,也是共和的合法性來源,因此什麼都不能取代民主。以往民主暴露的問題,根源不在民主,在數量求和。數量求和貌似民主,卻非民主,只有將其變為向量求和,才能成為真正的民主。

Vetocracy

西方政治文化對集權強烈懷疑和警惕。代議制馴服權力主要靠分權制衡,期望把一個魔鬼分成三個後變成天使。雖然分權在本質上只是一種缺乏價值意義的政治技巧,民眾並未因此得到權力和參與,但起到的制衡作用的確有效。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當年對代議制的擔憂——或落入多數專制、或因人民不關心公共事務而讓當權者以權謀私——主要是靠分權制衡才得以避免。然而,當分權制衡佔的分量越來越重,卻可能產生另一方面問題——即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自造詞Vetocracy(否決政治)中所指的政治衰敗。

例如為了防止政府濫權,美國在總統和國會間分割權力;州和地方政府保留相當自治權;允許法庭以憲法為由推翻法律;鼓勵政黨競爭與輪替……僅從議會立法看,法案起草後要經議會規則委員會審查是否符合法律,決定送到哪個委員會;再由相應的委員會投票,決定要不要進一步處理;往下還要看是否涉及財政,送撥款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才可交議會投票;參眾兩院中的一院通過後,另一院也須通過;兩院通過的法案送交總統簽署;總統可以否決;但兩院三分之二多數又可以否定總統的否決。這中間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使立法夭折。

除了立法的層層關卡,司法也可施加各種干涉。諸多行為體對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響,造成政出多頭;而黨派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權爭使之各自利用分權制衡,為反對而反對,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無法決策,內耗空轉,甚至造成政府停擺……這種政治衰敗被認為有繼續加重的趨勢。

福山認為利益集團在Vetocracy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論上,民主政治希望人民可以用抗衡權牽制權力,抗衡權歸屬多元的參與式群體。然而實際上擁有和掌控抗衡權的主要是利益集團。立法有那麼多的環節和障礙,且大都關門進行,一般人很難介入。利益集團雇傭「院外遊說集團」,只要花錢夠多,影響便能延伸到總統、兩院、委員會主席,說服他們推進或阻撓某個方案,使那法案通過或不通過。

利益集團的這種抗衡權非但無益於人民,反而削弱了表達多數人意志的政治機制,扭曲了民主。要麼是從各自本位出發通過的法令相互矛盾,損害公共行政質量;要麼為保護集團利益利用法庭阻撓行政、扼殺改革,把分權制衡機制變成利益集團操縱的工具。

從根源看,vetocracy是代議制與分權制衡的天然基因,與生俱來。多黨競爭和分權結構中的每個行為體都要用反對和制衡體現自身價值或爭取利益。分權既然是為了形成制衡,便一定要在結構上安置vetocracy環節。而否決也是權力,熱愛權力的人類天性照樣可能對其濫用。甚至利益集團也會打著防止濫用權力的旗號利用vetocracy,實際還是為了自身利益。每多出一個vetocracy環節,就多一分牽制全局的能力,這種動力製造越來越多的vetocracy。

專制權力防止造反的關鍵是「控制溝通」,看鄧小平六四鎮壓時如何調動軍隊

書籍介紹

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社會》,大塊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王力雄

大規模社會離不開間接溝通。本書將間接溝通結構對溝通的掌控視為權力。當間接溝通的結構不容民眾對其溝通,只按自身需要溝通民眾時,權力便與民眾分離,社會分成有權和無權二元,溝通樞紐成為當權者,權力為其私有。以往的政治思想大都默認權力是一種獨立存在,只考慮如何對其制約與馴化。作者將「消除權力與民眾的分離」視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並提出實現權民一體的操作方法————遞進自組織,讓權力重歸溝通。

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社會 王力雄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