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舊生論壇：聖保羅書院精神解救「香港兩極分化」？

始終，人們對民主制度和價值的「理解」，受教育文化與經濟生活影響，當中並非一成不變，群眾選擇也可以隨時代改變，即使英美式民主，有學者指兩國民主制度的萌芽可能是巧合，由於英國從封建走向中央集權，及後資本主義經濟成熟，加上教育水平提升，逐漸滋養民主代議的訴求。而美國人要求民主自由的程度比英國人更強烈，極可能出於美國獨立引來大批移民潮，他們來自不同地域與種族，從一開始重視經濟生活，由於沒有強烈又單一的民族本位，於是更快高舉「個體、個人主義」的重要性，有助減輕磨擦與衝突，也符合18至19世紀聯邦人民大舉開發領地、產業等整體利益，才會滋長出比英國更強烈的民主思潮。

民主非絕對 vs. 捍衛普世價值；跳出傳統思辯框架吧！

筆者雖然「部分同意」《民主在退潮》（Democracy in Retreat：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及《謬論時代》（Seven Bad Ideas: How Mainstream Economists Have Damaged America and the World）的分析，相信吳先生不少論點跟《民主在退潮》有應合之處，兩書對於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場的批判有其理據，但是，這些理據並不足以令人否定民主及資本主義，充其量是提醒民主國家應作出有效修正，筆者一再強調人們的選擇和要求，並非一成不變，剖析民主價值的意義更重要。的確，資本主義經濟成長「不一定」令人民渴求實現民主制度，不一定「產生」歐美式民主制度，背後有太多條件與因素影響（如歷史背景與教育），新加坡和中國就是兩個典型例子。可是，資本主義與經濟成長，卻可以使「經已」實現民主制度的社會強化民主「價值」，堅守基本人權與自由，同時避免獨裁政權可能摧毀產權。不過，是否目前仍未實踐歐美式的民主社會，必然走向專制獨裁的道路，這才是未來十多二十年最值得討論之關鍵。

更重要的是，筆者提倡在分析民主價值與自由市場時，可借鑑道德倫理學經常討論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這樣可以化解不必要的對立與矛盾（借鑑作為思考方向，不是完全依據）。即使現實世界誠如吳先生所指，人人對「民主自由」的理解和追求程度不同，然而，我們應該區分「個人層面」與「公共層面」去看民主自由。我們是否認同民主價值，不必純粹建基於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對自由觀念有高度認知，而是從公共層面推論，一個制度實際落實基本人權與自由的社會，一步步推演下去，是否一個總體「較好」的幸福社會？我們是否應該辯論「好 / 幸福」的意思？何謂「好 / 幸福」？這樣，我們不必糾纏於「每個人」的道德水平、認知水平，不必糾纏於「信仰」那種價值有絕對性，以一套觀念凌駕另一套觀念，流於推廣價值觀，而是這些觀念如何「影響」現實世界？有甚麼實際不同？盡可能將這些情況，運用我們掌握的新知推算剖析出來。名校舊生暗藏鬥嘴儘管有趣，不過冷靜下來之後，也試試跳出傳統糾纏不休的思辯框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