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跨海肆虐,人口衰減導致統治崩潰——中國與古羅馬都無法倖免

鼠疫跨海肆虐,人口衰減導致統治崩潰——中國與古羅馬都無法倖免
死亡之舞或骷髏之舞,受到黑死病的啟發,普遍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繪畫主題|Photo Credit: Michael Wolgemut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的疾病經驗顯然和歐洲相當接近,也是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間,達成了一項平衡,而且這項平衡至少就當時而言,比西方來得更成功。

文: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天花、麻疹、鼠疫傳入中國

我們沒辦法為世上其他地區,撰寫逐漸適應新疾病的詳盡歷史過程。假使具備中文素養的學者,願意從中國的資料中,搜尋遠東地區的疾病,很可能將看到類似模式:最初災情慘重,接下來是針對新流行病產生調適。中文醫藥文獻既古老又豐富;而且無論在官方正史或是其他紀錄中,都經常提及不尋常的疾病暴發。但是在詮釋方面有很大的困難,而且所有關心古代中國和日本疾病的學者,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都沒有問對最重要的問題。因此,在缺乏專家仔細研究的狀況下,可能有許多答案,仍埋藏在大堆中文、日文典籍中。

話雖如此,還是有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中國有兩套記錄流行病的典籍:一套由宋朝(西元960年至1279年)學者司馬光所編,第二套則編於1726年,為一套大部頭百科全書中的一部分。這兩份資料所發行的版本內,含有謄寫以及曆法翻譯上的謬誤;但是仍然有可能把這兩份資料合併,藉由查核它們引用的資料來源,至少糾正部分的錯誤。結果我們得到了一份中國史上記載的流行病名單,請參考本書附錄。

把這些流行病暴發的事件按時間製表後,我們發現有兩大密集處出現在西元早期,而且還有兩次特別醒目的嚴重死難:一次是在西元161年到162年,第二次則是在西元310年到312年。根據紀錄,西元162年時,戍守在西北疆對抗遊牧民族的中國軍隊裡,曾暴發一次瘟疫。病故者約三到四成。西元310年到312年間,另一場大瘟疫緊隨在蝗災或饑荒之後出現,使中國西北方省分只剩百分之一到二的人口存活下來;而且十年之後,也就是西元322年,另一次流行病發生,使中國領土內相當廣大的地區,損失了二至三成人口。

很顯然,假使紀載的統計數字不太離譜的話,那麼上述第一次流行可能(而第二次流行一定)意味著某種當時還屬未知的傳染病來到中國,否則不會引發這麼高的死亡率。在第二個案例中,引發事端的可能是一種帶有出疹及發燒症狀的疾病,因為在中國醫藥著作中,可以找到這種疾病的描述,出自一位名叫葛洪的醫生之手,他生於西元281年、卒於西元361年。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記載,譯成白話文如下:

最近,有些人染上流行性瘡口,長在頭、臉和軀幹上。這些瘡口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會布滿全身。它們看起來像是熱疱,裡頭包含著白色的物質。某些膿疱乾硬後,會長出一塊新皮膚。假使不及早治療,病人通常會死去。復原者的容貌會受損,因為紫紅色的疤痕要到一年以後才會消退。

這似乎是一段有關天花(或麻疹)的清晰描述,然而問題出現了,因為接下來書上繼續寫道:

人們傳說,這種痘是在永徽四年,由西往東一直傳到大海。假使人們將可食用的錦葵煮沸,與蒜頭混合後服用,便可遏止這種流行病。假使在初次沾染上此病時,服用上述調劑並伴隨服用少量米飯,以利吞嚥,也同樣具有療效。因為這種病是在建武年間傳入的,當時中國軍隊正在南洋攻打蠻子,所以它又被稱為「蠻痘」。

永徽四年即是西元653年,這段描述發生在葛洪死後三百年的事件,當然會把人弄糊塗,不知這段有關天花的描述,究竟是在何時被寫進去的。因為對古代的中國學者來說,把自己的意見收到古書裡,讓古籍地位更專業,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因此我們無法確定,這部被認為是葛洪的著作中,這一部分是不是由他所撰寫的,亦即我們沒法確定天花是否在西元四世紀初期傳入中國。然而,其可能性仍然相當高。

即使所依憑的資料如此片段、不完整,我們還是能夠得到結論,在西元317年至653年間,有一些類似天花及麻疹的疾病傳到中國。這些疾病來自西北方,看起來像是新的傳染病闖入未曾被感染過的族群。人口統計的結果,必定也很類似同時代羅馬世界的遭遇。

鼠疫跨海東來

至於鼠疫(即黑死病)最早的中文記載,可以追溯回西元610年。西元642年,另一名作者再次提到它,而且觀察到很有意義的現象:鼠疫在廣東省很普遍,但在內陸省分則很罕見。有這些資料做為根據,我們似乎可以合理的相信,鼠疫是藉由海路來到中國,抵達的時代約在西元七世紀初,差不多與該症在西元542年侵入地中海後,相隔約兩個世代。

中國的情形和地中海一樣,鼠疫暴發必須等到黑鼠和牠們身上的跳蚤,事先散布好位置。老鼠可能先花上好幾世紀的時間,適應當地生活,達到平衡狀態,讓族群數目高到足以創造出能讓人類鼠疫大規模流行的環境。無論如何,從西元762年開始,一系列流行病於中國沿海省分暴發,當時「山東省一半以上人口死亡」,而且還不時再發,直到西元806年,那時據報浙江省也有同樣高的死亡率。

於是,根據這份不完整的證據,中國在西元初期的疾病史,似乎和地中海地區很相似,因為全新且致命的傳染病,很可能已經由陸路和海路傳播到中國。此外,還有足夠的理由令人相信,中國總人口數由西元2年所登錄的五千八百五十萬陡然下降。和地中海地區相同,人口數衰減造成了統治上的崩潰,而且倖存的紀錄既零碎又不可靠。

中國在西元742年,展開了還算可靠的人口調查,當時記載的家庭數目約為八百九十萬戶,然而在西元2年,登記的家庭總數卻有一千二百三十萬戶。在上述兩個年代之間,各種零碎統計數字反覆暗示,在中國某些特定地區的人口數,更是猛然衰減,尤其是南方地區。雖然生活在南方地區,可以避免遊牧民族打家劫舍,但是對於遵循中國傳統耕種法的農夫來說,上述優勢仍抵不過更沉重的疾病風險。例如,到了西元五世紀中期,長江中下游南京一帶的家庭戶數,只及西元140年的五分之一。北方的人口衰減儘管規模不小,但比例還沒有這麼大。

比較中國與羅馬的情形

在這幾世紀中,羅馬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還有其他著名的相似之處。隨著漢朝的結束,中國的帝國統治結構也在西元220年解體,緊接著的是來自歐亞大草原的侵略,以及政權的分裂。到了西元四世紀,竟然有十六個敵對國家,爭相要控制中國北方省分。最大的一次政治崩潰,幾乎完全與天花(或麻疹)來到中國的推測年代(西元317年)相吻合。而且,假使死亡率接近司馬光所記載的「倖存者僅百分之一、二」,那麼政治崩潰的原因就很明白了。西元140年,中國北方地區有四百九十萬戶人家,到了西元370年,同樣地區只剩下二百五十萬戶人家,這樣因疾病而造成的人口銳減,比起鮮少思考疾病變數的學者所相信的論點,顯然可靠的多。

當中國於西元589年,再次達成政治統一時,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間為西元518年至565年)想重建羅馬帝國所做的類似努力,卻宣告失敗。其中一項差別在於,查士丁尼的帝國自從西元542年起,就被一再發生的疫病削弱;反觀中國,直到西元762年以後,似乎才再發生嚴重的疫病,而且也只影響沿海省分。然而,西元755年的一次大規模武裝叛變後,中國君主專權隨之崩解,時間相當接近疫病的流行期間。

像鼠疫這樣能摧殘易感染族群的疾病,很可能使帝國當局無法自沿海省分(這兒是不受兵變影響的區域)搜刮到足夠物資,以便平反叛亂。於是,皇帝只有外召回紇族出兵襄助。身為平亂者,這些說土耳其語的回紇人,自然享有開價的權利,很快的就把可觀的帝國資源送進自己的荷包。

羅馬和中國的另一項相似之處為宗教史。佛教於西元一世紀開始傳入漢朝,而且很快就讓許多位高權重者改變信仰。從西元三世紀到九世紀,佛教盛行於宮中朝廷上下。這一點,顯然類似基督教於同時期在羅馬帝國的成就。佛教也詮釋苦難,和基督教相同。佛教在中國立足的方式,同樣提供了慰藉給喪失親人的倖存者,以及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正如同基督教信仰在羅馬世界的作為。

佛教發源於印度,那兒和位在氣候較涼爽地區的文明相比,疾病發生率可能總是居高不下;基督教也是一樣,成形於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亞力山卓等城市環境中,如果把這些地方的傳染病發生率,拿來和環境較涼爽、較不擁擠的地區相比,前者一定會比較高。因此,這兩種信仰打從一開始,就必須把驟然病逝當成必須接受的人生重大課題來處理。結果,我們毫不意外,這兩種宗教都教誨死亡乃是從痛苦中解脫,而且也是一條蒙福的通道,好讓死者前往身後的極樂世界,在那兒,相愛的人將會重聚,世上的不公平與痛苦也會得到大大的補償。

中國人口突破一億

人口恢復的節奏,也是另一項東、西方之間的相似處。到了西元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和西北歐的人口一樣,似乎都已針對數世紀前痛擊他們祖先的新傳染病,達到了成功的生物調適。於是中國人口數開始成長,到了西元1200年時,全中國約達到一億人口。

人口要增長到這個數量,有兩大要件:一、長江流域以及更南方的生態環境,擁有適當的微寄生調適;二、有節制的巨寄生模式,以便讓農民保有足夠的物產,使他們能在多個世代內,維持旺盛的人口自然成長率。唯有在這個時候,數百萬名種植稻米的農夫,才能填滿中國中部以及南部的廣大空間。

在中國南部生存所需要的生物調適,很可能得花上好長一段時間。在西元八世紀以前,長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區的人口,都算不上非常稠密;而且直到宋朝(西元960年至1279年),稍微類似古代黃河流域的人口密集度,才開始出現在長江流域及其他南方地區。

如同我們在第2章談到的,瘧疾、血吸蟲以及登革熱,很可能都是阻礙中國人南進的主要障礙。無疑的,控制這類疾病發生率和嚴重程度的因子包括:人體對抗這類疾病的先天抵抗力差異,再加上不同種蚊子間的微妙平衡,各式溫血動物的分布(畢竟,人類只不過是蚊子眾多吸血對象之一),以及傳染病原本身的毒性等。但是,關於中國農民如何學會在當時的稻米耕種密度下,維持自身在南方地區生存,甚至欣欣向榮,我們是沒法找到詳細資料的。我們能了解的是,在西元700年之前,這種調適很可能並不完美,而且等它完全發展成熟後,已是西元1100年左右的事。

至於在巨寄生方面,當宋朝於西元960年建國後,一個相對成功的官僚體系,遍及大部分中國領土(北方省分依然歸蠻族統治),而且合理的高官選拔暨訓練模式也成了常態。雖然沒有人認為官方壓迫已在這時停止,但是壓迫程度可能較宋朝以前的朝代輕微些,至少官方的全面監督,能查核不當的貪汙和腐敗。

另外,大量的人口移向南方也證明了,傳統的租稅標準容許農民靠著辛苦種田而讓家族興旺,只要有足夠的新土地,能容納後代子孫來耕種。

因此在這段期間,中國的疾病經驗顯然和歐洲相當接近,也是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間,達成了一項平衡,而且這項平衡至少就當時而言,比西方來得更成功。在歐洲,由強大騎士團組成的地方自衛組織,並不能永保和平,因為騎士和他們的封地領主經常會自相殘殺,毀損了農夫的生命及物產。

就這層觀點而言,中國官僚式的帝國統治,顯然高明些,因為它至少能持續抵抗北方及西方好戰的野蠻人。從微寄生層面來看也是一樣,我們大可公正的說,中國的成就更高一些,因為在學習如何成功定居於較溫暖、較潮濕的土地時,中國人口是逆著疾病梯度而發展;然而,歐洲的人口往北移時,卻是順著疾病梯度而發展,也就是說,他們所移居的土地,比較少有機會接觸到傳染病,這要多謝涼爽的氣溫以及漫長、寒冷的冬季。

中國在適應微寄生與巨寄生變化上的高超成就,反映在國家的宗教史及文化史上。因為自西元845年之後,佛教原本的國教地位,遭到捲土重來、闡釋精闢的儒家取代了。這就好比西羅馬帝國繼承人查理大帝,在重振羅馬帝國時,也同時把多神教保留為宮廷宗教。當然,佛教在中國還是繼續存在,主要是吸引農民以及其他未受教育的群眾階級。但是,勝利的儒家則吸納了佛教裡的一些抽象教義(這些抽象教義在早期時吸引朝廷靠向佛教),並轉化為儒家的內涵。

因此,由外來疾病所激發、並長存於中國人血液中的抗體,就好比灌入官方儒家學說裡的佛教主旨。因為,被官方儒學所接收的新教義,構成了道德及智慧的抗體,以對抗佛教(或其他宗教)持續對低知識水準群眾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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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瘟疫與人》,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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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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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