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跨海肆虐,人口衰減導致統治崩潰——中國與古羅馬都無法倖免

鼠疫跨海肆虐,人口衰減導致統治崩潰——中國與古羅馬都無法倖免
死亡之舞或骷髏之舞,受到黑死病的啟發,普遍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繪畫主題|Photo Credit: Michael Wolgemut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的疾病經驗顯然和歐洲相當接近,也是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間,達成了一項平衡,而且這項平衡至少就當時而言,比西方來得更成功。

當中國於西元589年,再次達成政治統一時,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間為西元518年至565年)想重建羅馬帝國所做的類似努力,卻宣告失敗。其中一項差別在於,查士丁尼的帝國自從西元542年起,就被一再發生的疫病削弱;反觀中國,直到西元762年以後,似乎才再發生嚴重的疫病,而且也只影響沿海省分。然而,西元755年的一次大規模武裝叛變後,中國君主專權隨之崩解,時間相當接近疫病的流行期間。

像鼠疫這樣能摧殘易感染族群的疾病,很可能使帝國當局無法自沿海省分(這兒是不受兵變影響的區域)搜刮到足夠物資,以便平反叛亂。於是,皇帝只有外召回紇族出兵襄助。身為平亂者,這些說土耳其語的回紇人,自然享有開價的權利,很快的就把可觀的帝國資源送進自己的荷包。

羅馬和中國的另一項相似之處為宗教史。佛教於西元一世紀開始傳入漢朝,而且很快就讓許多位高權重者改變信仰。從西元三世紀到九世紀,佛教盛行於宮中朝廷上下。這一點,顯然類似基督教於同時期在羅馬帝國的成就。佛教也詮釋苦難,和基督教相同。佛教在中國立足的方式,同樣提供了慰藉給喪失親人的倖存者,以及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正如同基督教信仰在羅馬世界的作為。

佛教發源於印度,那兒和位在氣候較涼爽地區的文明相比,疾病發生率可能總是居高不下;基督教也是一樣,成形於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亞力山卓等城市環境中,如果把這些地方的傳染病發生率,拿來和環境較涼爽、較不擁擠的地區相比,前者一定會比較高。因此,這兩種信仰打從一開始,就必須把驟然病逝當成必須接受的人生重大課題來處理。結果,我們毫不意外,這兩種宗教都教誨死亡乃是從痛苦中解脫,而且也是一條蒙福的通道,好讓死者前往身後的極樂世界,在那兒,相愛的人將會重聚,世上的不公平與痛苦也會得到大大的補償。

中國人口突破一億

人口恢復的節奏,也是另一項東、西方之間的相似處。到了西元十世紀末,中國人口和西北歐的人口一樣,似乎都已針對數世紀前痛擊他們祖先的新傳染病,達到了成功的生物調適。於是中國人口數開始成長,到了西元1200年時,全中國約達到一億人口。

人口要增長到這個數量,有兩大要件:一、長江流域以及更南方的生態環境,擁有適當的微寄生調適;二、有節制的巨寄生模式,以便讓農民保有足夠的物產,使他們能在多個世代內,維持旺盛的人口自然成長率。唯有在這個時候,數百萬名種植稻米的農夫,才能填滿中國中部以及南部的廣大空間。

在中國南部生存所需要的生物調適,很可能得花上好長一段時間。在西元八世紀以前,長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區的人口,都算不上非常稠密;而且直到宋朝(西元960年至1279年),稍微類似古代黃河流域的人口密集度,才開始出現在長江流域及其他南方地區。

如同我們在第2章談到的,瘧疾、血吸蟲以及登革熱,很可能都是阻礙中國人南進的主要障礙。無疑的,控制這類疾病發生率和嚴重程度的因子包括:人體對抗這類疾病的先天抵抗力差異,再加上不同種蚊子間的微妙平衡,各式溫血動物的分布(畢竟,人類只不過是蚊子眾多吸血對象之一),以及傳染病原本身的毒性等。但是,關於中國農民如何學會在當時的稻米耕種密度下,維持自身在南方地區生存,甚至欣欣向榮,我們是沒法找到詳細資料的。我們能了解的是,在西元700年之前,這種調適很可能並不完美,而且等它完全發展成熟後,已是西元1100年左右的事。

至於在巨寄生方面,當宋朝於西元960年建國後,一個相對成功的官僚體系,遍及大部分中國領土(北方省分依然歸蠻族統治),而且合理的高官選拔暨訓練模式也成了常態。雖然沒有人認為官方壓迫已在這時停止,但是壓迫程度可能較宋朝以前的朝代輕微些,至少官方的全面監督,能查核不當的貪汙和腐敗。

另外,大量的人口移向南方也證明了,傳統的租稅標準容許農民靠著辛苦種田而讓家族興旺,只要有足夠的新土地,能容納後代子孫來耕種。

因此在這段期間,中國的疾病經驗顯然和歐洲相當接近,也是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間,達成了一項平衡,而且這項平衡至少就當時而言,比西方來得更成功。在歐洲,由強大騎士團組成的地方自衛組織,並不能永保和平,因為騎士和他們的封地領主經常會自相殘殺,毀損了農夫的生命及物產。

就這層觀點而言,中國官僚式的帝國統治,顯然高明些,因為它至少能持續抵抗北方及西方好戰的野蠻人。從微寄生層面來看也是一樣,我們大可公正的說,中國的成就更高一些,因為在學習如何成功定居於較溫暖、較潮濕的土地時,中國人口是逆著疾病梯度而發展;然而,歐洲的人口往北移時,卻是順著疾病梯度而發展,也就是說,他們所移居的土地,比較少有機會接觸到傳染病,這要多謝涼爽的氣溫以及漫長、寒冷的冬季。

中國在適應微寄生與巨寄生變化上的高超成就,反映在國家的宗教史及文化史上。因為自西元845年之後,佛教原本的國教地位,遭到捲土重來、闡釋精闢的儒家取代了。這就好比西羅馬帝國繼承人查理大帝,在重振羅馬帝國時,也同時把多神教保留為宮廷宗教。當然,佛教在中國還是繼續存在,主要是吸引農民以及其他未受教育的群眾階級。但是,勝利的儒家則吸納了佛教裡的一些抽象教義(這些抽象教義在早期時吸引朝廷靠向佛教),並轉化為儒家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