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已經解嚴20多年,但我們的警察部門服從的不是法律,而是人的權威

台灣已經解嚴20多年,但我們的警察部門服從的不是法律,而是人的權威
Photo Credit: Bread Pete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解嚴20幾年來,法規開放了,但警察部門的思維仍沒太大改變,仍停留在電影雷洛時代、缺乏法治觀念,這也間接導致了警察工作條件低落。

五億探長雷洛傳》是一部電影,但卻也是一個對於香港過去時代的反照。在該電影中所描述的警察部門是一個收黑錢、刑求犯人、抓人頭頂罪的年代,這樣的故事普遍的認為在廉政公署出現後而告結。

我國的警察部門也長期處於這樣的情況當中,民國69年的王迎先事件導致了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正案,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以期避免刑求逼供再度發生。雖然如此,仍然無法遏止這種亂象。尤以多個目前正在營救當中的冤錯案件,偵訊階段都有刑求的痕跡。

例如監察院調查報告中認為鄭性澤的自白乃是出自於警方的刑求。至於警察集體貪汙的問題,則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發生於民國85年的周人蔘電玩弊案,讓多名警界高官與兩位檢察官鋃鐺入獄,但這樣的教訓並沒有烙印在每個警務人員的心理。不過,隨著解嚴、法治的落實,上述的現象應該被視為一種例外狀況。

超越法律規範的警察部門

但何以會有這些現象?乃是因為警察部門的思想仍處於雷洛時代,規則是可以變更的,但是倘若思想不變動,則一個符合現代法治思考的警察部門即無法出現。

近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實施後,由於無法所謂一票到底的監聽並且通聯記錄亦在必須要申請法官許可之範圍,因此認為有修法之聲音。

(相關報導:新《通保法》有漏洞!警察救人無法調通聯

實際上,隱私權保障乃是連結人格之自由發展,因此昔日的無差別式監聽,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乃是極端侵害,更何況在機房錄音後、再行聽取的方式,往往已失去制敵先機。

而通聯記錄亦屬人民個人資料,從該資料中可以反映出國人的社會活動。於修法之後,僅在犯重罪之情況下使得調閱該資料,即有不明事理之人認為會妨礙救災、尋人等。

實際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本來就以犯罪偵查為主要目的,救災等事項本不在規範目的之內,應由其他法律規範。再不論,刑事警察怎會去擔負一般行政警察的工作。

Photo Credit: tenz1225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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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期間,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又多次的顯現處理不當,這樣的不當,不僅是處置上的不合理,對於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個衝擊。例如利用束帶去拘束抗議學生,當初之藉口乃是束帶為警繩之一種。

然而《警械使用條例》第十四條規定:

⌈警械非經內政部或其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違者由警察機關沒入。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許可定製、售賣或持有之警械種類規格、許可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註銷、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如此,塑膠製封口用的束帶將無法於市面上販售。立法院曾要求警政署對此檢討,束帶是否應須沒入。就邏輯上而言,依據該條例之規定,束帶禁止販賣是顯然的。然而束帶作為生活用品一部分,倘若被禁售則影響甚大。所以警政署只好回應:因為第十四條第二項所規範之許可辦法當中並沒有規定束帶或警繩,所以不用去禁止。這樣的解釋顯然已經超越法律本身的規定。

就邏輯上而言,第二項乃是用來處理第一項之警械的種類、許可等細部規定。對此警政署依據該法律規定訂有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怎麼會以後面的管理辦法沒有規定束帶或警繩,就不用處理這個問題。該辦法沒有規定束帶或警繩,正代表一件事情:束帶根本不是經核可之警械。警方的解釋並不是創意,乃是置法律於不顧。

但是警察超越法律規範也不是第一次,否則就不會預示性的廢止公投盟的集會遊行許可。

警察工作條件差跟缺乏法治思考有關

這些現象在在地顯示,我國雖然號稱是民主法治國家,但顯然並沒有民主法治的警察部門。

換過來說,警察是公務員體系中工作條件甚差的工作,而這樣的工作條件也跟警察部門缺乏法治思考有關,例如於KTV內無差別的臨檢並要求提出身分證件,如此做法僅提升了見警率,但往往勞師動眾卻事倍功半,再不論此一作法違背警職權行使法的規定。

凡此總總都必須讓我們思考一件事情,當我們已經解嚴20多年,我們的警察部門卻仍停留在戒嚴時期的思想,就如同一再重播的電影《五億探長雷洛傳》一樣,這樣的警察部門服從的不是法律,而是人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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