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傳染病帶來的死神,讓印地安人相信:天神確實是站在白人這一邊的

歐洲傳染病帶來的死神,讓印地安人相信:天神確實是站在白人這一邊的
Photo Credit: Camille Flammarion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原本隔離的族群,一旦和歐洲人以及其他地區的水手接觸,經歷一系列的死亡災難就司空見慣,而這些災難大得足以扭轉美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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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上帝偏愛白人?

在此有兩點特別值得強調。首先,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都同意,流行疾病是一種特別可怕而且清楚明瞭的天譴。把疫病解釋為「上帝的不滿」,本來就是西班牙文化的一部分,明文記載於《舊約聖經》以及整個基督教傳統中。至於美洲印第安人,雖然過去完全缺乏遭逢一連串致命流行病的經驗,也持相同看法。他們的宗教教義承認,超人能力蘊藏在神祇中,而神祇對待人類的行為,通常都是憤怒的。因此很自然的,除了西班牙傳教士賣力把同樣的慘難,詮釋並灌輸給迷惘、改變信仰的人之外,印第安人普遍也把這個空前的影響歸給超自然原因。

第二點,那場無情凌虐印第安人的恐怖疾病,西班牙人卻近乎完全免疫,因為他們幾乎全都曾經在小時候感染過,因此發展出有效的免疫力。雙方都接受了同樣的疫病洗禮,但入侵者仍獲得勝利,這似乎也只能歸咎於上帝的偏愛。至於阿茲特克人的天神,就像基督徒的上帝般,似乎也認為白皮膚入侵者的所作所為,全都得到天神的恩准。

然而,一方面上帝似乎非常偏愛白人,無論他們有沒有道德感以及是否虔誠;但在另一方面,祂對印第安人的怒氣,卻又如此嚴峻,這種現象經常令基督教傳教士既困擾又難過,因為他們很快的負起責任,照顧西班牙在美洲領地上的信徒(即改變信仰的印第安人)的道德及宗教生活。

由美洲印第安人的觀點來看,唯一可能的反應,也只有驚愕的默認西班牙人比較優越。不論人數多麼稀少,行為多麼殘暴、卑劣,西班牙人就是占上風。印地安人政權結構崩解,昔日的天神似乎退位了。這種情況正是大規模改變印地安人宗教信仰的好時機,也確實讓基督教傳教士深感驕傲而記錄下來。

另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印地安人開始溫馴的聽命於牧師、總督、地主、礦主、收稅者,以及所有具備大嗓門兼白皮膚的人。一旦天神和自然秩序,全都明白反對印地安人的傳統和信仰,他們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呢?西班牙能輕易的以數百人,征服、控制一大片土地和數百萬居民,如果想用其他理由來解釋,是絕對說不通的。

即使天花最初在美洲的肆虐已經過去(殺死近三分之一的總人口),距離達到流行病穩定卻還早得很。麻疹緊隨著天花的腳跟,於1530年至1531年,傳遍墨西哥和祕魯。死難頻頻發生,這正是新疾病遭逢密度足以支撐傳染鏈的處女族群時,預期會出現的情況。十五年後,也就是1546年,又傳來另一種流行病,它的特色並不清楚,有可能是斑疹傷寒。

或許斑疹傷寒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種新疾病;至少,當它於1490年在西班牙的軍隊中暴發時,第一位把它形容清楚的醫師認為它是新出現的疾病。

因此,1546年在美洲暴發的那場疫病,如果真是斑疹傷寒,那麼美洲印第安人等於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加入了影響舊世界的流行病族群行列。這點在下一場美洲疾病災難中變得十分清楚,即在1558年至1559年肆虐的流行性感冒。

這場流行病最先於1556年暴發於歐洲,而後時斷時續,直到1560年,它在新世界與舊世界都造成大量的人口損失。例如,其中一項估計認為,英格蘭地區死於流行感冒的人數,不會低於百分之二十;而且歐洲其他地區也發生大致相當的人口損失。

這場在1550年代暴發的流行感冒,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的現象(就好比近代發生在1918年至1919年的那一場),目前不能確定,但在日文的紀錄裡的確曾提到,1556年流行了一場「猛咳」,導致許多人死亡。

美洲印第安人雖然在十六世紀時,加入當時也在歐亞流行的疾病圈子,但是並未能使他們免於繼續遭到跨海而來的其他傳染病侵襲。舊世界裡一些無關緊要的小病,一碰上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新世界族群,總是成為攸關生死的流行病。白喉、流行性腮腺炎,以及反覆暴發的天花和麻疹,就這樣間隔出現於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

任何時候,只要某個新地區(或原本隔絕的美洲印第安族群)和外界開始定期接觸,反覆的流行病循環還是會重獲新生,狠狠的掃蕩無助的居民。例如,下加利福尼亞半島就在十七世紀末,經歷了一場嚴重的人口損失,而那也是該地首次記錄到流行性疾病的暴發。八十年後,那兒的人口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儘管西班牙傳教士滿懷善意的保護並照料這些印第安人。

事實很明顯,凡是沒有歐洲人加以留下紀錄的地方,都很難追蹤當地的疾病和人口衰減的過程。無疑的,流行病經常會跑在「和歐洲人直接接觸」之前,即使是在人煙稀少的南、北兩方。由於法國很早就在皇家港(位於現今加拿大的新斯科細亞)成立了崗哨,我們才能碰巧得知,在1616年至1617年間,一場大疫病曾經橫掃麻薩諸塞灣一帶。而英國人和印第安人都同意,這正是上帝為三年後即將抵達的「清教徒殖民」(1620年在美國普利茅斯)預做準備。接下來在1633年暴發的那場天花,更令殖民者信服,在他們與印第安人衝突時,上帝確實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

類似經驗在耶穌會傳教士於加拿大及巴拉圭的記載中,也非常豐富。分布在北美及南美的一些較小、較隔絕的族群,面對歐洲傳染病的脆弱程度,並不遜於人口較密的墨西哥和祕魯,雖說他們的人數,並不足以在當地長期維持一條傳染鏈。某位德國傳教士於1699年發表的意見,很值得在此複述一遍:「印第安人真是容易喪生,單單看到或是聞到西班牙人,就可以令他們魂歸天外。」如果他把「聞到」改成「吸到」,那麼他可就說中了。

新世界面臨的瘧疾和黃熱病

美洲印第安人必須面對的,還不只是那一長串致命的歐洲疾病。因為在新世界的熱帶地區,氣候條件非常適合某些非洲傳染病的發展,這些病曾經嚴重威脅闖入非洲大陸的陌生人。

在新世界立足的兩大非洲傳染病為瘧疾和黃熱病。這兩大疾病重大影響了人類日後於新世界熱帶及亞熱帶區域上的殖民及生存模式。

導致大量死亡的熱病,通常會侵擾新世界的早期歐洲移民。例如,哥倫布在1496年時,就不得不將總部由伊斯帕尼奧拉島移往另一處更健康的地點。早期探險隊及移民所遇到的熱病災難,似乎可以證明瘧疾和黃熱病早在歐洲船隻開始越洋之前,就已經存在於新世界中。

不過,靠著當地作物過活的探險隊,由於長期糧食供應不當,而造成極度營養不良,也可能是大部分這類慘難的主因;而且還有其他的幾個相反例證,能證實在哥倫布之前,美洲既無瘧疾也無黃熱病。

談到瘧疾,最有力的論據來自人類對於「瘧疾感染耐受度的遺傳特徵分布情形」所做的研究。而這類遺傳特徵在美洲印第安人族群中,似乎完全不存在。同樣的,感染新世界野生猴子的瘧原蟲,看來就和舊世界的一樣——事實上,就是從人類血液傳過來的。

瘧疾何時進美洲?

在非洲,並不會出現上述這種異常特化的瘧原蟲,在那兒,不同類型的瘧原蟲感染不同種的宿主,而且也偏好不同的蚊子做為中間宿主,但這些情況在美洲都找不到。這類事實幾乎可以令人肯定,瘧疾在美洲是新的疾病,而且無論是美洲的人類或猴類,在前哥倫布時代,都不曾帶有這種寄生物。

西班牙入侵早期留下的文字證據,也支持這種想法。例如,一支西班牙探險隊於1542年,沿著亞馬遜河航行,結果有三人死於印第安人的襲擊,七人死於饑饉;但是報告中並未提及熱病。一個世紀後,另一支隊伍由安地斯山另一側,溯亞馬遜河而上來到基多。這趟航程的詳細報告中,不但並未提到途中曾遇上熱病,甚至還形容沿岸的印第安人非常有活力、健康而且數目眾多。

如今,再沒有人會用「數目眾多」來描述亞馬遜河流域的美洲印第安人,而且這些部落一旦和外界接觸後,就變得既不健康也沒有活力了。從十九世紀起,凡是想保住老命的歐洲人,在進行這類旅程時,無不隨身攜帶大量抗瘧疾藥物。看來,瘧疾必定是在1650年之後才抵達亞馬遜河的。

瘧疾在新世界過往較頻繁的地區,並未花這麼長久的時間來打基礎,雖說我們還是沒法找出瘧原蟲初次登陸新世界的明確時間及地點。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傳染病曾被引進多次,因為歐洲人和非洲人一樣,都長期為瘧疾所苦。在瘧疾於美洲環境生根、傳播之前,必須要有適當的蚊種先能適應瘧原蟲;而且在美洲某些地區,這種調適可能需要舊世界的蚊種,先在新地區安身立命才行。

影響不同蚊種分布的因素,目前仍不很清楚,但是來自歐洲的研究顯示,在各項因素中,只要有輕微差異,就可影響某一種蚊子與另一種蚊子之間的消長。適當的瘧蚊屬物種,很可能早已存在新世界,準備擔任瘧原蟲的傳播火種,方式就好比二十世紀時,北美和南美的穴居齧齒動物族群,早已為鼠疫桿菌的傳染做好準備。只有這樣,瘧疾才可能在新世界快速發展成為主要的疾病。不過,瘧疾對於居住在熱帶低窪地區的美洲印第安人,似乎具有絕對的毀滅性,才會使得一些原本人口密集的區域,幾乎完全淨空。

黃熱病是在1684年,首次成功的由西非轉移到加勒比海,當時這種傳染病於猶加敦(Yucatan)和哈瓦那兩地同時暴發。比較起來,黃熱病之所以這麼晚才在美洲立足,原因可能是,在它變成新世界的流行病之前,一種特化的蚊子:埃及斑蚊,必須先在新世界環境中,找到並占據好生態區位。其實,這種蚊子非常適應人類的居家生活,它們偏愛選擇靜滯的小水域做為孵育地點。事實上,據說這種蚊子從來不在底部含泥帶沙的天然水體裡繁殖,但是卻需要人造器皿,例如水桶、水槽及葫蘆瓢,供它們產卵。

在埃及斑蚊登船(無疑是寄居在船上的水桶裡)漂洋過海,並且成功在岸上找著氣溫維持在攝氏二十二度以上的地區安身前,黃熱病是不可能在新世界傳播開的。然而,一旦達成這些條件,時機馬上成熟,黃熱病就成為人類與猴類的共通流行病。

對於這種傳染病,歐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同樣脆弱、易感染;而且它的突然發病和高死亡率,使得白人對它的恐懼超過瘧疾。話雖如此,但瘧疾傳播範圍依然廣得多,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超過黃熱病,後者被英國水手稱為「黃死神」。

埃及斑蚊這種眷戀水桶的奇特癖好,意味著在水手間傳遞黃熱病的蚊子,能夠在船上一連逗留數週或數月。這點使黃熱病和其他傳染病大不相同,因為大部分傳染病一旦在船上流行開來,很快就會把自己耗盡。結果要不是幾乎每個人都發病且同時復元,好比流行性感冒;就是只有少數幾個缺乏後天免疫力的人生病。

但是,由於歐洲成年人感染黃熱病後通常會死亡,因此少有水手對這種病產生免疫力。於是,一趟持續數月的航程,可能會籠罩在黃熱病沒完沒了的致命陰影下;沒有人能預知下一個發病、死亡的會是誰。也難怪對加勒比海以及其他熱帶海域(埃及斑蚊喜好的溫暖環境)的水手來說,「黃死神」會如此可怕。

印第安族的悲歌

在新世界裡,凡是非洲傳染病能夠安身立命的地區(這些病能壓倒性的蓋過歐洲傳染病),結果幾乎總是令當地的美洲印第安族群全面瓦解。但在另一方面,凡是熱帶傳染病無法穿透的地區,例如墨西哥內地高原和祕魯高原上的台地,前哥倫布時代的族群受損情況,就沒有這般徹底了,雖然猛烈程度也是夠瞧的。

在加勒比海沿岸以及大部分島嶼上,由於植物栽種需要大量人工,非洲奴隸就遞補上日漸消逝的美洲印第安人。由於許多非洲人早已能與瘧疾、黃熱病共存,因此這兩種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自然相對少得多;然而其他不熟悉的傳染病(尤其是胃腸方面的疾病),仍會在奴隸間釀成高死亡率。

此外,由於男性奴隸占絕對多數,很不利於生養小孩,而且由於不斷有來自非洲的人口轉運,使得當地疾病模式持續受到干擾,這些情況意味著,加勒比海地區的黑色人種,一直無法快速成長,直到十九世紀才有變化。

當時,人口販賣潮中斷了,也就是兩個半世紀以來,在大西洋兩岸散播疾病且臭氣薰天的奴隸船,終於不在海上往返了。黑人的數目在大部分加勒比海島嶼上,都開始竄升,然而白種人在比例或實際人數上,卻變少了。這種結果得歸因於經濟和社會的變遷——即奴隸時代的結束,以及土壤的耗損;後者是因為一味的種植甘蔗而造成的。不過,黑人在抵抗瘧疾上具備的流行病學優勢,也有幫助。

整體而言,美洲印第安族群所遭到的慘難,規模之大,我們很難想像,因為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流行病已經不算一回事了。美洲印第安的人口曲線,在前哥倫布時代和最低點的比率為20:1,或甚至是25:1,雖說地域差異很大,但大致錯不了。

在這個令人悚然的統計數目背後,潛藏著極大的、反覆的人類苦難,那是整個社會的分崩離析、價值觀瓦解,使舊日生活方式變得毫無意義。有些描述當時景象的心聲被記載下來:

死屍的臭味非常強烈。在我們的父親和祖父過世後,半數的人都逃往田野。狗和禿鷹吞嚼死屍。死亡人數非常嚇人。隨著你們的祖父死去的,是國王的兒子、兄弟以及親人。於是,我們變成了孤兒,哦,我的兒子!我們年紀輕輕就變成孤兒。我們全都一樣。我們是生來等死的。

雖然美洲印第安人絕對是新疾病下的主要犧牲者,但是其他族群也必須對疾病傳播方式的變遷做出反應,這些變遷的起因是環球航運,以及這類航運引起的內陸貿易路線模式的改變。大部分細節都已無法考證,但是整體型式倒是還能清晰辨識。

首先,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原本隔離的族群,一旦和歐洲人以及其他地區的水手接觸,經歷一系列的死亡災難就司空見慣,而這些災難大得足以扭轉美洲歷史。

哪一種文明病所造成的損害最大,因個案而不同,部分取決於氣候,部分則只取決於當時何種傳染病剛好抵達。但是,隔離的族群對於這類傳染病的易感染程度,卻是流行病學上攸關生死的事實。因此,地域性的死亡災難,就成為1500年以後反覆出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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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瘟疫與人》,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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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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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