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洋到中國：二戰後被懷疑是共產黨而被捕，又被疑是國民黨特務分子入監而死

編按：本文為系列文章，上篇請見：他在二戰率「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戰後國民黨和「三反五反」卻都容不下他

1945年8月，經過八年抗日戰爭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這時父親已再婚，我的母親唐惠仙是雲南楚雄人。抗戰勝利的時刻，我已呱呱墜 地，父親因而給我取名劉國勝。

遭國民黨拋入獄中

南僑機工們與全國人民一道，欣喜若狂地歡慶抗戰勝利。他們總算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把日寇趕出了國土，可以自豪地返回南洋。這時候，父親一邊等待凱旋南洋的通知，一邊在美國陸軍車隊駐滇汽車材料庫翻譯進口器材並管理大批汽車材料。

然而，國民黨悍然發動內戰，要與共產黨一爭天下。父親不願參加內戰，又從自己回國六、七年的經歷看到：國民政府及國民黨軍隊的高官們，窮凶極惡地搜刮民脂民膏，大發國難財。父親對他們腐朽沒落的生活作風很是反感。生性耿直，剛正不阿的他，直言不諱地指責國民黨官員的敗壞品德，竟被國民黨當局懷疑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予以逮捕，受到非人的折磨，直至解放軍進入雲南，父親才拖著滿身的病體走出監獄。最為遺憾的是：父親錯過了南返的機會，留在了大陸。

1950年初，父親聽說重慶滯留了不少南僑機工，而重慶百廢待興，很好找工作。父親即帶著母親和未滿五歲的我來到重慶。父親憑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出色的駕車、修車技術，很快在重慶中南橡膠廠找到工作。當時在重慶中南橡膠廠的南僑機工有五到六個，如邱武傑、林金獅、陳存光等。

變成特務專政對象

在中南橡膠廠工作一年多，共產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搞「三反五反」。一夜之間我父親又變成了國民黨留下來的特務反革命分子。被中南橡膠廠清除出廠。本來母親唐惠仙也在中南橡膠廠工作，亦受株連，也被工廠開除。自此父親苦難接踵而至，再也沒有了安寧的日子。

父親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沒有人身言論自由，每天必須準時到公安局化龍橋派出所受訓兩小時，然後是掃大街、搬貨物、罰苦役。派出所還規定父親不得隨意走動，必須隨喊隨到。1952年底，二妹劉素貞的出世，更是加重了父親的經濟壓力，一家四口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生存都成了問題。

1954年底，緊鄰重慶中南橡膠廠的重慶汽車配件廠，急需製造汽車配件的高級技術指導，經該廠與化龍橋派出所協商，借調父親到該廠做技術指導。父親到該廠後，很快解決了一道道技術難題，並翻譯整理了一大批進口汽車配件的資料。全廠上下對父親的一致好評，使化龍橋派出所對父親的監管也有了一些鬆動。

申請回馬重進牢獄

從1939年回國，到1956年，離別南洋17年了，父親的思念情緒與日俱增。南洋的親人讓他魂牽夢縈。他又不合時宜地向各級領導申請，要求返回南洋，返回有眾多親人的馬來亞柔佛州麻坡。誰曾料想：這一人間正常的親情要求，竟被扣上里通外國的特務反革命嫌疑，父親再次被批鬥。本來就一貧如洗的家被清查，所有珍貴的照片被當成罪證沒收、銷毀。

隨著1957年所謂的反右鬥爭白日化，共產黨的極「左」思潮佔上風，一大批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投進監獄，父親也被當成危害社會的特務反革命分子再次從重慶汽配廠抓進監獄，關在重慶松山勞改農場，也就是全國出名的活棺材－白公館、渣滓洞－國民黨時期關押共產黨人及民主進步人士的中美合作所。

父親1947年以共產黨的地下分子被關進國民黨的昆明監獄。十年後，又以國民黨的特務分子被關進共產黨的重慶監獄。歷史和現實真會給我父親開這麼殘酷的玩笑。

Photo Credit：W457137120 CC BY 4.0

冤死獄中無處安葬

父親關進重慶松山勞改農場一年左右，也就是1959年3月， 我不滿13歲，松山勞改農場通知我們：說父親已死在監獄，讓我們去收屍。母親唐惠仙已氣得精神恍惚，不能前去，二妹劉素貞只有5歲，也無法去。我一個人戰戰兢兢地進入到荷槍實彈的松山勞改農場。在監管人員的帶領下，來到一間狹小、黑暗、潮濕的小屋子裡，見父親靜靜地躺在一張小木板床上，了無聲息，屍體已發出陣陣異味。監管人員捂著鼻子讓幾個與父親同樣身份的犯人草草用竹蓆一裹，抬上一輛貨車，直接拉到了火葬場。

我把父親的骨灰用他遺留的衣服包回家（因買不起骨灰盒），母親裝入了一個普通的土窖壇裡。既沒地方安葬，又沒錢存火葬場，只有放在家裡。

一個海外擁有巨大資產，於充分物資享受而不顧，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而投身抗日戰場的愛國華僑－劉貝錦－我父親的悲慘結局，是他本人的不幸，是我們全家的不幸，更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父親去世後，母親為生活所迫，帶著二妹改嫁了。我成為流浪街頭的孤兒，一日三餐的溫飽尚成問題，更別說讀書受教育了。我與街上的小混混們攪在一起，​​為一頓飽飯幫別人打架鬥毆，被化龍橋派出所抓住送進少年管教所（簡稱少管所）。在少管所待兩年，1961年我16歲時，少管所認為我是孤兒出去無人管教，將我轉入勞教，隨後以勞教就業人員派往四川宜賓修成昆鐵路（成都——昆明），一修就是12年，直到1973年作為勞教清放人員才回到已有一個女兒的重慶渝中區較場口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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