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真的是問題嗎?人口學新概念、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低生育率真的是問題嗎?人口學新概念、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Photo Credit: ThomasLife, CC BY ND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文:黃于玲(成功大學醫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東亞是全世界晚婚不婚、少生不生最顯著的區域,各方也在探索理由,思考對策。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從社會價值改變、性別分工特性、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缺失等等來理解此現象(Raymo et al. 2015)。例如,有些研究顯示,即使人生的選擇多樣,東亞對於婚姻與育兒的價值與做法仍然十分傳統,國家仍採取「家族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照護、教育與住房常需要個別家庭支出,這使得「進入婚姻、養兒育女」的選項,變得十分缺乏吸引力。

東亞各國工時過長、職場性別分工僵化、工作的前景堪憂,也讓年輕人在婚姻市場上缺乏心力經營,而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更容易處於戀愛與結婚機會的劣勢。不婚不育對於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年金制度運作、社會連結等等都可能有重大影響,東亞各國也陸續提出催婚催生的政策,但顯然成效有限。

除了社會價值變遷與福利政策的討論,新興科學與技術在此議題的介入,也很值得關切。想想,才在數十年前,東亞地區還為人口爆炸的議題而擔憂,施行各類家庭計劃來控制生育。有關人口發展效益的計算、避孕科技的選擇等等都有甚多考量。今日,東亞在短短三十年間,從降低生育率的努力,轉向增產報國的倡議,又開展出哪些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人口學新概念,重新評估少子女化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與媒體時常引用的「少子女化」,指的是育齡婦女生育率降低造成子女數減少的趨勢。台灣的總生育率在1951年戰後嬰兒潮達到高峰(7人)之後,開始逐漸下降。1984年下滑至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之後十幾年間,生育率呈現持平狀態,直到2000年前後又開始下降,進入了人口學家稱之為「超低生育率」狀態,這幾年則一直在1人上下徘徊。

台灣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透過統計數字,試圖了解與少子女化趨勢相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初婚年齡與生育年齡延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跟1981年相比,2014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由27.6歲增為32.1歲,女性則是由24歲延至29.9歲,延後近六歲。晚婚的影響是,同期間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則由24.3歲延後至30.5歲。20至25歲生母出生嬰兒數逐年大幅減少,另一方面,30-34歲生母的出生嬰兒數則逐年大幅增加。

有偶女性生育第一胎年齡往後延,但是生育總數並沒有大幅下降。台大經濟系駱明慶的研究指出(2007),1963-67年出生世代的女性,40歲以前生育總數仍有1.97人,將近2人,與人口替代率相去不遠。因此,有偶女性人數的下降,才是台灣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政府官員與媒體視少子女化為國安危機,擔心結合人口老化趨勢,會重力衝擊未來的扶養比、勞動力供應、經濟成長、公共財務與生活水準,內政部到地方政府因而推行各式生育津貼與未婚男女聯誼作為因應之道。然而,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的國家,而人口結構也與二十世紀截然不同,人口科學社群也開始重新評估低生育率與人口減少對於總體經濟的效應。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人口學家Ronald Lee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的Science上發表〈低生育率真的是個問題嗎?〉一文,強調評估人口老化與經濟負擔的新衡量方式: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相較於扶養比(14歲以下幼年人口加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單純是以年齡區間作為依賴或生產人口的判準,經濟支持比透過國民移轉帳的概念,重新考慮人口結構變動與各年齡層的經濟行為對於資源分配的影響(Lee, Mason, and NTA 2014)。

如果依照傳統「扶養比」的計算方式,台灣在2015年每位15-64歲的生產者要負擔0.35位依賴人口,2060年則會增加至0.97位。但是根據「經濟支持比」的算法,2015到2060則僅會增加0.18位依賴人口,經濟負擔增加的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經濟支持的計算考慮了高齡者也是當代社會財富與資產的擁有者(甚至比青壯年人口更多),在人口老化的同時,社會整體資產也跟著他們的儲蓄、積累投入消費而增加,成為第一種人口轉型的二次人口紅利(林曉嬋2015)。

在低生育率社會中父母對於子女教育與人力資本的大量支出,也會轉換成新世代數量少但人力資本高的經濟生產力,則是第二種二次人口紅利(鄭雁馨 即將出版)。

也就是說,從支持比的角度來看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或許並沒有目前強調扶養比的觀點來得激烈與嚴重,這應該可以讓我們緩穩地思考相關因應政策,而不是一股腦地投入效果有限的一次性現金生育津貼等(尤智儀、李玉春2016)。

除了「經濟支持比」的新衡量方式之外,人口學家也重新思考人口與勞動力推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過往常被人口學家視為是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既有的勞動力推估以年齡與性別結構為主,可是這樣的資訊較適合評估勞動力的數量,而非勞動力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