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權力防止造反的關鍵是「控制溝通」,看鄧小平六四鎮壓時如何調動軍隊

專制權力防止造反的關鍵是「控制溝通」,看鄧小平六四鎮壓時如何調動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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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為專制權謀慣用,就在以「分」切斷溝通,才能製造隔閡,挑唆戒心或敵意,然後利用溝通樞紐的地位,使「分」的各方相互制約,只接受自己溝通,得以成為發號施令者、仲裁者、平衡者……達到「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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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力雄

溝通的異化

從權力向前追溯,進入溝通領域,可以看到權與民分離並非是天然,在那裡本是一體。早期人類的小規模氏族,首領出自氏族成員推舉。可以相互充分溝通的氏族成員看得到權力實施的細節,隨時發現不公。首領須得到多數成員認可,決策和分配要被群體接受,所作所為要徵詢成員同意……亦即在權力溝通成員時,成員也能溝通權力,權力只是作為溝通工具履行功能。

隨社會規模擴大出現間接溝通結構,氏族聯合為胞族,推舉負責調節氏族糾紛和主持共同活動的胞族長;胞族聯合成部落,由氏族首領和胞族長推選部落頭人,氏族首領和胞族長共同議事;形成的部落聯盟則是由部落頭人選舉產生軍事首領或酋長,並設議事會——人類學家描述的這種早期圖景,和本文將談的「遞進自組織」頗為類似。

直到這種間接溝通結構成為日常狀態,溝通樞紐便成為固定角色。當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命運越來越取決於對外戰爭時,有軍事天賦和功績的首領就很難再被選舉罷免,日益成為被崇拜的卡里斯馬(Charisma)——「魅力型權威」。在普通部落成員不能參加聯盟會議的情況下,當首領告訴他們需要打仗或者需要交易時,他們無從參與意見。在部落命運越來越取決於對外關係時,能替代去世老首領的,除了長年陪同其參與對外活動的首領之子,誰還有足夠經驗和人脈足以擔起部落命運呢?於是有特權且世襲的階層就這樣脫穎而出。

當間接溝通結構上的樞紐不僅成為固定職位且被固定的人把持時,溝通結構就開始與民眾分離。那些把持溝通樞紐的人會有意把間接溝通的層次和不斷細化的專業分支當作藏身壁壘,製造複雜,不讓民眾搞懂,以切斷民眾對自身的溝通,不受民眾制約,其上位不再通過民眾,權力則用於為個人和家族謀利。

當溝通隨著規模擴大和層次增加越來越複雜時,民眾日益失去把握能力。不再像氏族分配獵物那般一目了然。當社會分配沿著無數環節的鏈條千迴萬轉地通向金融系統、銀行機構、法律體系、國際貿易、市場起落……不知哪個環節的哪個官吏躲在天書般的法典或成噸帳本後面舞弊,有誰看得見,又有誰能查明?門路繁複,文牘浩瀚,疊床架屋的機構、互相虛與委蛇、辦一事蓋上百個章的官僚程序……縱向隔層與橫向機構的交錯使複雜又加複雜,圈外人只能望洋興嘆。

在溝通結構與民一體時,溝通是為滿足民眾需要;當溝通結構與民分離後,溝通變為滿足權力的需要。原本是社會工具的溝通結構成了社會主宰。溝通結構與民眾的分離,根本標誌就是民眾失去對溝通結構進行溝通的可能,只剩權力對民眾的單向溝通,即自上而下的統治。

不同領域有不同的權力,除了政治權力,還有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權力。那些權力分散於不同的企業、媒體、社團。本文對權力的討論雖然對其也適用,但不是本文重點所在。本文主要討論覆蓋整個社會的溝通結構——國家權力。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將國家從上帝那裡還原為人造的權力組織,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形成契約之說,近代政治解釋國家起源的主流觀念一直是契約論。但除了少數國家的立憲汲取了契約論因素,歷史上的國家起源如果真有契約,也是權力之間的契約,而非民眾之間的契約。國家的產生與其說是為公,不如說是出自當權者的私營和共謀;不是為了防止惡,而正是惡的產物;不是服務民眾,而是控制民眾;不是為維護和平,反倒是為戰爭和征服。

從溝通角度解釋國家性質可以包容其他理論,因為不管國家以何種方式產生和運作——即使是以契約,也離不開溝通。國家產生的過程是權力與民眾分離的過程,是形成權組織和被組織的過程,當民眾只能被組織,而組織民眾的權組織覆蓋在相對固定的領土上,即成為國家,該權組織即是政府。

政府是最大的權組織,在登峰造極的專制國家,政府統治一切。即使是自由國家,其他權組織也無法與政府比肩。

權力私有——溝通結構不容溝通

溝通結構本是為社會而生。社會溝通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本應是民眾對溝通結構的溝通。那種溝通包括瞭解溝通結構的運行,熟悉溝通樞紐(即當權者)的人格與能力,洞察其實施權力的意圖;同時能對當權者進行監督,提出要求,並能串聯其他社會成員對當權者表達反對乃至進行罷免。

早期氏族成員有溝通首領的能力。當社會規模擴大,出現間接溝通的層次,首領便有了利用層次切斷民眾對權力溝通的可能。「溝通樞紐」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自私的主要體現是私人佔有。迄今地球上一切可分割的都被據為私有。既然離開溝通社會便不能運轉,如同離開石油汽車無法開動一樣,為石油不惜發動戰爭的人怎會不把驅動社會之車的「石油」攫為私有呢?

當權者利用間接溝通的分層作為掩護的謀私還不屬於權力私有,如同有人乘月黑風高到公有土地偷了玉米,土地公有並未改變。使權力真正成為私有的是權與民分離,權力成為獨立的一元,才使之可被私有。

權民分離的標誌是溝通樞紐變成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員。溝通結構與權力結構的區別在於,溝通結構是一體的,「上」產生自「下」,不會與「下」斷裂,否則無從產生;而權力結構從上向下任命,到達不需要任命也無從任命的民眾時,社會就斷裂為有權和無權二元。

談到權力私有,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終身制、寡頭政治、腐化墮落等。那當然是權力私有的特徵,但若僅局限於此,會遮蔽權力私有的實質。因為權力私有也可以不露兇殘,當權者甚至力圖無私地使用權力。權力是否私有,衡量在於民眾能否對其溝通。當權力進行的溝通不是按照民眾意願,而是按照當權者的意願——即使那意願是「為人民服務」,權力也是當權者私有,不過是用私有的權力做「好事」,而且一定只會進行有利當權者的溝通,禁止不利當權者的溝通。

權力私有也不等於終身制或世襲制。「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不受民眾溝通的權力,哪怕只掌權一天,權力就一天歸其私有,其第二天即遭罷免,也只能說從一個人的私有換成了另一個人的私有。

專制在於限制溝通

專制之所以成為專制、並能做到專制,主要手段就是切斷社會對權力的縱向溝通,以及控制社會內部和權力內部的橫向溝通。以選舉為例,專制統治者看上去並不剝奪民眾投票權,不造假票,有差額候選人,也搞秘密投票……其專制從哪裡來呢?即在其對溝通的限制——關鍵是限制競選。

大規模人群的選舉,競選是候選人與選民溝通的唯一方式。個人的口頭表達對大規模人群影響甚微。競選需要的溝通是兩種:一是借助間接溝通的結構,如政黨或競選組織;二是借助溝通媒介,如報紙電視。專制權力則禁止「非法組織」,把媒體變成「喉舌」,有「選」無「競」,讓選民只能在專制者給出的名單上挑揀。那樣的選舉即使給出再多差額,也等於是專制者的任命。

專制權力防止造反的關鍵是控制溝通。切斷民眾獲取其他信息的管道,只接受其單向溝通的宣傳;用以言治罪鎮壓異議思想的傳播;盡量讓民眾無知無識,彼此隔閡,無法形成共同輿論和聯合力量。任何體制外的溝通結構,哪怕只是規模大些的家族,亦會被視為對體制的威脅而強行拆散。

專制權力對社會各個領域,包括宗教、道德、教育的控制,主要也是從溝通角度:限制或把持宗教組織,切斷宗教與真正教義的溝通,變成政權控制教民的溝通;改變不利於政權溝通民眾的傳統道德(如以對黨的忠誠取代對家族的忠誠);把教育變成清除多元思想的洗腦等。

限制溝通不僅用於統治人民,也被用於控制權力。專制權力往往實行垂直管轄,不許下級之間橫向溝通(自古下級官員相互「串聯」都是大忌),也要防止下級官員在轄區形成獨立的個人溝通。頻繁調動軍隊將領使「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同樣是為避免形成獨立的溝通體系。包括不許在本籍做官的迴避制度,亦是割斷官員在鄉土、親族中形成的溝通網絡。

「分而治之」為專制權謀慣用,就在以「分」切斷溝通,才能製造隔閡,挑唆戒心或敵意,然後利用溝通樞紐的地位,使「分」的各方相互制約,只接受自己溝通,得以成為發號施令者、仲裁者、平衡者……達到「治」的目的。

保密亦是對溝通的限制。專制當權者故弄玄虛,往往是讓人無法瞭解真實狀態,讓下級在雲山霧罩中摸不清全局,從而受其威懾,聽其擺布。

有人對鄧小平六四鎮壓時調動幾大軍區部隊進京感到不解。其實調動那麼多軍區部隊,主要不是為了對付手無寸鐵的抗議者,而是為了在軍隊之間形成制衡。一個軍區的部隊雖然足以鎮壓抗議,但是同一軍區無需通過中央即可自我溝通,容易串聯政變。不同軍區的部隊則只能以中央為樞紐才可溝通。當時各軍區進京部隊交錯部署,相互鉗制,彼此摸不清對方態度和兵力,於是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加上切斷社會信息進入軍隊的管道(不許官兵看報、聽收音機等),最終使軍隊馴服地執行了鎮壓命令。

在專制權力金字塔上,每個層次的當權者都用上述手法控制下級,也被其上級用同樣手法所控制。他們對下級是主人,其權力按個人意志行使,也可為個人牟利,因此屬於其個人私有;但是對上級,他們又是工具,其權力只能是上級意志的延伸,又非他們私有。專制權力結構的每一層都有這種雙重性,只有位於權力金字塔尖的最高統治者,整個權力結構都是其下級,向其負責,才是社會權力的最終私有者。

千年專制權力將限制溝通的技巧發展到爐火純青。尤其在溝通困難的超大規模社會,溝通本來就困難,限制溝通更容易。專制小國之所以政變頻繁,原因之一就在於容易私下溝通。大國因為溝通不便,專制權力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堅如磐石。然而一旦陷入動亂,大國不易恢復整合,也是吃虧在溝通困難。

代議制的荒謬在於「數量求和」的結構,名義上民主,實為多數專制

書籍介紹

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社會》,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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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力雄

大規模社會離不開間接溝通。本書將間接溝通結構對溝通的掌控視為權力。當間接溝通的結構不容民眾對其溝通,只按自身需要溝通民眾時,權力便與民眾分離,社會分成有權和無權二元,溝通樞紐成為當權者,權力為其私有。以往的政治思想大都默認權力是一種獨立存在,只考慮如何對其制約與馴化。作者將「消除權力與民眾的分離」視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並提出實現權民一體的操作方法——遞進自組織,讓權力重歸溝通。

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社會 王力雄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