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媒體控管並沒有寬鬆,只有最勇敢的記者會繼續挑戰界線

中共對媒體控管並沒有寬鬆,只有最勇敢的記者會繼續挑戰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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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獨立媒體《主場新聞》宣布關閉感到不解的讀者,這篇長文將中國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態度與立場表達地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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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inaFile編輯群|翻譯:吳玟潔

6月30日,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於網站上發佈《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管理辦法》,明文禁止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向外國媒體透漏國家機密資訊。目前大部分外媒要取得中國新聞資訊,皆須仰賴中國線民來調查事件及辨別資料來源真偽,有時線民也充當口譯,或訪問不願透過電話與外媒聯繫的受訪者。

中國政府不承認境外媒體從業人員的記者身份,也禁止中國人民在外媒擔任特約記者。目前還看不出來這項辦法的主要規範對象為何。中國記者經常受審查制度之苦而無法刊登報導,較有自知之明的編輯也會拒絕刊登敏感議題,因此他們通常會將這些報導轉而由外媒記者發佈,有時甚至是透過新聞助理露出,而《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管理辦法》即是要禁止中外媒體間透過這種方式進行資訊交換。

以下我們採訪了幾位知名媒體觀察家及記者,談談他們對於這則辦法的解讀及推測其可能產生的影響。

David Schlesinger(曾任路透社全球總編輯)

過去25年來,中國記者不斷挑戰當局界線,有些敢於觸及灰色地帶,有些大膽討論敏感話題,有些則因報導禁忌議題遭到懲處。無論如何,因著這些勇於發聲的記者,中國國內及國際線新聞業環境皆漸入佳境。

1990年代以前,國際新聞部的中國籍職員只能翻譯中文報導、約見受訪者或是在重要新聞外旁敲側擊。現在這些工作都由「助理」專職負責,但他們的記者身份仍然不受官方認定,也沒有正式頭銜。有些記者可以在報導中留下署名,有些則在中國境外持續從事新聞業。這些行為雖不受法規核可,但獲得當局默認。

中國境內傳媒如:《財經網》、《財新網》及《南方周末》等,報導尺度大幅突破官方通訊社如:《新華社》及《人民日報》一貫的保守風格。以往的一家獨大已經被其他媒體崛起的多元性及勇於改變取代。

不過這些勇敢的記者仍過著戰戰競競、小心翼翼的日子,也許下一秒就會因他們的報導被抓去開鍘。在中國,從事不被核准的事就有可能遭來懲處,從事不受法條規範的事就有可能隨時被喊停。因此「助理」隨時有可能被叫去「閒聊」,而記者和編輯也會被炒魷魚。還有人可能因觸犯中國沒有明確規範但殘酷的秘密法條,而遭到判刑。那麼新發佈的這則辦法用意何在?為何要磨損繫著利劍的細線,使危險感如此逼近?

過去一年半來,中國出現多項敏感議題,報章雜誌及言論發表的限制也逐漸加大。可預期的是,新聞界的不安感將隨著這項辦法公佈而驟升,而為了明哲保身,自我審查變得更加不可忽略。在此時局下,面臨工作不保、生計及人身自由的危害,只有最勇敢的記者會繼續挑戰界線,大多數人則選擇退讓,等著看這項辦法會造成什麼影響,或犧牲大眾「知」的權利。

北京面臨的這股冷肅之氣,無疑是在考驗中國新聞業是否夠勇敢、夠前衛,而我們也能從中窺見,中國記者為了持續帶給社會好的新聞報導,需要承擔多大的風險。

Photo Credit:The unnamed CC BY SA 2.0
Orville Schell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

最近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佈一項新辦法,明文禁止媒體從業人員報導上級核准以外的新聞,或者散佈未經當局核可的資訊給其他媒體同業,尤其是外國媒體。辦法並明定,若經查屬實,將可以洩漏國家機密罪予以懲處。媒體從業人員更被要求簽署保密合約以保證不會傳遞未經證實的資訊給外媒。

此舉引發歐美人士納悶,中國的經濟開放是否有助於社會開放及媒體自由?中國共產黨對第四權:新聞媒體,時好時壞的反覆態度,讓情勢撲朔迷離,沒有人說得清目前中共對媒體的態度為何。

在中國,人們對媒體的看法可被分為兩大種類,並且兩者如同陰陽般來達成動態平衡。首先是來自西方的觀念,認為媒體不單是獨立、監督公共事務的守門人,更是制衡政府、教會或私人企業過度伸張權力的一股力量。

第二是列寧主義的媒體觀,認為不論是藝術、文化或媒體,都是政黨或國家獨占的傳話筒。這種以媒體作為國家工具的思想從不曾消失,且始終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不過,即使中共不曾正式認可西方媒體觀,這種觀念仍然在新聞學界及較開明的媒體業蔚為流行,尤其體現於中國在1980年代經歷的政治改革期間,當時出版法就被列入正式討論的議題。

媒體的功能,最早是由毛澤東在1940年代提出,他認為媒體最主要且唯一的目的就是提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地位,而此概念成為中國媒體的中心思想。偶一為之,中共放寬對媒體的限制,給媒體業適度的彈性,但是每當媒體業跨越中共的底線,試圖脫離政府掌控朝向獨立發展,毛澤東主義緊箍的媒體觀就會再度上台,甚至會對越界的媒體業祭出懲處。因此,最近公佈的這項新辦法,只不過是在導正日趨自由的媒體風氣,並重申媒體的功能。這項新辦法是否會立即實施並不重要,重要在於它產生的威嚇及警告作用,要暗中警惕記者們,在政黨的統治下,還是有所界線需要遵守。

Photo Credit:Luciano CC BY 2.0

隨著鄧小平取得政權,他廢止毛澤東的經濟改革制度,推翻國有工廠、國有企業及人民公社制度。鄧小平並沒有解放意識型態之下、文化及媒體機關隱含的運行規則,以及解散為掌控媒體而設立的機構,如中央宣傳部以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當時社會上似乎有一股期待,認為隨著經濟的改革開放,政治風氣也會轉為寬鬆,後來事實證明,這樣的期待只是癡心妄想。

要探究媒體無法全面自由的原因,必須先知道,意識型態及其衍生的制度體系都在毛澤東革命及俄國革命中佔有一席之地。其實,這兩者都是在1920年代中期被引進中國,孫中山及蔣介石以列寧主義原則建立了國民黨,其後陳獨秀、李大釗及毛澤東也套用此系統建立中國共產黨。簡單來說,列寧主義的媒體觀主張在改革社會下,任何媒體、藝術及文化機構,都是社會主義機器及政治改革的工具。

1942年,正值日本侵華期間 (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9日),毛澤東在其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中發表演講《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呼應列寧主義的媒體觀。毛澤東主張新聞工作就像文學和藝術,是國家機器運轉不可或缺的齒輪,是促使革命發生不可或缺的要素。他接著說,藝術無法自立於階級或政治之外,因此他認為掌控文化及資訊機關和掌控軍事力量同等重要。

毛澤東表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還以下面這段話提醒任何心存異議者:「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

為了使同志們牢記這項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在1961年重提他主張的媒體觀:「報章雜誌的威力在於以最高效率、最迅速地將黨的理念、目標及進行方法告訴民眾。」

1978年,鄧小平重拾政權後,發動許多改革方案。在其新制定的《印刷及廣播媒體宣傳守則》中,鄧小平主張中國並不支持媒體發展仿效西方的獨立模式,給了當時一頭熱的改革者一記當頭棒喝。守則中揭示:「新聞、廣播及電視從業人員必須維護共產黨的精神」,並重申「政黨新聞及周刊必須確切傳達黨的理念及想法,不得有任何例外。」

即使專業記者開始學習西方媒體模式,並努力扮演監督中國社會的守門人,中國共產黨仍堅持其創黨理念,將新中國的媒體視為為其發聲的傳話筒。不容侵犯的黨規明定黨的權力、義務,即使毛澤東掌權的時代早已結束,媒體的功能仍深受黨紀影響。最新發佈的辦法僅是讓大眾再度體認到,中國媒體並不擁有獨立及監督社會的權力。

中國在光鮮亮麗的外表下,藏有許多不可說的禁忌。Photo Credit:Dhi CC BY 2.0
Rogier Creemers(《China Copyright and Media》編輯

近期廣電總局頒布的新辦法,是受到中國媒體環境兩股趨勢的影響。首先,就如同前兩位評論家David Schlesinger 及Orville Schell 所說,習近平掌權的共產黨力圖重新規範調查報導可觸及的議題,並管控大眾輿論。第二,新辦法再度突顯了外媒在中國境內生存的困難處境。

這項新辦法讓我想到年過七旬,曾獲國際性大獎的資深記者高瑜。她在今年五月被警方逮捕,並遭指控洩漏國家機密。據稱,高瑜洩漏極具爭議的《九號文件》(即《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件中記載遭到黨中央禁止的「七不講」,即七種被黨中央列為禁忌的話題。這份文件不只被刊登在香港的《明鏡月刊》,經翻譯後還在網站上發佈。顯然在當前緊張的媒體環境中,將資訊傳遞給中央宣傳部認定有威脅性之外媒,極有可能會背上叛國的罪名。

不過這種消息已經不算新鮮事了。即使是在相對開放的年代,中國仍堅持拒外媒於門外。例如:1987年,中共下令境內出版商,封鎖有關版權法通過的資訊,否則中國將需支付版稅給外國企業。在政治層面,中國也不願透露任何消息給外媒,其中《天安門時報》是較具爭議的媒體,這是中國民運報紙,也是中國民運的宣傳陣地和輿論平台,宗旨在於報導中國現實和歷史真相。

中國看待何種外媒會對國內資訊安全造成危害的標準也有所改變。史諾登事件突顯網路安全的重要,中國政府日漸擔憂中國對外國通訊軟硬體設備的依賴程度過高,並加緊發展自製的科技設備。在高瑜遭逮捕不久後,北京下令大型國有企業切斷與外國顧問公司的聯繫,以避免遭到商業間諜入侵。

但是更重要的是,近年來外媒在中國的報導品質及數量都已逐漸進步,中國讀者人數也正在快速攀升中。而《紐約時報》及《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等外媒,相繼報導有關於中共領導階層擁有大量財富的內幕,激發人民不滿的情緒,並開始質疑官方媒體資訊的真實性。

中共為了因應此現象,力圖阻擋中國境內的消息流通到國外;另一方面,外國消息只能在嚴密控制下進入中國。參差計劃(Cenci Journalism Project)創辦於2011年,是中國首家以跨語言的全球視角關注邊緣議題的新媒體,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譯者,而這家媒體在7月14日遭停刊,似乎應證了中共極力控管中外資訊流通的決心。習近平領導的行政改革計劃力圖重整政治及經濟走向,因此他們想極力減少對中央不利的消息並不奇怪。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是,中國對資訊流通的閉關自守,會不會危害經濟發展?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不傾向以資訊與溝通透明化來取得國際間的信任。此現象可由第三屆三中全會過後數月,中共才完成會議綱領性文件《決定》官方翻譯版此一事件窺見端倪,中共顯然不明白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會受到全球矚目,故步自封的做法必須有所改變。

Wen Yunchao(溫雲超,中國知名網路寫手和社會運動家)

我認為中共控管媒體的立場一直很清楚。中共共產黨遵循列寧主義的媒體觀,核心理念就是黨擁有媒體的控制權,媒體應該為黨及人民發聲。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甚至習近平,這個立場從未改變。從《華西都市報》於1993年創立到2013年眾所皆知的「南周事件」(《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這二十年間新聞媒體逐漸商業化,外人也許會覺得中共對媒體的控管已逐漸寬鬆,但是,這只是假象。

鄧小平九二年南巡期間,那時的黨報無須面臨任何市場競爭,且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政府,而隨著市場的改革開放,黨報開始出版一些市場取向的姐妹刊物。姊妹刊物的收入繼續投入黨報的營運,同時減輕黨的經濟負擔,中共當局持續控管這些身為商業媒體的姊妹刊物。一般來說,黨報指派人選擔任商業媒體的高層職員,而中央宣傳部經常使用一些方法,直接干預刊物的文章內容、整體走向及人力分配。例如: 中央僅需打一通電話或操控已發表文章的輿論藉以對商業媒體施壓。

儘管如此,過去二十年來,商業報紙記者開始仿效西方媒體的價值體系與市場定位,因而導致他們跟中共當局的摩擦,《南方周末》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隨著數位科技加速了資訊的傳播,且商業媒體逐漸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政府也持續以頒布特定法條控管媒體,包括立法禁止新浪網等網站轉載刊登在商業報紙上的文章,並以其他方法抑制商業媒體的成長。但中共的控管手法仍在2013年初踢掉鐵板,廣東省的宣傳部強制要求《南方周末》撤換新年刊物中的新年致辭,並換上一篇讚美共產黨的文章,此舉在工作人員與公眾間引發強烈抗議。在中央與民間互爭媒體掌控權情勢下,這樣的事件在所難免。

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的演講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第五代領導團隊計劃加強對媒體與思想意識的掌握。從那時起,許多網路上著名的時事評論員都因嚴厲的言論清算而被逮捕,同時政府也採取一系列更嚴密的措施,包括禁止跨區報導的系統(中國媒體用來揭露政府的貪腐弊案)、要求報紙若要報導外地新聞,只能引用《新華通訊社》的新聞,並禁止新聞記者報導超過他們固定負責區域的內容、嚴格限制外國記者簽證,和禁止記者未經允許使用社群媒體、禁止新聞記者發表未經官方認可的報導。

在新辦法的規範之下,中國的新聞記者被禁止非法紀錄和傳遞國家機密或替外媒撰寫文章,且被要求簽訂保密協議。不久前一位70歲的資深記者高瑜才因為洩漏國家機密遭到逮捕。這一切再再證實了中共想要掌控商業媒體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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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中參館授權刊登,原文請見How to Read China’s New Press Restrictions(7.17.2014)

Photo Credit:thierry ehrmann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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