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宛如專欄】「亞洲・矽谷」要落地,需要全民的參與

Photo Credit: 余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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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看到公部門花更多力氣搭建多元參與的對話平台、提升整合需求、擬定政策的效能,陪著業者一步步解決問題。而不是追逐自己出題的那些附屬KPI,越俎代庖去搭建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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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周末,亞洲.矽谷執行中心風風火火開幕,但是對比政府的積極熱絡,產業界對整個計畫的態度卻是相對冷淡;講好聽點是抱持觀望態度,講難聽點就是等著看好戲。

雖然從「亞洲矽谷」到「亞洲.矽谷」,國發會一再強調計畫重點不在園區建設的硬體思維,而是要檢討法規政策、打造產業生態系,但是官民間的不信任感卻揮之不去。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打破KPI主導的思維模式

綜觀國發會七十幾頁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裡頭羅列了各個面向的議題。從法規鬆綁到產業生態,從平台建置到資源對接,林林總總上百個項目。雖然百密難免一疏,但也看得出來國發會蒐集民間意見的用心。即使如此,但看完總讓人感覺不踏實。當我們在一個框架中極盡所能,卻難以讓人滿意的時候,也許就得要退一步來想想:是不是框架本身出了問題。而這個框架,恐怕就是KPI主導的管理思維。

攤開亞洲.矽谷的KPI,核心是「2025年要占全球物聯網經濟規模5%」。這個目標不只得跟自己比,還要跟其他國家比、在全球市場競爭,的確是充滿雄心。然而和其他的附屬KPI擺在一起看,就令人憂心忡忡;因為不論「成功新創事業」「國際級系統整合公司」「國際級廠商」,定義都很微妙,只要滑動一下定義就可以達標。

另一方面,「研發中心」和「物聯網產業虛擬教學平台」,本質上是產業研發和物聯網模式推廣,都是業者自己得要去解決的問題,解決方案和模式也有各種可能。推動方案中將此定為政府施政的KPI,不倫不類還算小事,要是為了達標而撥公帑補助研發中心、建置平台,既然是公帑總不能放牛吃草。到時候業者為了配合政策,做一堆形式主義的白工,甚至接標案搞出乏人問津的平台,那就真是浪費資源、適得其反了。

正因為這些附屬KPI有徒具形式的危機,連結上這些年政府搞出各種蚊子館、殭屍App的印象,核心KPI就顯得搖搖欲墜,好像說得出做不到。怎麼樣扭轉這樣的困境?一方面政府得要調整KPI主導的管理思維模式,民間也該修正對政府的期待,改變才會有啟動的可能。

實事求是的Road map思維

以數字為基礎的KPI管理模式,當然是很重要的治理基礎。沒有可量化、可互比的數字,我們就難以評估施政的績效和社會發展的狀況。但是政府的施政,如果只局限在KPI思維主導之下,整個行政部門就容易只看著遠方的KPI,為了達標而竭盡心力。

這在表面上給予各部會「只問目標,不問手段」(當然,手段要以合法為前提)的空間,但實際上卻可能將部會的注意力,引導到好高鶩遠,卻未必符合當下現實情境的數字上頭。剛剛談到的各種附屬KPI,正可能落得如此下場。「亞洲.矽谷」中羅列的上百項議題,也正因為這種只看遠方、不看眼前的思維,而顯得面目模糊。

現實中有各種問題,但資源有限總要分出輕重緩急,往往一個問題的解決,正是通往下一個答案的道路。這種心中懷有遠大目標和階段性規劃,但仍專注解決當下最迫切問題的模式,正是Road map式的管理思維。帶著這種思維,推動方案就不該用太多形式化的KPI來轉移行政部門的注意力,而是要釐清各種問題的輕重緩急和階段性規劃,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

20161229【余宛如專欄】亞洲‧矽谷要落地,需要全民創新的社會運動
只看KPI的思維模式,雜亂無章
20161229【余宛如專欄】亞洲‧矽谷要落地,需要全民創新的社會運動_(1)
加入Road Map的思維模式,釐清輕重緩急

如何釐清輕重緩急,閉門造車當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德國在推動工業4.0的時候,著重在打造產、官、學、勞的溝通平台。政府在裡頭不是單方面主導政策方向,而是促成溝通、維繫的角色,各方溝通討論,持續滾動檢討,不斷調整施政步調。但這樣的平台,若缺乏來自民間的多元參與,是沒有意義的。

現實的政治需要多元參與

數位經濟浪潮下,營業型態的創新紛起,各種跨域跨業的合縱連橫,免不了衝擊到既有的法規和業者。種種的政治角力,在這個趨勢下越演越烈,政府在當中兩面為難。一方面是既有規範下已經習以為常的業者,總想要固守原本的模式,來排除新模式、新業者的挑戰。二方面是民眾在劇變當中缺乏安全感,往往回頭尋求政府的嚴格管制,希望政府來排除各種風險。

即使我一再提醒,我們永遠不可能真正排除風險,只能學著和風險共存。即使小英總統公開鼓勵數位經濟發展、支持金融監理沙盒(後來官方文書中改用「金融科技創新」這個詞了),在這樣的政治現實當中,這些意志要落實到政策都會遇到很多阻力。

舉例來說,這個月剛拍板的物聯網低功率頻譜開放問題,原本預計在2016年7月就要定案。國內外的物聯網業者也引頸企盼,希望能在明確的政策框架下,發展軟硬體和服務網絡。卻因為卡到ETC原有的頻段,一拖就是半年。再比如說,非侵入式醫療器材開放網路販售,多年來已取得產官學各界的共識,卻只因為醫材公會的影響力,始終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我們認清政策不是在清潔無菌的實驗室中擬定的,而是與現實世界的各種利害有千絲萬縷的糾葛,就更知道參與政策形成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多元利益的開放參與,是民主政治的艱難,也是機會。各方可以說理、提供論據、商討解決方案,有時候更得碰上後頭血淋淋的權力鬥爭。下場參與不見得能盡如己意,但袖手旁觀肯定讓權力旁落他人。

有開放的社會,才有矽谷的土壤

正因為看重多元參與,所以在亞洲.矽谷推動方案當中,我倒是特別在意其中一個角落,就是「善用線上平台,因應創新法制議題」(詳見下圖)。線上平台的公開討論,雖然可能成為開放參與的樣板,但也有成為多元參與機制的潛力。有明確的產、官、學、勞對話平台,才有釐清議題輕重緩急的機制,產業碰到的具體困境和燃眉之急才能排入議程。

圖
Photo Credit:行政院網站

接下來的方案執行當中,我期待看到公部門花更多力氣搭建多元參與的對話平台、提升整合需求、擬定政策的效能,陪著業者一步步解決問題。而不是追逐自己出題的那些附屬KPI,越俎代庖去搭建教學平台。畢竟那些市場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做的不會比業者更有效率;市場需要政府給出明確、穩定的法規框架,業者才能依循著框架來推動業務、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可以理解民間業者對政府缺乏信心,而且有專業技術、商業模式的人,到哪都吃得開,好像沒有必要非得進來淌這個渾水。但如果有識之士不進場,局面肯定會走向有識之士不樂見的方向。我們辦公室雖然能力有限,但是很樂意扮演一個入口,協助大家整合意見、串連能量,將影響力導入政府體系當中。

可是,不論再多的討論、再開放透明的參與機制,如果整個社會沒有養成習慣,去叩問種種規範的意義何在?當初設立規範的時空背景是否已經改變?規範的目的,現在是否有更新、更高效率的解決方案?一味以規範尋求心理安全,要思考須付出什麼代價?

如果我們不試著去問這些問題,學著開放自己的心態、承擔必要的風險,種種的改革,都難免遭遇政治上的阻力,終究胎死腹中。

就如同第一位真正的美國人——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所說:「那些為了得到一時安全,而放棄永久自由的人,既不能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我們想要師法矽谷,就得要學習跟風險共存,讓創新的思維和作為,成為一波新的社會運動。最後驗證亞洲.矽谷是否真正成功的,不是政府自問自答的KPI,而是這塊土地的法制框架和社會文化,能不能讓人才放手衝刺、長不長得出堪為典範的新創公司。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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