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一戰:由中東史料演繹的鄂圖曼帝國最後時光

被遺忘的一戰:由中東史料演繹的鄂圖曼帝國最後時光
Photo Credit: Jorge Lásca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與其他歷史事件相較,鄂圖曼帝國的參戰,更是將歐洲衝突演變為世界戰爭的重要因素。相對於遠東與東非較小規模的戰事,主要戰役都在中東展開,整整四年中,戰事在此持續進行。更何況,中東往往是一戰中有最多國家投入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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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知名遊戲公司美商藝電(EA)在2016年10月推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作品《戰地風雲1》。一戰爆發至今已逾百年,但比起二戰等國際衝突,涉及一戰歷史的電玩遊戲仍相對較少;而此次遊戲中又罕見地出現了鄂圖曼帝國陣營,讓玩家能「披星戴月(鄂圖曼帝國國旗為紅底加上白星月)」與協約國在沙漠中鏖戰,使人耳目一新,尤其吸引了土耳其玩家的注目。不少土國玩家除自行攝錄遊戲記錄放上網,更配以鄂圖曼傳統軍樂,不止展現自己的遊戲技巧,也流露對母國的熱愛與擁護。

而遊戲畢竟是以娛樂性和競賽性為導向設計,使玩家們鮮少按史實方式交戰。眩目聲光效果背後的史實,對現代土耳其人的意義,又比單純的愛國展示更為深遠。第一次世界大戰雖把鄂圖曼帝國推向滅亡,其中為時近一年、最終由鄂圖曼慘勝的加里波利戰役,卻成為日後土耳其共和國的「建國神話」之一。筆者猶記在伊斯坦堡的軍事博物館(Asker Muzesi)遊歷時,一戰、加里波利戰役(Battle of Gallipoli)和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這些不可分割的史事,在館中便佔去相當篇幅。然而,回到台灣,當人們談起對一戰的印象,總會憶起歐洲西線的壕溝、坦克、飛船,然後便到此為止,少有人會再並提中東激烈的戰事,乃至兩大陣營在非洲、東亞殖民地的對抗。

本次我們有幸能取得貓頭鷹出版社的邀約,介紹由英國中東史學者尤金.羅根(Eugene Rogan)所著的《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並透過其長年在中東各國收集的史料、信件,拼湊出鄂圖曼帝國內部在戰爭前後的各種樣貌,以與西方對這場戰爭的詮釋兩相對照。而為求公平,我們也將由鄂圖曼帝國的著名對手──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陣營觀點出發,同步刊登新雨出版社於11月推出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書摘供您對讀,期能提供各位更完整的閱讀樂趣。

文:尤金.羅根

中文版作者序(2016年7月26日寫於英國牛津)

在紀念一戰百年的此時,我很榮幸能將本書呈現給台灣讀者。我無緣檢視中文文獻,但據我猜想,鄂圖曼前線在東亞和在西方一樣遭到忽略。希望本書出版能填補這部分的空白。

寫作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彌補西方一戰文獻的不足。許多歐洲作者致力於研究西線慘烈的壕溝戰,卻遺漏歐洲以外的戰爭-然而,中東戰場才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戰」。確實有許多書中提及某幾場鄂圖曼帝國的戰事。市面上有大量關於加里波利戰役和阿拉伯的勞倫斯與阿拉伯革命的書籍。然而,沒有任何一本著作從1914年10月鄂圖曼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接著敘述鄂圖曼打敗英國與其盟友的幾場重大勝利,最後以帝國戰敗並殞落告終,從頭到尾單獨敘述鄂圖曼前線。

我的目標,就是將鄂圖曼戰時的軍事史,與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政治與外交史相結合,敘述鄂圖曼前線的故事。我相信大戰的這種種面向之間關係密不可分,而唯有將戰時外交政策放在大戰的時代背景中,才能讓讀者理解。我也想打破以將領和政治家為主的敘事傳統,試圖捕捉一般士兵與低階軍官的感受,因為他們才是親身參與戰鬥的人。最後,我想以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對大戰的描述,追溯雙方壕溝中士兵的經歷。總而言之,我希望能寫出一部觀點平衡的鄂圖曼前線史,與全世界共同紀念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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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小憩中的鄂圖曼駱駝騎兵隊軍官,攝於1915年。

本書首次出版於2015,依英文讀者的反映,書中有三項議題最具爭議性:聖戰在鄂圖曼前線扮演的角色、亞美尼亞滅種屠殺,和戰時瓜分鄂圖曼領土外交政策之一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影響。

寫作本書之前,我大量閱讀鄂圖曼帝國宣戰之際的聖戰宣言。提爾曼.呂德(Tilman Lüdke)的哈佛博士論文即以此為題:《德製聖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鄂圖曼帝國與德國的政治宣傳與情報戰》(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1)。目前,學界多採用他的論點,也就是鄂圖曼宣布展開聖戰的唯一目的,是為了討好德國盟友。一批德國的東方研究者說服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幾位政府官員,一旦鄂圖曼宣布展開聖戰,就能在英國與法國殖民地引發大規模穆斯林反叛,藉此削弱這兩個帝國的戰力。這場「德製聖戰」以失敗告終,因為殖民地穆斯林沒有大舉發動叛變。

我同意以上論點,也相信現今的政治家和一世紀前戰時領導人物犯了同樣錯誤,認定穆斯林有可能在宗教權威人士(如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或自稱為伊斯蘭國哈里發的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教唆下,訴諸大規模的宗教狂熱。然而,我依舊將聖戰的政治活動視為左右鄂圖曼戰爭的關鍵元素。聖戰訴求激發了鄂圖曼軍人慷慨赴義的精神,成為打勝仗的重要因素。再者,鄂圖曼帝國對虔誠穆斯林的呼籲,確實造成英國穆斯林士兵經常性地逃跑與叛變,雖然人數並不多。然而,我主要的論點是,事後證明,對於蘇丹-哈里發所號召的聖戰,英國將領的反應比起殖民地的穆斯林更激烈。一如德國的東方研究者,英國人也相信穆斯林有形成集體宗教狂熱的本事。他們擔心任何一次鄂圖曼對抗英國與其協約國盟友所獲得的勝利,都會造成英屬印度或埃及的叛變。鄂圖曼在加里波利半島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勝仗更加深這些人的恐懼。放手一搏、想消滅聖戰威脅的英國人,卻發現自己被拖入更遙遠的鄂圖曼前線。到頭來,鄂圖曼的聖戰宣言從未引發穆斯林叛變,卻在大戰的整整四年中,讓協約國在此地耗費數十幾萬人力以及不計其數的戰爭物資,削弱了至關重要的西線戰力。

鄂圖曼這場大戰的餘波中,最引人爭議的問題之一就是亞美尼亞滅種屠殺。直到不久前,土耳其法律仍禁止人民提及,違者將被視為犯下違反國家榮耀的罪行。2005年,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接受某瑞士雜誌訪談中提到「有10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屠殺,因而被控「公開詆毀土耳其形象」,這個案例相當有名。2006年,土耳其政府撤銷對帕慕克的控訴,不久後伊斯坦堡的資訊大學(Bilgi University)舉辦了一場針對亞美尼亞問題的會議,打破長久以來的禁忌。許多重要的土耳其與西方學者仍舊持續爭辯,鄂圖曼政府戰時對付亞美尼亞人的手段,是否構成以國家進行制裁的滅種罪行。然而,這番爭論被新一波的學術研究所取代,其中許多研究出自土耳其學者之手。這些根據鄂圖曼、亞美尼亞與西方史料所提出的研究,使得以上的爭論已無否定餘地。我在書中的敘述也大量採用這些文獻。

為了批判亞美尼亞問題,土耳其歷史學家必須克服極大的社會壓力。對於戰時驅離並屠殺亞美尼亞人是國家刻意而為的政策或構成滅種罪行的說法,土耳其政府依舊持續否認。然而,本書出版後我多次造訪土耳其,當地對於這曾被視為禁忌的主題已出現新的開放態度,令我十分訝異。回想起2005年之前,在公開場合根本不可能談到亞美尼亞問題,更不用說提及「滅種」一詞。因此,我很驚訝今日我們能公開討論這些具爭議性的話題,即便我必須回答某些質疑亞美尼亞權利的聽眾提問。「我是個西方學者」,我向他們解釋,「我無權告訴土耳其人如何看待本國的歷史。這是土耳其人自己必須討論的問題。但各位必須接受,我有撰寫歷史的自由,無須接受審查。你們不能限制我的言論。」

我希望能在土耳其討論亞美尼亞問題,對於這新的開放態度貢獻一己之力。我撰寫這本向鄂圖曼戰事致敬的歷史,希望提供一個歷史脈絡,或許土耳其人在這脈絡中也能逐漸接受大戰帶來的苦果。本書的土耳其文譯本即將在伊斯坦堡出版,就是一個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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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1915年,被鄂圖曼軍隊強迫長徒遷徙的亞美尼亞人隊列。

本書終於引起對戰時瓜分外交的廣泛討論。2016年是《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百年,當初英、法、俄等國就是根據此協定瓜分鄂圖曼領土。伊斯蘭國(IS)的政治宣傳者聲稱,2015年他們跨越伊拉克國界進入敘利亞的舉動,已經粉碎賽克斯-皮科協定。然而,這份文件就這麼重要嗎?我不這麼認為。不斷變動的協約國戰時利益考量早已摧毀賽克斯-皮科協定,各國幾乎是立刻重新展開談判。到了最後,現代中東地圖已和當初由英國馬可.賽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法國喬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劃定的界線沒有絲毫相似處。現代中東地圖,其實是1920年4月各國在同屬巴黎和會的聖雷莫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中劃定。

我在書中處理瓜分外交的方式,是將這些瓜分暨協議放在戰爭的時空背景中。列強瓜分鄂圖曼的外交政策始於1915年3月加里波利戰役前夕,此時俄國希望,協約國盟友同意該國宣稱擁有鄂圖曼首都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中海之間海峽區的主權。法國同意了,但要求盟友以法國取得奇里契亞(Cilicia,位於土耳其南部、賽普勒斯島東北之對岸地區)和敘利亞主權為交換條件。參戰時對鄂圖曼帝國並無領土野心的英國,同意法、俄盟友的要求,卻保有要求鄂圖曼具戰略重要性領土的權利(協約國最後同意英國取得美索不達米亞)。這些國家的要求,最後在名為《君士坦丁堡協定》(Constantinople Agreement)的往返文件中生效。

接下來幾個重大的瓜分外交政策如下:首先是《胡笙-麥克馬宏協定》(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英國為了與領導阿拉伯革命(1915-1916)的麥加謝里夫(Hussein bin Ali, Sharif of Mecca)形成聯盟、對抗鄂圖曼帝國;接著是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英國藉此宣稱對美索不達米亞主權、其土地邊界圍繞法國索求的奇里契亞與敘利亞;再來是《聖尚德莫西安那三國協定》(Tripartite Agreement of Saint-Jean de Maurienne),義大利藉此宣示擁有部分安那托利亞主權;最後是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這些肆無忌憚的協議,只有放在協約國戰時狀態下檢視,才有理可循。而且每一份協議都是強權國遂行其帝國主義野心、並以此為唯一目的之下的產物。與麥加謝里夫談條件的英國人並非一心支持阿拉伯人;正如允諾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的英國政府,也並非一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反之,在一場看似永無止境的殘暴戰爭中,英國與其盟友願意對任何人承諾任何事,只求贏得戰爭。再者,從鄂圖曼人參戰的那一刻起,列強就將鄂圖曼領土視為史上最無情的戰爭中對協約國損失的彌補或獎賞。

許多20世紀的中東問題,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瓜分外交政策的惡果。列強劃分中東國界時,並非在與當地人民協商的過程中建立新的阿拉伯國家;國界的劃分,只是各帝國為達成政治均勢所施行的手段。這些國界延續了許久,而劃分國界的方式所引發的衝突,同樣持續不斷。以阿衝突、無國家歸屬的庫德族人問題,乃至於敘利亞和黎巴嫩邊界長久以來的緊張局勢,都屬於中東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後果,影響所及持續塑造中東情勢,也因此,這段歷史仍舊與今日世界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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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皇家地理學會 公有領域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根據《賽克斯-皮科協議》而繪製的英、法勢力範圍圖,成於1916年5月協議簽署前。
書的前言

1915年6月28日,一等兵約翰.麥唐諾(John McDonald)死於加里波利半島。他是我舅公,雖然當年19歲的他並不知道。

麥唐諾這輩子從沒打算要死在遙遠的異鄉。他生於蘇格蘭伯斯(Perth)附近的小村莊,就讀道勒學院(Dollar Academy),在學校認識了好友查爾斯.貝佛里吉(Charles Beveridge)。14歲時,他倆一起離開學校去找工作。兩個好友搬到了格拉斯哥(Glasgow),在北不列顛鐵路公司(North British Locomotive Company)找到工作。1914年夏天歐洲爆發戰爭,貝佛里吉和麥唐諾受到徵召,一起加入蘇格蘭步槍團(Scottish Rifles,亦稱為卡麥隆兵團〔Cameronians〕)。迫不及待想上戰場的蘇格蘭步槍團第八營新兵,整個秋天都在受訓,他們對於已經前往法國作戰的其他軍團心生羨慕。直到1915年4月,第八之一蘇格蘭步槍營才被派往前線作戰,只不過他們並非要去法國,而是去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麥唐諾和貝佛里吉在1915年5月17日和親友最後一次道別,隨所屬部隊上戰場。他們先坐船到希臘的利姆諾斯島(Lemons),這裡是英軍和協約國(Allied Powers)部隊派軍至加里波利半島的中途站。5月29日,也就是協約國軍隊首次登陸加里波利半島的一個月後,他們乘坐的船駛進利姆諾斯島的穆德羅斯(Moudros)港,經過一大隊停靠在港邊的戰艦與運輸船艦。這些年輕的新兵看見當時最優秀的無畏艦(dreadnoughts)與超級無畏艦(super-dreadnoughts),必定感到相當震驚。許多船艦外表都有在達達尼爾(Dardanelles)海峽激戰的痕跡,它們的船身與煙囪被土耳其軍隊的火砲與地面砲台炸得千瘡百孔。

上戰場前,蘇格蘭軍隊有兩周時間適應地中海東岸的夏季氣候。6月中,他們在停泊港邊戰艦甲板上的士兵及水手歡呼聲中,搭船離開穆德羅斯港。只有曾經去過加里波利半島、知道這些年紀輕輕的新兵不久即將面臨何種遭遇的那些人,沒有向他們歡呼。一名卡麥隆兵團的士兵回憶:「有些夥伴對著一整船生病和受傷的澳洲人大喊當時流行的口號:『我們灰心喪志了嗎?沒有!』某個多嘴的澳洲人吼回來:『喲,你們該死的很快就會啦!』我們的夥伴雖然很訝異,卻還是不願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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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公有領域
1915年8月「孤松之戰(Battle of Lone Pine)」後,澳洲軍官檢視戰壕外的自國與鄂圖曼士兵遺體。

6月14日,蘇格蘭步槍團第八營全營安全上岸。四天後,他們沿哥利河谷(Gully Ravine)抵達前線。在加里波利半島早已惡名昭彰的機關槍和火砲的猛烈攻擊下,卡麥隆兵團壕溝中已經出現第一批傷亡士兵。等到蘇格蘭步槍兵團接到攻擊土耳其陣地的命令時,他們早已喪失年輕男孩的意氣風發。正如一位軍官深思後表示:「無論那是一種預告,或只是出於接受新任務的壓力,總之,我無法感受到士兵們流露出輕鬆的成功氛圍。」英軍6月28日的攻擊行動,最先是以砲火從海上轟炸兩小時。目擊者對這次轟炸嗤之以鼻,

認為它規模太小、毫無效果,無法將意志堅定的鄂圖曼士兵從陣地趕走。英軍在預定時間1100小時展開攻擊。這裡和西線作戰方式相同,士兵聽到尖銳的信號哨音,就從壕溝裡爬出來。卡麥隆兵團往上爬到平地,立刻遭遇就戰鬥位置、火力全開的鄂圖曼士兵,他們無視於英軍船艦砲火攻擊。五分鐘之內,蘇格蘭步槍兵團第八之一營幾乎全軍覆沒。受傷的麥唐諾死於野戰醫院,並且被埋葬在蘭開斯特戰爭公墓(Lancaster Landing Cemetery)。貝佛里吉倒在抬擔架的人到不了的地方。他的遺骸一直到1918年休戰後才被找到,而他的骨頭已經和倒在他四周的人混在一起,無法分辨。他長眠在萬人塚裡,僅有名字刻在赫勒斯角(Cape Helles)紀念碑。

卡麥隆兵團士兵的命運,令他們蘇格蘭的親友既震驚又悲傷。道勒學院在學校秋季季刊上,刊登麥唐諾和貝佛里吉的訃文。季刊上描述這兩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們一起工作,住在同一個房間,一起入伍,『到死前都沒有分開』。兩位都是相當優秀的年輕人。」訃文最後寫道:「他們無愧於軍人身分。」季刊上對兩個男孩的雙親深表同情。

事實上,我曾祖父母顯然難以承受喪子之痛。在唯一的兒子死後一年,麥唐諾家採取了非常的行動,舉家離開戰時的蘇格蘭,移民至美國。1916年7月,趁德國U型潛艇攻擊大西洋運輸航線的空檔,他們帶著兩個女兒搭上名稱令人心碎的「卡麥隆號」(SS Cameronia)往紐約市出發,再也沒有回去。這家人最後定居在奧瑞岡州(Oregon),之後我外婆就是在那裡結了婚,生下我母親和我舅舅。之所以有他們倆以及他們所有的後代,都要歸因約翰.麥唐諾的英年早逝。

我個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一點也不特別。民調公司優加夫(YouGov)在2013年對英國所做的調查顯示,46%的英國人都有某位家族成員或社區裡的人曾經在大戰中服役。這種個人關係說明,為何包括我在內,有這麼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世紀之後,依然對它如此感興趣。被捲入大戰衝突的這些國家,其人員動員與被屠殺的規模之大,足以觸動許多家庭。

2005年準備前往加里波利半島時,我聽說了我舅公的故事。我母親瑪格麗特(Margret)、我兒子理查(Richard)和我,代表他的家族三代,我們是在他過世90多年之後首次造訪戰地、向他致敬的家人。沿著加里波利半島蜿蜒的小路,朝蘭開斯特戰爭公墓開去時,我們轉錯了彎,陰錯陽差地來到努里亞穆特紀念碑(Nuri Yamut Monument)。這墓碑紀念的土耳其人死於6月28日的戰役-也就是麥唐諾和貝佛里吉戰死的同一場戰役。

土耳其人稱這場戰役是澤恩溪(Zığındere)之役,也就是哥利河谷(Gully Ravine)之役。紀念這場土耳其戰役的紀念碑對我大有啟發。我舅公的部隊傷亡人數為1,400人,是全部兵力的一半,英軍總共損失兵力達3,800百人,卻有高達14,000名鄂圖曼人死去或受傷,在哥利河谷倒下。努里亞穆特紀念碑是鄂圖曼士兵的萬人塚,這些士兵埋葬在一塊普通的大理石墓碑底下,上面只寫著「1915年殉難者(Şehidlik)」。我讀過的每一本卡麥隆兵團的書籍,都探討了我舅公死去的那一天英軍死傷多麼慘重。沒有一本英文文獻提到有上萬名土耳其士兵死亡。喪失親人的土耳其人,數目遠超過哀悼的蘇格蘭人,這是個重大的發現。

從加里波利半島回來,我震驚於我們西方世界的人,對土耳其和阿拉伯大戰的經驗知識少得可憐。許多以英文出版、描述不同中東前線的書籍,其中反映出的是英國或協約國的經歷。加里波利之役是「邱吉爾的大災難」,庫特(Kut al-Amara)是「被湯森(Townshend)拱手讓出」,阿拉伯革命是由「阿拉伯的勞倫斯所領導」,「莫德(Maude)攻入」巴格達,以及「艾倫比(Allenby)征服」耶路撒冷。社會史學者亟欲與官方歷史綜合性的角度分道揚鑣,因此,他們到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坎培拉的澳洲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以及紐西蘭威靈頓的亞歷山大特恩布勒圖書館(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收藏的私人文件檔案裡,閱讀日記與書信,想一窺一般士兵的戰爭經歷。經過一個世紀的研究,我們對於協約國這一邊的戰壕已經有了完整的概念。然而,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另一邊戰壕──也就是為抵抗強大入侵者而拚命求生存的鄂圖曼士兵的戰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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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納卡萊(Çanakkale)省加里波利國家歷史公園內的一尊紀念雕像,描繪一名鄂圖曼士兵在兩軍未交火時,抱起負傷的澳軍軍官並將之送還敵方陣營的故事。

從土耳其那一方戰壕的觀點處理鄂圖曼前線戰事,的確十分困難。土耳其與阿拉伯世界固然出版了許多日記與回憶錄,但西方歷史學家鮮少有閱讀這些史料的語言能力;而譯成西方語文出版的一手史料,卻是鳳毛麟角。至於檔案資料就更難取得。位於安卡拉的土耳其軍事與戰略研究檔案館(Askeri Tarih ve Stratejic Etüt Başkanlığı Arşivi,縮寫為ATASE)中,收藏數量最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東戰場一手史料。然而,這些史料被嚴密控管,研究者必須經過數個月的身家調查,而且申請最後往往還是被拒絕。大部分收藏的檔案,都不開放給研究者閱讀,影印資料時也有諸多限制。然而,有一些土耳其與西方學者獲准取得這些史料,因此開始針對鄂圖曼的一戰經驗發表重要研究。中東其他地區確實也有在戰後建立的完整國家檔案,但沒有特別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主。

阿拉伯社會大致可以反映出阿拉伯第一次世界大戰檔案缺乏的現象。在土耳其,加里波利戰場上的土耳其公墓,以及每年舉辦的紀念活動,都突顯出這場戰役的重要性;但在阿拉伯世界的城鎮裡卻沒有戰爭紀念碑。雖然幾乎每一個現代阿拉伯國家,都以某種方式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卻成為其他人記憶中的戰爭──這是一段由於鄂圖曼帝國衰亡,與激進的土耳其青年團(Young Turks)領導者領導失敗、使阿拉伯人民飽受苦難的時光。在阿拉伯世界裡,大戰後只留下殉難者(尤其是當阿拉伯激進份子在貝魯特和大馬士革中央廣場被吊死之後,這兩個廣場因而改名為「殉教者的廣場」),沒有留下英雄。

現在該是重建鄂圖曼前線在一戰史、以及現代中東史中正確歷史地位的時刻了。因為與其他歷史事件相較,鄂圖曼帝國的參戰,更是將歐洲衝突演變為世界戰爭的重要因素。相對於遠東與東非較小規模的戰事,主要戰役都在中東展開,整整四年中,戰事在此持續進行。更何況,中東往往是一戰中有最多國家投入的戰場-澳洲人和紐西蘭人、南亞所有民族、北非人、塞內加爾人和蘇丹人,這些人和法國人、英格蘭人、威爾斯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軍隊,聯手對抗鄂圖曼軍隊中的土耳其、庫德族(Kurd)、亞美尼亞和高加索(Caucasus)的切爾克斯(Circassian)鬥士與其德、奧盟友。鄂圖曼前線稱得上是一座巴別塔,各國軍隊在此展開前所未有的衝突。

協約國大多數策戰者,都將鄂圖曼帝國的戰役,視為東西方前線主要戰爭舞台以外的串場表演,而不予以重視。重量級英國將領如霍雷蕭.赫伯特.基奇納(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與邱吉爾遊說其他人向土耳其宣戰,只是出於一種誤解,那就是藉由土耳其戰事,可以迅速取得對抗同盟國的勝利,進而加快終止戰爭的速度。低估對手的協約國發現,他們深陷於高加索、達達尼爾海峽、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等主要戰場,這些國家必須從西線調來數十萬軍隊,因而延長了大戰的時間。

協約國在鄂圖曼前線的失利,挑起了國內致命的政治危機。達達尼爾海峽戰役失敗,迫使英國自由黨首相阿斯逵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在1915年5月和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並於次年下台。英國在加里波利和美索不達米亞兩地戰敗,因此分別成立了兩個國會調查委員會,而兩份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同樣譴責兩場戰役的政治與軍事決策者。

如果說鄂圖曼帝國戰事將歐洲衝突提升到世界大戰的等級,那麼一戰改變了現代中東情勢,也同樣為真。該地區可說是沒有任何一塊地區逃過戰火的蹂躪。鄂圖曼帝國從境內所有土耳其與阿拉伯省分、協約國從其北非每一個殖民地徵召士兵。百姓也飽受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困頓與傳染病蔓延之苦。在現今埃及、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區、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國都有戰事。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衰亡,直接的結果就是上述大多數國家正式獨立。

鄂圖曼帝國的滅亡,是代表新時代開始的歷史事件。過去六世紀以來,它是全世界最強盛的伊斯蘭帝國。13世紀末由中亞部族所建立的蘇丹領地,崛起成為帝國,在小亞細亞與巴爾幹半島與拜占庭帝國分庭抗禮。西元1453年,在梅赫美德二世(Mehmed II)攻下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後,鄂圖曼帝國成為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政治勢力。

攻下君士坦丁堡(隨後改名為伊斯坦堡)作為首都之後,鄂圖曼人迅速擴張其領土。1516年,塞里姆一世(Selim I)擊敗首都位於開羅的傭兵帝國(Mamluk Empire,又譯馬穆魯克),將敘利亞、埃及與紅海省分漢志(Hijaz)納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土。1529年,蘇丹蘇雷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攻至維也納城下,歐洲各地瀰漫恐懼的氣氛。鄂圖曼人持續擴張領土,截至西元1683年最後一次試圖攻入維也納為止,帝國已橫跨歐、亞、非三洲,其版圖包括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也就是土耳其人所稱的安那托利亞〔Anatolia〕)、黑海,以及從伊拉克到摩洛哥邊境的大部分阿拉伯領土。

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鄂圖曼被活躍的歐洲國家迎頭趕上。從這時開始,它屢次被鄰國君主擊敗,包括俄羅斯帝國的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以及首都維也納曾經受到它威脅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的諸位皇帝。從1699年開始,在外強侵略下,帝國的領土邊界一直後退。19世紀初期,由於民族主義運動興起,鄂圖曼喪失許多在巴爾幹省分的領土。在反對伊斯坦堡統治(1821-1829)的八年戰爭之後,希臘是第一個企圖獨立的國家。1878年,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確立其獨立地位,而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與保加利亞也在同時獲得自治。

強權國家持續奪取鄂圖曼帝國的領土。1878年至1882年間,英國取得賽普勒斯(Cyprus)和埃及,法國於1881年占領突尼西亞,俄國則在1878年吞併高加索地區的三個省分。在內外威脅、喪失領土的困境中,20世紀初期的政治分析家預言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滅亡已近在眼前。一群自稱為土耳其青年團(Jön Türkler)的年輕愛國軍官,希望藉由憲政改革重建帝國。1908年,他們起而反抗蘇丹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76年至1909年在位)的獨裁統治,孤注一擲,企圖拯救國家。在土耳其青年團勢力的崛起之下,鄂圖曼帝國邁入空前混亂的時期,終將帝國捲入了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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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土耳其青年團憲政革命的明信片,上以鄂圖曼文及法文書寫「祖國萬歲、民族萬歲、自由萬歲」。左上則為日後將在大戰期間領導鄂圖曼政府「三巨頭」之一的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
書籍介紹

鄂圖曼帝國的殞落》,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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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金.羅根(Eugene Rogan,1960年生,現居英國牛津,為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中東史教授。)

100年前,位居歐亞非交界的鄂圖曼是個衰弱的大帝國,既面臨英法德俄各國的覬覦,多種族、多宗教的結構也使得帝國內部紛爭不斷。廣大領土且與多國為鄰,使得它在一戰中戰火四起。原以為是個會被輕易打敗的舊帝國,無人料想得到,它的參戰反倒使一戰無限期延長,讓歐洲戰爭搖身一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當「西線無戰事」時,中東戰局正如火如荼展開⋯⋯。

本書採用大量阿拉伯、土耳其第一手史料,透過大量信件、日記、報導等,建構出完整的歷史片段,有底層士兵的聲音、有決策者的外交布局、有世代積累的民族糾葛、有亞美尼亞人的悲劇。我們看見英、法等國為了對抗聖戰的號召,如何激起阿拉伯主義者的行動;戰勝國的「分贓」與交易,又如何埋下今日中東火藥庫的引信。本書從細節到宏觀,讀者可以清楚看到,各種決策如何匯聚,如何將歷史導向某個方向,促使一個大帝國走向滅亡,也使得世界變成今日的樣貌。

貓頭鷹-鄂圖曼帝國的殞落-立體書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曾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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