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台灣的納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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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在應該要做的,就是徹底清理納粹、國民黨文化的集體專制主義,否則新竹光復中學的現象,將不止一次會重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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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嘉生

新竹光復中學的學生,在校慶穿納粹裝的新聞。前些日子吵得很大,不僅掀起國人注意,連以色列與德國的在台機構都提出關切與抗議。

我先看到好友悠然在他的FB中,就以一群學生的納粹裝,和另一群學生在蔣介石銅像前合照,作為對照,顯示兩者的一致性與荒謬性。「靠北就可」的FB專頁也以建國中學校園內的蔣介石銅像,和光復中學的納粹裝做對比,凸顯現象的光怪陸離。

很多人迷納粹,並且主張以納粹的方式來讓自己的國家強大。但他們若檢視戰後許多仿效納粹主義建構的右派法西斯政權。最有名的是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或者與西班牙關係密切的中南美那些國家。他們長期執政,也有如納粹那般的白色恐怖統治,但卻無法建立像納粹那樣的經濟成長與國家「強大」。這應是值得許多崇拜者深思的問題。

更進一步,崇拜納粹是一種英雄崇拜,但崇拜者有沒有深思,在納粹那樣的體制下,人們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呢?假如他想清楚這個問題,他就會對這種「崇拜」有更深一層的感受。

他若是無感,就是因為他是整個想像中的他者,別人的死活對他並沒有深刻感受,也不覺得重要。這是近代教育失敗的結果。近代教育就是一種重視人的教育。對別人的枉死與苦痛,僅有著冷漠的反應,恰好是專制統治者想要教育的目的。

是的,冷漠是專制文化的溫床。而所有崇拜希特勒、納粹的專制體制,也如希特勒、納粹那般,對別個民族的死亡,有著冷漠、甚至慶幸的反應。

論述革命與理性主義

希特勒的納粹「復興」,除了有強烈的仇恨、歧視與德國nationalism外,還夾帶有創新與理性主義兩者的樣貌。大部分的崇拜者都強調後者,而忽略前者。

希特勒的高速公路、金龜車、優生學、飛彈等等的創新發展,基本上是科學、理性主義的產物。將原本可行的實驗室產物或構想,藉由以希特勒為主的那群人(有人認為他們很多是瘋狂的冒險主義者),以國家資本為基礎進行大膽冒險且付諸實施,而出現那樣的成果。那樣夾有理性主義樣貌的大變動,在近代史上,大約與法國大革命、蘇聯的十月革命可以相媲美。

法國大革命的震撼就是實踐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文明產物,隨著革命演進,逐步要在法國實施。自由、平等、博愛與其他一大堆理念與體制,都是這樣在推動。蘇聯的共產革命也是要將馬克思理論,透過列寧(Vladimir Lenin)建構的共產主義體制(或者我們可以說左派法西斯政權體制)來實現。這三者背後都有理性主義的成分,也都有恐怖統治,甚至都有全歐洲、全球性推動統治階層想法的作為。法國大革命以拿破崙稱帝、征服歐洲的模式進行;希特勒發動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則有共產國際與全球共產革命。

比較法國大革命、蘇聯共產革命與希特勒納粹運動的差別。雖然都夾有本身nationalism與nation利益,但法國大革命可以將自文藝復興以來,發現「人」及其後續發展的文明成果,讓世人共享。共產革命則是將承續法國大革命、德國哲學及英國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成果的馬克思主義,以革命的方式在蘇聯要實現(「要」在此很重要),並以此燃起許多後進、被壓迫民族想像(「想像」在此很重要)的希望。但希特勒的納粹運動,卻僅僅強調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並壓迫、屠殺其他民族。

簡言之,希特勒的理性,僅是運用現代科技來達成工業化與加速經濟發展的體制,對近代文明最重要的特色:以人為主的人文思想與文化,卻嗤之以鼻。這是科技理性,僅是理性時代的一支,且是那樣文化發展的末流,絕非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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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於1935年接受希特勒邀請,紀錄納粹黨紐倫堡代表大會的壯盛景象,完成紀錄片作品《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

理性主義並非不好,科學就是理性主義的產物。問題在科學主義要怎樣與其他理想相互妥協、合作,才能讓人生活地更愜意?換言之,理性必須與自由、平等和博愛等精神相互通,而有「屬於人感受的生活」。並在人際互動中,相互容忍與協調。以希特勒為例,他不抽煙、素食主義及生活嚴肅,這些對某些人來說都是好行為,但這個好行為是個人的,不能要求所有政治人物都要有這樣的好行為,更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這樣。這樣的好也無法推論他適合當政治人物,更不能推論個人的「好」必須要求所有的人都跟從。

用我們文化中較清楚的案例比較,「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點是錯的。「誠心、正意、修身」是個人的問題,一個人可以這樣要求,卻不能要求別人也一定要這樣,因此,將之推展到「齊家」,本身就有很大的爭議。若硬要這樣要求別人,就是不能容忍別人、異己的專制與專橫行為。而如果「齊家」有問題,後面的「治國、平天下」就更不用說了。

軍隊、集體主義很容易陷入前述的思考困境,最後進行強烈的排他與歧視。戰前德國,繼承以往舊有的軍國民主義,就染有濃濃的集體主義。納粹所掀起的動員,基本上是喚起傳統普魯士軍事體制,從一次戰後的民主體制,更換回以往的方式。而這種思考方式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不能容忍異己,即令你也屬於那個團體出身的。台灣以往軍中對平民所稱的「死老百姓」,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理性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結合,基本上是悲劇,也是誤解。集體主義運作在實際,經常是替利益既得份子的利益在捍衛。這樣的體制繼續運作,最後是藏污納垢。這個結果基本上與理性主義要實現的目的是背道而馳。

理性主義固然希望有理性的人做出有理性的行為。但每一個人的理性,因為知識、資訊與利益不一樣,會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理性行為。最後反映在社會上,經常是每一個人都理性,但集體看來卻各有差異,甚至是集體不理性。

前者的結論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利之心的市場價格社會機制。如果大家的理性都一樣,「要賣,大家都要賣;要買,大家都要買」,怎樣出現需求者與供給者不同的舉動,然後出現均衡價格呢?

後者就是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謂「節儉矛盾性」。大家都認為經濟不好,最理性的行為是減少消費,節儉生活。但當大家都節儉,讓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反而讓工廠開除員工,大家所得下降,經濟更不好。

理性與集體主義沒有必然結合的關係,反而個別的理性才是重點。

實際上,希特勒、納粹政經發展手法最能吸引人的,在統治者是政治手法,一般人卻偏愛他的經濟手法。結合這兩者,讓統治者的納粹模式得到人民支持。但兩者都是錯的。

納粹的政治經濟體制讓一群人獲得並獨佔權力,這些人以納粹的論述和體制,不僅排除異己,更且清洗、屠殺其他民族,以讓自己的民族獨佔這個國家的資源。這是一種變相的希特勒式「大日耳曼」主義。他的經濟會失敗,經常是政治獨佔者及其扈從,不僅要政治權,還要延伸到經濟權,以使用政治權的方式去運作經濟權。然而,政治運作與經濟運作經常不一樣,甚至背道而馳,以致於那樣的運作模式僅培養出一些蠹蟲,更有害於經濟發展。

實際上,希特勒、納粹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經濟已發達國家的復甦、復興模式。我們看戰後德國、日本的復興方式,其成績之斐然,一點都不遜色於希特勒、納粹的發展成績;而且其人民得到的利益,又遠大於希特勒、納粹模式。我們需要迷戀希特勒體制嗎?其他後進國家所追求的是經濟成長,不是經濟復興,當然無法得到那樣斐然的成績。

更貼身的案例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戰後的經濟,在農業方面的發展速度,所呈現的是V字型的經濟復甦,其成績也如德國復興那般快速。僅就這個角度,台灣並不輸德國人,但我們的工商業發展就遠不如農業,因為我們這方面在戰前並不是頂有成績的。

反省台灣的納粹現象

台灣的納粹崇拜,應該與中南美的軍事統治精神相看待。

如前所述,國民黨不會批判希特勒、納粹,因為他本身就是納粹,他們的領袖蔣介石就是希特勒。

新竹光復中學的現象,僅是台灣隱形納粹社會的表徵之一,而被凸顯而已。若我們將蔣介石改成希特勒、將國民黨改成納粹,那滿街滿城的希特勒街、希特勒銅像,國會曾有的過半納粹國會議員,現在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納粹議員,就更清楚台灣的納粹狀況了。

在台灣,部分崇拜希特勒、納粹的人應該反省,實施那麼久的納粹文化,為何大家的思考都那麼納粹,但實際社會運作的效率與表現,卻不那麼納粹呢?

當我們看到戒嚴時代許多台灣統治上層,他的小孩、家人與財產,紛紛轉往外國,比照納粹德國的統治上層,一方面反民主、自由,一方面將家人、財產移往其他民主國家。如果覺得那樣的狀況好像很荒謬,或許就可以體會為何我們納粹那麼久,卻無法在效率、表現上如他們崇拜的那麼納粹。更進一步說,比較納粹時代被壓迫、屠殺者的文章。再比較台灣戒嚴時代被壓迫、屠殺者的資料,那麼貼切的資料,難道無法讓人理解納粹所造成的傷害嗎?

以台灣來看納粹,我想最主要的重點之一是:蔑視人。蔑視人恰好是專制文化的特性。對獨裁者來說:「死一個人是事件,死一萬個人是統計數字」。屠殺猶太人、反對者的希特勒是這樣,搞集中營修理反對者的史達林是這樣;蔣介石、毛澤東在殺人時,不也是這樣?這還會形成制度。SARS期間,面對這種會致命的傳染病,中國衛生官員認為對中國來說,只有50萬人得到感染,才是問題、才是法定傳染病。這些現象清楚地點出,專制主義的社會,人是多麼渺小。那些崇拜希特勒、納粹的人,在那樣的機制下,難道會比較值得被注意、重視嗎?

想想在台灣的外省籍國民,他們父執輩的親朋好友,在中國被屠殺、鬥爭的困境;想想國民黨在台灣橫行霸道的作為;再想想,國民黨在2000年、2016年沒有政權後,他們那些高官,怎樣拋棄以往的使命信仰─強迫別人信仰,不然就要打打殺殺的信念─去和他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和好,就應能理解所謂的納粹現象,所謂的國民黨現象都是一樣,就是人民被當作統計數字去「處理」的現象。

這次光復中學事件發生,看看國民黨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他們及接受那種文化的人,根本不認為這是重要的問題。究其實,批判這種現象,就是批判他們自己。而若深挖他們的深層思考,這種言行脈絡,不就是不重視人民的專制主義、軍國民主義延伸下來的反應嗎?他們掌權,就是要縱容自己的恣意。兩蔣、馬英九不是這樣的心態與作為?而這又和希特勒有怎樣的差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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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雙十國慶,手持時任總統李登輝肖像通過總統府前的陸軍官校學生方隊。

台灣現在應該要做的,就是徹底清理納粹、國民黨文化的集體專制主義,否則新竹光復中學的現象,將不止一次會重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

一個沒有人性的經濟發展與體制,不是追求富國強兵的方法,而是以更前衛的科技來凌虐自己的人民。

反省希特勒、納粹在台灣的現象與舉動,就是清理國民黨在台灣烙印的深刻傷痕,就是改造台灣成為一個重視人的社會與國家。

本文經台灣教授協會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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