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利與不利

分析「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利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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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個人主義文化通常推向民主的認知、行為與制度,也將一些人推向自戀。自戀毫無疑問地使離婚率和單親家庭的數量增加。

文:哈利・C・泰安迪斯(Harry C. Triandis)

集體主義的利與不利(Advantages & Disadvantages of Collectivism)

集體主義的利益可在前述社會指標中出現。不難看到違法行為和犯罪率在鄉村地區比在城市低,在穩定社會比快速變化的社會中低。但一個較根本的問題在於這些文化中較常發現的道德種類。

艾肯斯伯格(Eckensberger, 1994)回顧了關於道德的研究,指出孩子普遍經歷特定階段的道德發展。

第一階段,孩童對懲罰和服從的重視是必要的。這是一個普遍「原始」的道德觀點,甚至見於美國國會試圖以更多的警察和監獄來控制犯罪。

第二階段,對自己有好處時才會服從規定;什麼是對的是一種平等交換,一個好交易。此已是個人主義,但為原始的個人主義。

第三階段,人們依我群或自我角色所期許行事。此是原始的集體主義立場。

第四階段,人們盡自己的義務。除非與其他固定社會責任衝突,否則法律必須受到維護。此為較複雜的個人主義立場。

第五階段,著重於社會契約和個人權利。此立場認為人們擁有許多看法,而大部分的價值和規則皆關係到個人所屬團體,並因社會契約應受維護。然而,也有不關所屬團體的價值,例如生命和自由,不論我群多數意見如何都必須被維護。此為較進階的個人主義觀點,然此亦確實含有一些集體主義成分。

最後,第六階段,人類可達到最為個人主義的觀點。在此階段著重於普世道德原則,特定的法律和規則唯有符合這些原則才是有效的。例如正義、人權平等以及對個人尊嚴的尊重,這些原則都是沒有商量餘地的。這是明顯的個人主義觀點。

檢視這些階段的跨文化研究顯示,兒童普遍會隨著這些階段而發展道德觀。發現指出在一、五和六階段很少見,而二、三和四階段存在於大部分文化中。兒童達到的最高階段似乎反映了父母的社經水平(父母的富裕程度意味著更高的階段)、宗教(例如:基本教義立場與低水平的經濟發展相關),還有受試者的城鄉背景(居住於愈都市化的地方愈高階)。受試者受教育程度愈高, 也會達到更高的階段。

簡言之,許多將人們從集體主義轉移到個人主義的因素與到達更高的階段相關。然而,個人-集體主義與兒童到達階段的相關性相當不完整——道德發展測量法測出的最高分數在以色列(基布茲)、德國的上層階級、美國、台灣和印度。

下層階級的成員普遍得到低分,最低分出現在低度開發國家。須討論的重點是,在第五和第六階段有甚少集體主義者會認為適當的元素。沒有提到共同的利益、社會和諧、家庭安全、自制力,或印度的非暴力與所有生命皆神聖的觀點,或是中國人對眾樂、孝順和集體效用的觀點。簡言之,此由西方心理學家提出的論點是「操縱的」結果,得以讓個人主義文化得到高分。馬(Ma, 1988)藉由提供中國人對道德發展的觀點彌補了這個問題。

依我看來,犯罪問題與個人主義的關聯,會成為個人和集體主義利弊的道德與政治辯論的關鍵問題。毫無疑問地,當社會控制特別是自制力降低時, 犯罪率就會提升。在工業化國家的極致個人主義和競爭力興盛的1980年代, 除了日本,我們看到了犯罪率的三倍攀升。全國公共廣播電台(1993)報導英國柴契爾時期時,明確將她的政策與三倍攀升的犯罪率連結。我們也注意到俄羅斯、波蘭和其他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犯罪率和貪污大幅增加,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之後亦是如此(Hao, 1993)。

美國行為和社會科學委員會中的法律與正義委員會(1994)檢視了美國都會暴力,結論是此部分的世界具有提倡暴力行為的「暴力文化」,尤其在年輕人之間。委員會強調此文化必須改變。提議所有民間和宗教組織囑咐其社群的所有單位皆以防止暴力為宗旨;勸阻促使種族關係緊張或提倡暴力刻板印象的行為;招募明星自願參與反暴力活動;並且鼓勵媒體宣傳對抗暴力早期的成功案例。簡言之,委員會敦促有利社會、少暴力的文化。

個人主義的工業國家,政策多強調短期目標(當選),而非長遠目標(良好的經濟、低社會衝突、十年內減少社會失範)。就連集體主義國家中,領導方式都具個人主義。因此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其政策與個人主義國家並無很大差異。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國家忽略基礎設施(道路、教育系統)並有巨大國債。

我們在每個國家都可看到反稅情緒。但其動機在個人主義國家與集體主義國家不同。個人主義國家是以「我與我的核心家庭」對抗其他人;集體主義國家則是我的我群對上他群。

全球經濟使垂直個人主義比以前更受推崇。自相殘殺的競爭現在已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而對無競爭力的人(如無業、生病、精神異常者)的忽略被視為是要使有競爭力的人成功所付出的代價。

在許多工業國家,課稅是為了重新分配收入,也就是轉向水平個人主義。然而全球競爭卻逼向垂直個人主義: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對於無業者相對缺少關懷。若對無業者不設安全網,他們便自然轉向犯罪。他們還能做甚麼?沒有充分就業的國家政策,犯罪是無可避免的。但充分就業政策需要課稅,代表上層階級會少幾艘遊艇及樂趣。上層階級的選票比窮人可靠,所以他們掌控了許多政治決策。只要犯罪行為限制在城市內部,便少有執行基礎改變的政治意願。

那洛(Naroll, 1983)提到了一個特別具有啟發性的研究。研究以美國的數據為基礎,年輕男子被列為少年犯的可能性為因變數。發現時常造訪五種家庭,例如,鄰居、親戚、父母的朋友和學校密友們(親密到他可不經允許打開冰箱拿飲料)的年輕男子,是少年犯的可能性基本是零。當造訪家庭的數量減少,成為少年犯的可能性隨之增高。少年犯與社群連結的顯著關係沒有比此更好的證明了。

在人們與他人有情感依附連結時,殺人、吸毒、離婚和自殺率亦低。特林布爾(Trimble, 1994)指出阿米希人、門諾教徒、還有其他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嚴密宗教社群,幾乎沒有吸毒案例。培根(Bacon, 1973)發現允許子女依賴的文化較少有藥物濫用,尤其是酗酒的問題。因此,集體主義文化在此區塊具優勢。

許多集體主義父母為孩子設立高成就標準,並在小孩試圖達到這些標準時給予溫馨支持。是故我們在美國看到許多得到拼字或科學首獎的孩子來自集體主義背景。然而,一些父母督促過於嚴厲而造成怨懟。一些孩子反抗父母。父母有時也試圖將孩子推向孩子沒有天分的方向,造成更多問題。

  • 不利

集體主義不論在私人或公共的層級上皆有不利之處。在私人層級,我們發現在需要出國讀書或成就事業時與家人切斷關係的意願較低。證據顯示當集體主義者離開家人時有高度思鄉情緒(Cardem, 1993)。

某些集體主義子女養育的最糟方面是削弱孩子的自尊,此有助於成為遵從但沒有創意的成人。將研究數據的國民生產總值做統計控制後(如Diener and Diener, 1993; Gallup, 1976),集體主義者顯示出低程度的快樂和幸福感,可能反映出部分對自身義務負擔和追求自我實現壓抑的不滿。

在公共層級的個人與政府的關係上,極致集體主義有著最多的不利點。例如,納粹和共產主義者建立了個人強力服從政府目標的政權。極端政治團體如三K黨也是高度集體主義。美國納粹黨的諾曼林肯洛克威爾(Norman Lincoln Rockwell) 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麥爾坎・X(一度)欲將美國分為白人州和黑人州(同質性伴隨緊密,與集體主義相關連),他們曾經在紐約市的麥迪遜花園(Hughes, 1993)的集會中協作,提倡美國黑白州分離的想法。

我們觀察到集體極度衝突情況下的種族清洗。在1992-1994年的前南斯拉夫,個人主義者被威權政權禁聲。由高度集體主義的農人控制,他們的領導者以民族主義來維持權力。

集體主義者對我群極度支持,在衝突處境中對他群相當嚴酷。個人主義者並非不會做出發生於1968年越戰期間美萊村屠殺類的暴行,但如1937年軍國主義的日本對中國南京的掠奪、納粹消滅六百萬猶太人、史達林對反對群眾的清算等事件,較常與極致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社會相關。

我們必須再次記得,每個社會都有個人主義者與集體主義者。當納粹掌權時,他們成功驅逐了許多有辦法居住國外的德國個人主義者,並使其他人臣服。在垂直集體主義者中,亦有不重科學的現象,因為獨裁者不想要「真相」為競爭的來源(例如,希特勒不在乎失去猶太科學家,像是愛因斯坦)。一直以來,宗教權威者持續反對研究,事實上希臘東正教有「信而不究」(Believe and do not research.)的教條。集體主義者通常強調一個集體意識形態,可以是政治(如希特勒)、宗教(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甚或藝術(如史達林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

對他群的殘酷代表在某些情況中,如毆妻在集體主義文化中比在個人主義中問題嚴重。許多集體主義文化(如傳統中國、印度、非洲),在婚姻的早期,我群並不包括來自外來的配偶。妻子住公婆家,被期許成為服從的僕人。在許多這些文化中,唯有生了兒子,妻子才被廣為接受為我群的一員。即使在核心家庭中,丈夫也理所當然是一家之主。

因此,根據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於1993年10月3日的報導,在辛巴威的調查中約有50%的妻子聲稱他們通常被打。當地人說:「我們毆打妻子是因為我們愛他們」(想讓他們進步)。此前提是丈夫的意願即是家庭的「法律」,不服從的妻子(如拒絕親密關係) 會受到毆打。若妻子回娘家,會遭到他拿了新娘禮金不想退還的兄弟毆打。有些受訪者說毆妻是「白人想要消滅的非洲文化中珍貴的一面」。其中提到的一個事件是一位妻子嘮叨丈夫不為丈夫婚外的私生子負責,而遭毆打!

還有更極端的例子,如發生在像是印度大城市及其他地方的殺妻事件。根據我1983年在新德里當地報紙中所讀到的報告顯示,每年約有兩百件婦女被殺的犯罪調查案件,通常是發生在廚房的意外,且岳母牽涉其中。疑似的動機是讓該丈夫再婚並得到另一份嫁妝。

集體主義者與過去的連結比個人主義者多出極多,此現象可能使經濟成長更困難。在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政黨被認知為我群與他群,這造成我群反抗他群政黨的好提案,使後者不會因做出對國家有益的事而受歡迎(Triandis, 1972)。

許多集體主義文化,如北希臘的卡拉卡占尼斯(Karakatzanoi) (見J. K. Campbell, 1964),因各親屬團體試圖奪回榮耀而造成無止盡的家族武力爭鬥。當然,美國城市中的黑幫鬥爭亦為類似的集體主義。種族、宗教、部落的鬥爭亦存在於巴斯克人和西班牙人間、雅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間、北愛爾蘭、亞塞拜然、喬治亞、烏干達、蒲隆地、盧安達、突厥斯坦地區、西藏、庫德人的獨立運動、印度教與穆斯林以及錫克教與印度教在印度半島的鬥爭、東帝汶與印尼、還有巴勒斯坦人、南非人、蘇丹人、索馬利亞人和波士尼亞人的狀況。美國大城市中的種族紛亂亦為一例。

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對我群的眾多責任使其對從事義工工作失去興趣或精力。此點實在不利,尤其當是必要的活動但並不在我群規範的「種類」中, 或未達我群判斷「好處超過壞處」之時。例如,擔任公民團體代表既非我群規範任務且通常在聯繫或其他利益考量上顯得費時又不值。人們執著於其意識形態的正當理由行事。

最後,集體主義者比個人主義者更會隱藏訊息,且不與他群分享。因其我群通常是狹窄的,他們剝奪同組織同事知曉重要資訊的權利。例如,他們可能不會將重要資訊提供給同公司工作的同事(Triandis, 1967)。這在前蘇聯造成重大問題(Kaiser, 1984),一部分的官僚不知其他部分在做什麼。集體主義中的合作僅發生於我群中;極端競爭則用於他群上。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即對每個小團體都在對抗所有其他的團體而使官僚體系無法合作感到憤怒(Kaiser, 1984)。

結論是,當集體主義運作於個人處境時,通常是很令人嚮往的社會形態, 但有一重要條件:需我群成員涉入。當大集體皆涉入,尤其當他群成員成為我群成員的行為目標時就會變得不可取。

個人主義的利與不利(Advantages & Disadvantages of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最大的利處可見於個人與大集體間以及生產分配活動中。大集體而言,個人主義代表注意人權;社會中可存在多元文化;民主;若某人犯罪, 個人、而非他的整個我群將被懲罰;此文化支持進步與科技創新;重視創造力、自由、征服和成就。

高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個人主義相關性強(Hofstede, 1980)。未來是否如此仍需深入研究。有些經濟學家主張最好的經濟發展發生於集體主義環境,例如香港和新加坡。然而,我懷疑是其他的變項,例如幅員小以及利用他國發明的能力,可能是這些國家經濟大幅成長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富裕和個人主義的關係似乎是循環的,並相互強化。富裕者可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投資其我群認為風險太高的計畫。有些計劃成功,企業家變得更富裕。富裕代表個人而非團體擁有更多選擇,因此更為個人主義。

依據帕里克(Pareek, 1968)的研究,經濟發展是高「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通常與個人主義和競爭相關連)乘以高「擴充需求(need for extension)」(使用大型我群,非狹窄的家庭考量,也是一種特別的集體主義形式我們且稱為「大我群集體主義」〔large ingroup collectivism〕),減去「親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的函數。換句話說,成就擴充需求都是必須的;如果其一非常低,另一便不會有效;再者,若人們將大部分的時間用來享受社會關係,他們便不會發展經濟。

戈尼與龍(Gorney and Long, 1980)的研究支持此概念,我的認知是他們並未讀過帕里克的論文。他們的民族誌含五十八種文化,由十個文化專家評分以下面向:文化內部競爭(與成就需求相關)、人際強度(與親和需求相關)、攻擊行為數量、以及「綜效(synergy)」(與擴充需求相關)。他們發現社會發展(種族的高度經濟成功)出現在高競爭與綜效、低人際強度的文化中。

個人主義者有著高度自我效能。他們的高自尊使之較有可能嘗試具風險的活動,所以成就往往與個人主義相關。我們由許多集體主義文化(如日本) 的名人自傳可看出,他們是這些文化中個人取向的成員。例如,戴維(Davey, 1960)提供了日本基督教傳教士賀川(Kagawa)的自傳。

賀川是一位富爸爸的傑出兒子,受同齡男孩的嘲笑和戲弄而格格不入。他自己決定從佛教轉移到基督教,是明顯個人取向的表現。他是在1927年與甘地和愛因斯坦一起簽下強制徵兵違反道德宣言的唯一日本人。他是在軍國主義日本的和平主義者,他譴責日本與中國(1937)及美國(1941-1945)的戰爭並且宣告效忠上帝而非天皇。日本戰敗後,天皇對人民宣告,自己不是神並請賀川傳授他基督教。此自傳包含了數百個反應出個人決定與日本社會秩序相左的事件。

最後,個人主義者堅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此於政治處境尤為顯著。例如,許多垂直集體主義者都非常訝異尼克森總統必須辭職。畢竟他是老大,為什麼不能查對手的紀錄?

  • 不利

個人主義與孤獨、低社會支持(Triandis, Leung et al, 1985)、家庭衝突及離婚的高機率(Brodbar and Jay, 1986)相關。它傾向「使人們易有疏離感和自戀性的自我專注(narcissistic self-absorption),並誘使他們追求狹隘的自我利益(Spence, 1985, p.1293)。」

文化對個人有廣泛的影響。它似將個人推向特定的方向,而個人差異同時也將某些人「溢」(spill)到更遠處,超越文化平均值。因此,雖個人主義文化通常推向民主的認知、行為與制度,也將一些人推向自戀。自戀毫無疑問地使離婚率和單親家庭的數量增加。自戀在資源豐沛(如娛樂明星)或極其有限(如Scheper-Hughes 1985年描述的巴西貧民區)時更常見。

因此,我們在城市中貧困區域看到許多單親家庭並不意外。個人主義可能會放大這些趨勢。例如,英國是歐洲最個人主義的國家(Hofstede, 1980)也有最高的單親家庭比率(17%,見經濟學人,1993年9月13至19日版)。很明顯地, 這些陳述不能被視為決定性的,但顯然給未來研究提供了重要假設。

垂直個人主義者的極度競爭性可導致焦慮(我做得夠不夠好?)與挫折(我做得不夠好)。它強化歧視(我比這些團體好),並是某些軍備競賽的原因(Hsu, 1983; 如果「他們」有一萬個核彈頭,「我們」就要有兩萬個)。克魯傑爾與史密斯(Klugel and Smith, 1986)發現較具個人主義比較不具個人主義的美國白人易感到美國政府的政策「偏袒黑人」。

當競爭成為全神貫注的考量,極度競爭便會干擾創意。例如,黑爾姆賴希、比恩、勒克與史賓塞(Helmreich, Beane, Lucker, and Spence, 1978)發現極度競爭性與科學成就負相關。高度競爭者花時間在紀錄他們做得多好,而非做他們的工作。史密斯、強森與強森(K. Smith, Johnson and Johnson, 1982) 發現合作式教法導致各種學生皆有更高的成就與就學率。諾勒姆西比森與強森(Norem-Hebeisen and Johnson, 1981)發現合作的學生有更強的個人價值感,而競爭和個人主義的學生較易被失敗打敗。合作性課程安排導致學生間有較多的協助、鼓勵成就、友誼、和高自尊(R. T. Johnson and Johnson, 1981, 1982)。

街頭暴力、違法行為、犯罪,以及孤獨、不安全感、家庭緊張都與個人主義相關(Hsu, 1983; Macfarlane, 1978; D. Sinha, 1988)。事實上,麥克法蘭(Macfarlane)斷言「孤獨、不安全感和家庭緊張的英國結構,影響大於經濟利益」(202頁)。

辛哈(Sinha)看到印度人因為社會的快速變遷,心理健康受到威脅,弱化了家庭關係並導致社會暴力、暴動、恐怖行動、自殺、違法行為、犯罪和其他種類的社會混亂。韋斯科特(Westcott, 1988)主張過度自由造成孤獨、疏離和無情的競爭。唐納休(Donohue, 1990)認為過度的自由與兒童犯罪、過早懷孕、藥物濫用、自殺、殺人、無家可歸、分離、離婚及愛滋病相關連。

他聲稱無限的自由將導致無道德層次。他著重在1990年代美國的寬鬆文化,「無過失(no fault)」的法律導致不負責任,太多民事責任、太多關於這個或那個團體和人的權利的爭辯。他追溯這些發展到1964年的民權法,根據他的說法,民權法導致其餘團體紛紛尋求自己的權利。寬鬆代表歌詞和藝術的「好品味」的概念沒有了限制。他引用了包含極端立場的例如贊成消滅婚姻制度的流行文章為證。雖然此顯然是美國文化的保守派論點,唐納休成功描述了不受限個人主義的不利處。

我們需提醒自己,使小孩及早獨立的撫育形態雖然利於成就,但不利於藥物濫用問題(Bacon, 1973)。簡言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休斯(Hughs, 1993)也聲稱「自我是當今美國文化中神聖不可侵犯的」(p. 7)。個人不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是他人創造了導致個人行為的條件。不受約束的自我永遠是對的。休斯稱之為「抱怨的文化」,凡事責怪掌權者, 並允許人們擁有權力,但沒有義務或責任。

因為我相信平衡,也就是制衡,我個人認為有些批評是合理的。某些個人主義者提倡的極度自由似乎沒有任何限度。雖然我是美國自由公民聯盟的成員,我並不認同聯盟的所有立場。

人類根本就沒有構成可在物質或社會環境中不受控制而運作的條件。我們注意到某些個人主義者不理解太多好事其實是壞事的道理。我們看到他們越來越高分貝地播放音樂,而破壞了自己的聽力。我們看到他們努力賺取越來越多的金錢,殊不知此已轉變了他們的適應程度(Helson, 1964),以致平凡的生活享受,例如享受景色或月亮之美,消失無蹤。瘋狂的競爭導致前所未有的高度焦慮和更多接受心理治療的人(Donohue, 1990)。

同時,我發現有些集體具壓迫性並破壞所有朝向個人特質的努力。事實上,集體主義文化子女養育的觀察者(Guthrie, 1961)意識到在某些文化中, 父母通常試圖破壞兒童的個人意志,而強調完全服從。

當我們看民族誌學在攻擊行為面的極端案例時,看到一些有趣的數據。羅巴契克與羅巴契克(Robarchek and Robarchek, 1992)提供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厄瓜多爾瓦歐雷尼部落和非常集體主義的馬來西亞叢林的士邁人(Semai)很有用的對比。瓦歐雷尼人非常獨立、自主且「能控制」;士邁人無助、不堪重責且無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兩部落的生態大致相同——皆為熱帶森林,社會組織亦類似。唯一明顯不同是人口密度,士邁人高出六十八倍。如同我在第三章中的論點,密度似與文化嚴密度,也因此與集體主義連結。

這兩個部落的攻擊行為程度完全相反。瓦歐雷尼男性殺人的比率是60%(也就是十個男性中,有六個被殺),而士邁人極度和平。羅巴契克與羅巴契克(1992)敘述有些瓦歐雷尼女性為了逃離男性暴力而逃離部落。一段時間後,他們與兩位著手建立瓦歐雷尼男性自我形象的美國傳教士回部落,改變自我看法而使暴力行為大幅減少。

某些美國的內陸城市,暴力的程度與瓦歐雷尼類似。美國人是否應把自我思考為與他人有更多連結,作為減少暴力的手段?與此的相關研究會很具價值。簡言之,以美國社會攻擊行為程度來看,由極致個人主義轉移到與集體主義較平衡的形態是否值得?

無限追求物質成功,非常典型的美國個人主義,似也無法成功提供快樂。布里克曼、科茨與杰諾夫布爾曼(Brickman, Coates, and Janoff-Bulman, 1978)研究了二十二名樂透得主與二十二個對照組樣本。樂透得主並沒有比對照組快樂。研究者同時也檢查了樂透買主與對照組的快樂程度是否不同,發現並無不同。例如,以「過去」「現在」和期待的「未來」來評斷快樂程度,樂透得主得分各為3.8、4.0與4.2,對照組則是3.3、3.8和4.1,無統計學的顯著差異。

這些結果的原因在於快樂與我們的期待相對。我們的期待是由過去的事件塑形並有中性點(適應度,Helson, 1964),也就是顯著事件價值的幾何平均數。贏得樂透有提升適應度的效果。結果是,贏得樂透後,生活中最平凡、開心的事件(如欣賞美景),大幅失去使人快樂的一些力量。生活變得乏味,為了對抗此現象,樂透得主不依理性行事(例如去買一間負擔不起的豪宅)。在贏得樂透的幾個月後,許多得主處於前所未有的最糟狀態!

高比率的心臟病(見第五章),低投票率(例如,1988年美國50.1%的投票率,是所有工業民主國家中最低的國家之一,Hughes, 1993) 顯示出的對公共領域的不負責,還有不足的調適力(Kasser and Ryan, 1993), 被許多作者認為個人主義相關。

卡瑟與萊恩(Kasser and Ryan, 1993)發現當財富和金錢的價值和期許,比其他關於自我的價值觀和期許對個人而言更重要時,其便與調適力及幸福感負相關。他們對大學生關於金錢價值和期許重要性的測量,與幸福和心理健康的測量結果呈負相關。將他們的樣本擴展至非大學的樣本,結果相同,證據顯示最唯物主義者有著低全球調適度與社會生產力、以及較多的行為障礙。

相似地,埃蒙斯(Emmons, 1991)發現緊張程度與高權力追求相關,高權力追求反映出想要控制、給人留下印象及與人競爭的慾望, 此複合動機在個人主義者比集體主義者身上更常看到。

最後,個人主義在國際經濟競爭場域嚴重不利,因為當工作漸趨複雜且要求更高,便需要更多的訓練。然對公司而言,提供此種訓練必須先合理地確認員工將會持續留在公司至少一段時間。個人主義員工流動性高,往往使得訓練變為雇主的風險。公司當然不希望為競爭對手訓練它們未來的員工!簡言之, 位於個人主義國家的公司,將因個人主義而使其於全球市場的競爭更加困難。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跨文化研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好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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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利・C・泰安迪斯(Harry C. Triandis)

國內大專院校心理學系指定必讀心理學讀本!本書對於跨文化議題有重大意義,內容與實用性跨及經濟、心理、文化、社會、政治、宗教學等領域,上述各領域學術研究及實務層面如相關文化政策制定、社會教育、國際非政府組織、特別是跨文化商務交流及人資管理上更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挑戰心理學的普世觀點,提出證據證明思考與行為如何被文化特定因素影響,我們可以了解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文化形態,以不同眼光觀看世界,進而對各國的生活情事有不同詮釋,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犯罪率、離婚率、幸福感,在不同社會中,可以有不同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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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好優文化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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