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本田善彥〈台灣「這個國家」終自我解體？〉兩德像個大水槽，但兩岸不是

文：鄭吉珉（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一例一休、同婚、年金、黨產等，一連串差異、分岐甚至是對立的社會紛擾與爭議，不禁讓人懷疑台灣社會是否已經分裂？難怪本田善彥會提出〈台灣「這個國家」終自我解體？〉的質疑。

但這種喧囂的情境其來有自。解嚴後一元化的黨國威權不再，各種不同的訴求與主張逐漸出現；但，這一切都必須等到國民黨「再次」失去政權，社會力的充份釋放與不同主張的各種紛爭才能完全顯現。黑格爾（G. W. F. Hegel）的《歷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就認為歷史的重複意義是：

⋯⋯這也就是為何拿破崙兩度被俘虜，而波旁（王室）兩度被推翻。透過重覆，一開始看來只是偶然與可能的事，才會變成真實與確定的存在。

因此國民黨的二次下台確認了威權的消逝，而解放了以往認為離經叛道的種種異端。但威權不再，不等於不需要價值，任何團體內部雖有矛盾，但也必須有共同接受的價值。台灣在社會力發展到極致後，卻似乎被內爆的社會力所拆解。本田善彥以東德突然消失為例，但卻不一定適合台灣：

如果說統一前的兩德像個大水槽，卻被意識形態與制度的隔板所分離，它可能因分隔水槽的形狀導致水的形體不同；但當這道隔板崩解後，便自然匯流合一。因此當現實中的隔板——柏林圍牆倒塌後，東德與其說是解體，倒不如說是消融。但兩岸之間呢？既有著意識形態與制度所造成的隔閡，更有著因文化大革命與民主制度所造成的徹底差異。因此如果把兩岸比擬成水槽，它所隔離與容納的，大概難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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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的確有瞬間解體的國家：清同治六年（1867），幕友趙烈文對曾國藩說：

天下大勢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1911年辛亥革命離趙烈文的斷言不到五十年，清王朝退位，繼之以軍閥的割據分裂。清朝因無法應付外來勢力而瞬間解體。台灣雖面對美日中，但絕大多數共識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至於當下各種紛爭則是對內的爭取權利（Right），以及要求對不同生活型態與價值的認同。而且因不同價值而有的紛爭，其實有著積極正面的意義。

康德（Immanuel Kant）在〈世界公民觀點的普遍史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中說：

就其（人類）全體而論，一切歸根究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還往往是幼稚的罪惡和毀滅慾所交織成的。

但他也指出：

當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心意，並且往往是相衝突地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卻不知不覺中朝著自己所不認識且作為引導的自然目的在前進。

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康德同一時代）所主張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上充份表現：人們在交易時只考慮自已的利益，但價格機制卻使供需雙方達到平衡；交易的出發點雖然是自私的，但最終卻達到了公益（Public good）的目的。

從這個角度看，就不必太過憂慮台灣當下爭取權利的各種雜音。商品透過價格機制以決定供需，而權利則透過代價與相互制衡而被考量是否被接受。隨著不同權利的爭取及其代價，我們才能知道何者被認可、何者有待考慮、何者無法被接受。透過這個過程，台灣才能重新形構自己的權利法案，並在其上建立自發性的公民社會，進而形成一種不是從天而降的新制序。

但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接受所有的權利訴求，因為那會導致社會的解體。如果把社會看成是「集合」，而集合論最有名的悖論是「不可能有一個包含『所有集合』的集合」。因為它必須還包含自己這個「所有集合的集合」，而造成無限後退與惡性循環；簡言之，有「集合」就代表也有「集合以外」的存在，「普遍」必然包含「例外」。

從積極的角度看，例外才是真正界定普遍的因素；被排除的權利不只消極地從反面界定現行的社會形態，更在歷史演進中積極地扮演即將「揚棄」（Aufheben），而且通往下一個社會型態的可能。

黑格爾用辯證法看待歷史，關鍵不在「正」（Positive）與「合」（Synthesis），因為它們是「僵化」（Positivity）或「霸權」（Hegemony）的開始；其實，「反」（Negative）所代表的「否定性」（Negativity），其實是歷史真正產生變化的可能與開始。當羅馬擴張到無法以共和維持運作，它不得不朝向帝國發展，但布魯圖斯（Marcus Junius Brutus the Younger）卻暗殺了凱撒（Julius Caesar）。

乍看之，它似乎中斷了歷史；但如果沒有這場暗殺，就不會產生羅馬的分裂，更不會有後來屋大維（Gaius Octavius Thurinus）的統一與稱帝，也不可能出現歷史上的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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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眾聲喧囂與那些被否定的權利，都是威權瓦解後的必然過程。馬克思（Karl Marx）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解讀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

黑格爾在某處說過，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與人物，可以說都發生兩次。他忘記補充：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Farce）。

悲劇，是因觀念在現實之後產生，它不可能理解現實當下的變化，因而產生抗拒（拿破崙是「革命之子」，卻廢除共和而稱帝）；閙劇，則是因為觀念所理解的現實早已消逝，但它卻仍然堅持前一刻的現實，因而造成了荒謬（波旁王室復辟失敗証明帝制不再可能，但拿破崙三世仍一意孤行）。

這種觀念與現實間的落差是無法弭平的，因此悲劇是必然的。所以唯一能做的是，不去重演執迷不悟的鬧劇。國民黨再次下台後的表現，不正是鬧劇一場？民進黨再次執政更非理所當然，而有待深思熟慮。也許歷史重複有著更豐富且深沉的意涵：

對美國而言，可能必須走出唯我獨尊的幻夢（已然開始執行所謂「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的策略，在東亞扶植日本）。至於中國，維穩、反貪都是為了確保不會重複出現分崩離析；但如果一旦經濟停滯而威權不再，中國既沒有民主作為溝通平台，又缺乏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那麼，不得而知的就是歷史會不會重新上演鬧劇？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