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的高畫質:李安的實驗和戰爭創傷的百年錄像

Photo Credit:双喜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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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安的片子裡也一樣,真正刺傷比利的並非藉由影音特效模擬出來的槍林彈雨,而是他一再主動回溯的遠方場景裡,那些只能透過敘事才能通透,那些不帶任何一絲火光的暴力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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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第二次到電影院裡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時,我設法忽略那些高清畫質、環場音效和震動座椅的浩大聲勢。

描繪人類處境總是精準而貼切的李安,在新電影上映不到一個星期內,卻被媒體批評得體無完膚。[1] 我想像著這部影片的特效背後的敘事,還有這個實驗在創傷心理學百年史裡所呈現的意義,驚喜地發現李安還是講了一則雋永的故事。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改編自Ben Fountain的同名小說,講的是一位十九歲美國大兵投戎的心路歷程。他為了負擔姐姐的龐大醫藥費而入伍,但其實並不明白從軍報國的實質意義,直到戰地的攝影機捕捉了他和敵軍的近身肉搏戰,一夕之間成為國民英雄。

比利所屬的中隊受邀到一場美式足球賽做中場表演。故事便從這支中隊衣錦還鄉,上了迎接他們的加長禮車後一路開展。但影片不斷地穿插比利在阿富汗戰場的記憶片段,跳接而倒敘的手法讓許多熟悉好萊塢公式的觀眾感到不習慣。但熟諳「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的人應該不陌生:李安用了各種方式體現PTSD的各種典型症狀。

在影片許多段落裡,比利不斷地在腦海裡回溯(flashback)記憶裡的光景。回到平安無事的德州小鎮,傷兵們對周遭微小刺激(像是比利母親的拍桌、足球場舞台旁的噴氣孔)的大驚小怪,無疑是為了營造出他們的過度反應(over-reaction)。

李安為了讓觀眾也能夠體驗戰爭創傷,除了刻意調高螢幕亮度,還讓影片快轉到每秒一百二十轉,再加上他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已經駕輕就熟的3D技術,使感官經驗盡可能地趨近真實。但這些努力卻讓影評們覺得過度逼真的影像讓一切感覺不真實,分散了觀眾原本應該專注在故事軸線上的注意力;在技術上的過度鑽營反而拉遠了觀眾接受情緒的正常距離。

事實上,人們用最新的影像科技去紀錄、詮釋戰爭創傷的嘗試,早已經年累月發展了一個世紀。1917年,英國的百代公司進入了位於英格蘭漢普郡Netley的皇家維多利亞軍醫院,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飽嚐彈驚症(shell shock)之苦的軍人們。在影片中,人們的動作並不流暢,畫面顆粒也還相當粗糙,聲音甚至還沒辦法同時錄進影片。但呈現在螢光幕前,殘兵們的僵硬而扭曲的肢體、無法控制的顫抖和恍惚凝視的雙眼,震攝了當時的觀影者,也讓人相信十九世紀精神分析家們描述的歇斯底里,也會在英勇威武的軍人身上產生。

不過當時,這家被暱稱為Netley的軍醫院拍攝傷兵的理由其實是為了告訴大眾:我們的治療方法有效。影片末端,這些飽受驚嚇的阿兵哥們在經過一系列的放鬆、按摩、催眠和職能教育之後,都能奇蹟似地恢復正常動作。

(英國百代公司1917年在Netley軍醫院拍攝的彈驚症患者)

二戰之後,美國陸軍的通訊部曾經委託好萊塢導演John Huston拍攝一支教育影片。影片在紐約長島的Edgewood醫院拍攝,總共錄製了一百多小時的影像,最後剪輯成一小時,還附加了完整旁白和配樂的紀錄片。片頭概述清楚地交代觀眾這些傷兵們的創傷,源自於神經心理的病理基礎。阿兵哥們在鏡頭下藉侃侃而談,有的回憶起戰場上的殺戮,有的惦記著家鄉的妻小,一個個男子漢潸然淚下。

和彈驚症傷兵不同的是,《Let There Be Light》裡的主角們個個都能訴說,都能回憶。心理學史學者認為,那是因為戰間其電影技術的普及,改變了人的圖像式的記憶模式。[2] 可惜的是這部片在完成之後,卻馬上遭到美國陸軍撤銷上映計畫,並且被冷凍了三十五年之後,才在1981年的坎城影展上重見天日。原因是因為戰後的美國精神醫學分裂成兩個陣營,溫和派主張這些傷兵需要適當治療和妥善照顧,強硬派則往往漠視創傷問題的存在。[3] 在五零年代初期隨即進入冷戰的各國精神醫學,幾乎都是強硬派得勢。

(被美國陸軍冷凍了三十五年的心理教育片《Let There Be Light》)

但也就在此時,錄像技術竟然也對心理學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戰後的家庭失親失怙,同時也產生照顧的兒童龐大的需求。臨床心理學者James Robertson趁機到一間兒童醫院裡用手持錄影機記錄了一位兩歲的女孩在鏡頭前的各種行為。兒童醫院宣稱「無微不至」的照顧,竟然被Robertson一支名為《A Two-Year-Old Goes to Hospital》的紀錄片打腫了臉。

在鏡頭前,小女孩Laura的張皇失措、使盡性子嚎啕大哭,讓兒童醫院大為光火。Robertson和他在倫敦Tavistock的同事John Bowlby隨後展開了一系列用錄像技術研究兒童的計畫,也間接催生了Bowlby聞名遐邇的「依附理論」。

(James Robertson在兒童醫院裡拍攝的《A Two-Year-Old Goes to Hospital》)

攝影機的忠實,讓世界衛生組織也躍躍欲試,想要利用標準化的錄像環境,比較世界各國精神分裂患者的症狀。一九六零年代在著名的國際精神分裂先導計畫(IPSS)裡的診斷習作,就清楚地規定了攝影機的品牌規格、長度、帶寬、轉速。[4] 而在七零年代PTSD這個疾病診斷經由美國精神醫學會確立之後,在心理學界也掀起了一股利用錄像技術模擬創傷刺激源的熱潮。

從美國心理學家Peter Lang做出了「心理影像(mental imagery)」的假設以降,許多研究者都同意PTSD患者所經歷的各種情緒反應和行為,都和心理的成像有關。[5] 在許多實驗心理學的實驗室,科學家們試圖利用災難影片去誘發受試者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有的實驗室開始發展心理創傷的動物模式;有的實驗室宣稱找到了一種與記憶相關的蛋白質調控機轉,正在開發能夠抹除創傷記憶的新藥。[6] 但是到今天,創傷的精神病理基礎依然眾說紛紜,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便是創傷事件在受試者之間迥異的反應和詮釋。

沒錯,重點來了。在《比利林恩》中,曾經一度被姐姐說服,離開軍隊接受PTSD治療的大兵,最後依然選擇了歸建軍旅。這個無厘頭的決定讓許多觀眾困惑,但卻是故事的精髓。人類學者Allen Young認為,PTSD是個「黏合了眾多專業人士為自身利害關係服務」的醫學診斷。[7] 它並非一帖萬靈丹,至少並沒有把比利把戰場中拯救出來。從車禍傷殘的姊姊到死在他懷裡的長官,比利總是在尋找一個「比自己更重要的理由」,去從事他感覺毫無意義的荒唐事。

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英國軍方合作無間的精神醫學學者Grinker和Spiegel就指出了戰爭創傷的研究方向,並不能一味專注在單一而轉瞬的刺激,而必須透徹戰爭所伴隨著對人一連串的傷殘或死亡威脅、那些一而再再而三九死一生的逃脫,然而現代的科學家卻對其遺物忘形。[8] 研究創傷的人類學者Veena Das更認為所謂的暴力,其實是隱藏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那些不可承受之輕的累積。要解決創傷,那些夸夸其詞的裝腔作勢都百無一用,重要的是從最平庸的生活事件中追索出那些讓人委靡不振、喪失自我的種種緣由。[9]

耐人尋味的是一世紀以來,創傷科學家的努力竟然總是無法跟上電影的腳步。二十世紀才出現的藝術形式所負載的修通(working through)的功能竟比任何臨床治療還強大,因此我們只有藉著《Shoah》裡的老者陳詞見證納粹暴行,透過小津的《東京物語》看到家庭親序的離析和重建,透過《阿甘正傳》主角無盡的奔跑質疑越戰的正當性,透過Paul Thomas Anderson的《世紀教主》理解戰後人間的精神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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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
(左)《Shoah》電影海報,(導演:Claude Lanzmann,1985)。(右)《東京物語》電影海報,(導演:小津安二郎,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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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
(左)《阿甘正傳》電影海報,(導演:Robert Zemeckis,1994)。(右)《世紀教主》,(導演:Paul Thomas Anderson,2012)。

在李安的片子裡也一樣,真正刺傷比利的並非藉由影音特效模擬出來的槍林彈雨,而是他一再主動回溯的遠方場景裡,那些只能透過敘事才能通透,那些不帶任何一絲火光的暴力的本質:那些冠在敵營身上莫須有的恐怖主義罪名、球場上虛有其表的男子氣概,和自己無端被縫上的英雄徽章。從治療場上「臨陣脫逃」的比利,實際上只是在尋找比那一切荒謬性與德州家鄉的失序人生更有意義的一件事做。

在影片的最後,比利說:「我們不需要一部攝影機來證明戰爭的殘酷。」而擁有理論、科學方法和尖端技術的我們,依然不知道何時能夠打開戰爭創傷的黑盒子,也不知道從何得知何時我們才能夠阻止自己一再投入毫無意義的戰場,或製造更多的爭端。

註解
  1. 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33674
  2. Jones E, Vermaas RH., McCartney H, Beech C, Palmer I, Hyams K, Wessley S.. Flashback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genesis of a 20th-century diagnosi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3. 182(2) 158-163.
  3. Shephard B. A War of Nerves.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0.
  4. Wu, HYJ. Imagining Global Mental Health Research Through Technology. 8th Conference of Asi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st of October, 2016.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conference paper).
  5. Ji JL, Heyes SB., Macleod C, Holmes EA. Emotional Mental Imagery as Simulation of Reality: Fear and Beyond—A Tribute to Peter Lang. Behavior Therapy. 2016. 47(5): 702-709.
  6. Gräff J, Joseph NF, Horn ME, Samiei A, Meng J, Seo J, Rei D, Bero AW, Phan TX, Wagner F, Holson E, Xu J, Sun J, Neve RL, Mach RH, Haggarty SJ, Tsai LH. Epigenetic Priming of Memory Updating during Reconsolidation to Attenuate Remote Fear Memories. Cell, 2014. 156(1):261-276.
  7. Young A. 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 In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8. Brown T.“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World War II and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In Cantor D., Ramsden E. (eds.) Stress, Shock, and Adapt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chester: Boydell and Brewer; 2014.
  9. Das V.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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