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宛如專欄】完善社會企業生態體系比倉促立法更重要

「社會企業入公司法」近日來躍上媒體版面，引發眾人的關注。社會企業是否立專法的討論，對很多社會企業家來說並不陌生，早在行政院2014年推動「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之前，就已經有一波討論。本次「社會企業入法」議題伴隨著公司法大幅翻修，又引發眾人關注，以「社會使命型公司（兼益公司）」之名，再度開啓社會企業是否立專法的論辯。

為因應社會、經濟的改變，以及發展新創和產業創新需求，台灣現行公司法也到了全面檢視和翻新的時候了。2016年2月，由產官學共同組成的「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以鬆綁管制為大方向，提出了厚厚兩大本的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建議。其中有關社會企業部分，開宗明義便指出，將放寬公司法第1條規定，令公司得同時追求「營利」以外之其他社會或公益目的，以及修正公司法第23條使負責人得考慮利害關係人利益，使公司不以獲利最大化為唯一設立目的。並新增「社企型公司（兼益公司）」專章（節），以鼓勵社會使命型公司發展。

何謂兼益公司？兼益公司乃是在公司類型上新增一種「鎖定社會使命並容許利潤分配之公司」，其名源自於G8於2014年公布的「兼益企業（profit-with-purpose business）」報告，為最低密度規範以確保公司對社會使命的維繫。修法委員會指出，該種公司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有三：具有社會目的、負責人考量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義務，以及資訊揭露報告。

上述議題皆已放上vTaiwan平台，進入廣徵意見的階段。同時我也邀請修法委員會的老師、唐鳳政委辦公室、社會企業家以及相關政府部會官員，開過一場焦點座談會，討論該議題，並也一一拜訪社企、倡議者與實務工作者。蒐集了諸多意見後，我在此提出幾點觀察，希望能促成更多的討論。

「兼益公司」之名恐混淆對社會企業的認知

第一個疑問在於，兼益公司這個詞非常新穎，對很多人來說是第一次接觸。根據修法委員會的說法，名為兼益公司，即是鼓勵公司在追求營利的同時，也可以「同時兼顧」營利以外的一般社會或公共利益。然而不少社會企業家並不認同，一來大眾對兼益公司這個新名詞不熟悉，不知其內容，也難以信賴；二來其概念和大家所認知的社會企業定義相似，可能會將兼益公司與社會企業混淆。

修法委員會強調兼益公司可與國際接軌，然而事實上，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才是在國際社會上眾所皆知的詞彙，再創兼益公司一詞，並賦予其與社會企業相當類似的含義，恐怕未來得花更多的心力去推廣、解釋。

再者，民間也有許多人質疑，兼益公司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差異為何。根據櫃買中心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意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對社會和環境的社會責任。至於兼益公司，則是指公司在追求營利的同時，可以「兼顧」一般社會或公共利益。

單就上述名詞解釋來看，兩者在公共利益著重的比例不同。然而前提是，兼益公司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來證明它可以兼顧社會使命，也就是說如何定義其具有社會目的、負責人考量利害關係人利益之義務，以及充分的資訊揭露報告，將變得非常重要。然而目前在「兼益公司」相關的研究報告當中，許多執行細節都還有待討論，比如揭露報告的內容應包含何物、是否使用第三方標準，又如社會目的是否經第三方標準定義，以及是否具備公司轉換機制等。

若以上這些要素都不完善，「兼益公司」恐將比「企業社會責任」來得不嚴謹，這樣又如何說服大眾兼益公司可以兼顧社會使命？

兼益公司專章是否切合台灣現況？

此外，所有法案的新增與否，應當回到每個國家的文化與發展脈絡進行分析，同時應對現有與社企發展相關之法規，如非營利組織相關法令規範，進行整理與歸納，而非參照外國立法的片段內容便提出法案的制定。

歐洲國家擁有豐厚的社會經濟傳統，其社會企業自1970－1980年代發展，也是一直到近年才開始進行社會企業立法。台灣社會企業發展尚淺，社會經濟的底蘊不夠厚實，相關討論也還不足，社會經濟的發展機制也不健全，若在此階段強以法律明文定義，恐將限制社會企業發展。

韓國於2007年頒布「社企促進法」（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ct），以促進弱勢就業作為考核認證，然而立法後立即面臨因定義過於狹隘，社會企業多樣性降低的情況。2012年韓國政府針對定義狹隘的問題，又頒布另一條「合作社架構法」（Framework Act on Cooperatives），將合作社納入，近年則開始討論是否納入扶貧、降低犯罪、教育、照護服務等範疇。

然而仍有不少社企為取得官方資助，刻意順應法條內容，使得韓國社企缺乏多元面貌，幾乎都是聘雇弱勢就業；且超過八成社企沒有盈餘，一旦失去政府的補貼，恐怕難以生存。從韓國社企發展的脈絡可知，太早以法律定義社會企業，將可能造成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過度擠壓既有的資源，影響社企多元發展，事後只能透過繁複的修法過程放寬對社會企業的箝制。

韓國的例子值得借鏡。反過來我們也得思索，現在是否是台灣立兼益公司專章的最佳時機？如果我們在準備不周全的情況下急著立法，接連著可能導致資源與政策的錯誤投入。等真正立法的時機到來，社會企業的發展恐已脫離原先的發展軌道，而錯誤導入的資源也難以收回。

Photo Credit: 余宛如

兼益公司專章可以解決社企籌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