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背後的性壓迫:它把高牆推倒了,卻沒有建造新世界

性革命背後的性壓迫:它把高牆推倒了,卻沒有建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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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性愛自由承諾讓個人跳脫傳統社會習俗的束縛,它卻理所當然地採納了某種特定的男性特質,它植基於《花花公子》那類雜誌推銷的對男子氣概的幻想。不必對性有某些感受的自由,最後變成被迫不能對性有任何感受。這種性愛自由開始變得很像沒有愛的自由。

文:莫伊拉・韋格爾(Moira Weigel)

第二波性革命

比起《花花公子》和《柯夢波丹》促成的性革命,第二波性革命激進得多。1960年代的嬉皮並不是美國自封性愛自由者的先鋒。打著這面旗幟集氣的美國反文化運動由來已久。白人廢奴主義者弗朗西絲.萊特(Frances Wright)1825年建立了美國第一個「性愛自由」公社。她邀請解放的奴隸與廢奴主義者一起,在這個沒有婚姻制度、也不設定單一伴侶制的社區共同生活與工作。

許多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將婚姻貶為「性奴役」或賣淫。他們反對以私人愛情契約——套用他們的話——讓男女雙方將對方視為財產。這些批評者看出了婚姻本質上的不平等:嚴重偏袒男性的經濟制度與離婚條款。很多人妻沒有辦法出外工作賺錢,意味著她們只能坐視丈夫拈花惹草。如果男人離開女人,他失去的只有她。如果女人離開男人,她馬上生活陷困。

1870 年代社運人士維多莉亞.伍德霍爾(Victoria Woodhull)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她鼓吹性愛自由。

「沒錯,我是個性愛自由者。」伍德霍爾在1871年一場演講會上說。「我擁有不可剝奪、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去愛任何人,我可以想愛多久就愛多久;高興的話也可以天天換愛人,在這種權利下,你或任何你制定的法律都沒有權利干涉我。」伍德霍爾的意思是說,女性有權自由選擇結婚或離婚。她說,影響愛情關係的應該是真情與抉擇,而非經濟需求與社會義務。不過,她也明白,為了讓性愛自由有發展的空間,想參與其中的人必須建構新的制度來取代婚姻與家庭。

她告訴台下的聽眾,她「有權要求行使自由且不受限制」的權利去戀愛。「你不但有責任賦予我這個權利,也必須確定我在這個群體裡受到保護。」內戰後年輕人對制度的不信任,在越戰期間以十足勁道捲土重來。年輕人再度趨向性愛自由,以此表達對他們父母的世界的不滿。只是,有別於伍德霍爾,他們的重點在於破壞,而非建設。

紐約與舊金山的年輕激進份子心裡很清楚,他們要的絕非當代光鮮雜誌承諾的「性感⋯⋯成功的人生」。他們不希望將來變成像他們父親那種緊盯《花花公子》雜誌的偽君子,或他們媽媽那種在床墊底下發現黏答答色情雜誌就用力吸鼻子的家庭主婦。他們要的不是自己成長的那個社會變得更愉快、更大無畏,他們要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只是不知道那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模樣。

傑弗森.波藍(Je­erson Poland)是性愛自由運動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裡,他曾經用過傑弗森.法克(Fuck)和傑弗森.克里特里克(Clitlick [1])。他跟同志運動人士蘭迪.維克(Randy Wicker)和詩人兼音樂家圖利.庫佛伯格(Tuli Kupferberg)共同在紐約創立了「性自由聯盟」。成員每星期聚會,討論人可以違反多少性禁忌。大家一致同意,性別角色應該揚棄。雙性戀與群體性行為入場,一對一制退場。至於人獸交,他們商量結果是,只要動物不抗拒,就沒問題。

性自由聯盟的宣言是「不要強暴、不要規範」。他們相信,當事人同意與否,才是限制任何人從事他或她想要的性活動的唯一因素。一九六五年波藍遷居舊金山,在那裡成立了性自由聯盟分部。他在一處市區海灘舉辦了一場媒體爭相報導的「裸體涉水」活動,也參與了嬉皮區海特黑什伯里活躍的街頭文化。

在那之前柏克萊大學發生學生抗議事件,校園因此癱瘓,也造就了接受這些觀念的環境。唯心論者理察.索恩(Richard ‑orne)持續運用柏克萊的地下刊物《柏克萊芒刺報》做為發言平台,他說,少了單一配偶制,交媾變得「神聖」。「我們必須揚棄自私、嫉妒、占有,」他寫道。「但不放棄交媾。」1967年初,數千名年輕人擠進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參加「人性存在」(Human Be-In)活動,這是一場發表躁動世代詩作、極左派演說與嬉皮樂團表演的公開活動。觀眾公開嗑藥,裸體日光浴,記者和攝影師在一旁張望、獵取鏡頭。

從心理學家變身迷幻藥代言人的提摩西.利里(Timothy Leary)呼籲他們「激發熱情、向內探索、脫離體制。」那是自由的寫照,可是有人擔心它不長久。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站在台上等候發表詩作時,轉身悄聲問他朋友勞倫斯.弗林加提(Lawrence Ferlinghetti):「萬一我們錯了呢?」舊金山活動的照片吸引越來越多逃家孩子和追尋者,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尋什麼。他們只知道自己追尋的不是什麼?

茱莉.史奎德(Julie Ann Schrader)記得她曾經在《生活》雜誌看過一系列舊金山的照片,當時她還是青少年,住在威斯康辛州近郊。2013年她接受採訪時回憶說,照片上是「一群人在嬉皮談情說愛集會上,臉上掛著燦爛笑容,身上幾乎一絲不掛。」她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必須逃家。

「如果我繼續留在威斯康辛州,就會嫁給我的大學男朋友,在主日學校教課,建立家庭,過著跟我父母一樣的生活,」她寫道。「我的未來被上了鎖,想到這裡,我心驚肉跳。」史奎德輟學,拋下中產階級人生計畫,搭便車西行。很多人也跟她一樣,急於在傳統婚姻提供的有限可能之外尋找愛與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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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勢迅速改變,數位韌性越顯重要,從個人、企業乃至於國家,如何保持數位主動性防禦,即時修復受損,甚至從被攻擊中成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與我們分享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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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吹響關稅壁壘號角,接著新冠變種病毒造成塞港、斷鏈,再到俄烏戰爭加劇能源、通膨問題,以及近期部分地區緊張的政治關係。各種大環境衍生的灰犀牛(gray rhino)風險,凸顯國家政策乃至於企業對策在數位科技扮演要角,如果能加強「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累積籌碼,將更有餘裕面對未來各種政經事件的衝擊。

不過究竟數位韌性的概念是什麼?甫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指出,「韌性指的是在任何時候遭受到不利的影響,透過完善機制的即時應變並快速恢復;甚至從被攻擊的經驗中學習、強化自身體質」。另外,我們採訪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他用更好懂的概念譬喻,電腦備份以前靠人力執行,可能有資料遺失或備份不完全風險;但現在透過自動備援或容錯機制,等於強化電腦的韌性之後,一旦當機就會自動把資料存放到別的系統,讓業務保持可持續性及順暢性。

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程度名列前茅,但是連帶的資安攻擊也不少

了解數位韌性的內涵之後,我們接著要問,在強化韌性的反應能力之前,台灣的數位化基礎建設究竟是否到位?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2年台灣網路報告,顯示台灣網路使用率與相關應用服務逐年成長;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1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名列第八名,領先東亞其他鄰國如中國、日本、南韓。至於企業方面,星展集團公布的企業數位化準備程度調查,台灣有高達95%的中大企業已制訂數位轉型策略,位居領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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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台灣在數位韌性做了哪些努力?主動式防禦讓敵方承受昂貴代價

既然台灣經常遭受外來駭客攻擊,多年來對資訊安全議題越來越重視,不過在提倡數位韌性的時候,比起資安防禦又延伸出哪些新的思考面向?黃勝雄指出,「如果考慮到國家的數位韌性,最重要關注兩種狀態,一個是極端的被攻擊情境、第二是面對戰爭的緊急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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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第一項極端被攻擊狀態,黃勝雄把網路流量耐受力,比喻為河道疏浚工程。假設一個工程能承受50年河川淹水情況,假設某一年突然河水大暴漲,能否有別條河道能疏浚;同理,資訊系統在平常也要針對極端的被攻擊狀况,列出多個腳本進行演練,在日後遇到突發攻擊,才能有配套措施加以應對。

第二種則是當發生戰爭時,台灣能否持續保持數位基礎建設的韌性。例如當我國網路基站遭受攻擊時,是否能夠即時運用海底纜線或低軌衛星,來保持對外通訊的暢通。因此在尚未開戰之前,台灣更該盤點戰爭情况超前部署,黃勝雄提出一個概念「主動式防禦」,也就是當敵方在尚未攻擊前,我們可以預先做足完整的準備方案;當敵人開始攻擊時,我們的數位建設就能發揮韌性實力,迫使對方在啟動攻擊之後,也要付出相對昂貴的代價,使潛在的攻擊者降低攻擊的意願。

從國家、企業、到個人層次,分別如何強勁「數韌力」?

如果平時就要培養數位韌性思維,甚至展開具體防禦行動,從國家政策、企業策略、乃至於個人行為,可以怎麼培養數位韌性力?黃勝雄針對這三大構面,分別論述當前台灣在數位韌性主題有哪些實際作為。

國家政策方面,近期數位發展部的成立,就是把資安核心業務加以整合起來,進行跨部會橫向溝通,有助垂直施展資安政策,協助各部會在依循資通安全管理法的架構之下,更能全面落實資通安全政策。另一方面,針對國際資訊戰接二連三的攻擊,我國政府除了對國內民衆宣導,黃勝雄也建議可以向外多對國際社群進行宣導,展示台灣資安政策的積極作為,號召更多民主陣營的夥伴,一起對抗無所不在的資訊烏賊戰。

至於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台灣超過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除了運用有限資源打造基礎防線來抵擋網路攻擊,黃勝雄特別提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維運的「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可以給民間企業提供免費、最新的網路樣態這類資訊,或是協助引薦公私部門的資源給一般企業,協助企業主更快瞭解當前的攻擊手法,進而在事前、事中、事後做好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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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數位韌性的建構,與數位轉型一樣,它是階段性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黃勝雄最後強調,目前台灣在資訊技術及法律規範會持續擬定更完善的整合方案,並鼓勵中小企業、一般大眾對資安議題,在有限的範圍內,經常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哪些事情,不僅能免於成為資訊戰的受害者,同時持續充沛自我數位素養,每個人都可以為數位韌性工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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