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背後的性壓迫:它把高牆推倒了,卻沒有建造新世界

性革命背後的性壓迫:它把高牆推倒了,卻沒有建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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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自由承諾讓個人跳脫傳統社會習俗的束縛,它卻理所當然地採納了某種特定的男性特質,它植基於《花花公子》那類雜誌推銷的對男子氣概的幻想。不必對性有某些感受的自由,最後變成被迫不能對性有任何感受。這種性愛自由開始變得很像沒有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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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莫伊拉・韋格爾(Moira Weigel)

第二波性革命

比起《花花公子》和《柯夢波丹》促成的性革命,第二波性革命激進得多。1960年代的嬉皮並不是美國自封性愛自由者的先鋒。打著這面旗幟集氣的美國反文化運動由來已久。白人廢奴主義者弗朗西絲.萊特(Frances Wright)1825年建立了美國第一個「性愛自由」公社。她邀請解放的奴隸與廢奴主義者一起,在這個沒有婚姻制度、也不設定單一伴侶制的社區共同生活與工作。

許多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將婚姻貶為「性奴役」或賣淫。他們反對以私人愛情契約——套用他們的話——讓男女雙方將對方視為財產。這些批評者看出了婚姻本質上的不平等:嚴重偏袒男性的經濟制度與離婚條款。很多人妻沒有辦法出外工作賺錢,意味著她們只能坐視丈夫拈花惹草。如果男人離開女人,他失去的只有她。如果女人離開男人,她馬上生活陷困。

1870 年代社運人士維多莉亞.伍德霍爾(Victoria Woodhull)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她鼓吹性愛自由。

「沒錯,我是個性愛自由者。」伍德霍爾在1871年一場演講會上說。「我擁有不可剝奪、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去愛任何人,我可以想愛多久就愛多久;高興的話也可以天天換愛人,在這種權利下,你或任何你制定的法律都沒有權利干涉我。」伍德霍爾的意思是說,女性有權自由選擇結婚或離婚。她說,影響愛情關係的應該是真情與抉擇,而非經濟需求與社會義務。不過,她也明白,為了讓性愛自由有發展的空間,想參與其中的人必須建構新的制度來取代婚姻與家庭。

她告訴台下的聽眾,她「有權要求行使自由且不受限制」的權利去戀愛。「你不但有責任賦予我這個權利,也必須確定我在這個群體裡受到保護。」內戰後年輕人對制度的不信任,在越戰期間以十足勁道捲土重來。年輕人再度趨向性愛自由,以此表達對他們父母的世界的不滿。只是,有別於伍德霍爾,他們的重點在於破壞,而非建設。

紐約與舊金山的年輕激進份子心裡很清楚,他們要的絕非當代光鮮雜誌承諾的「性感⋯⋯成功的人生」。他們不希望將來變成像他們父親那種緊盯《花花公子》雜誌的偽君子,或他們媽媽那種在床墊底下發現黏答答色情雜誌就用力吸鼻子的家庭主婦。他們要的不是自己成長的那個社會變得更愉快、更大無畏,他們要一個全新的世界,他們只是不知道那個世界應該是什麼模樣。

傑弗森.波藍(Je­erson Poland)是性愛自由運動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裡,他曾經用過傑弗森.法克(Fuck)和傑弗森.克里特里克(Clitlick [1])。他跟同志運動人士蘭迪.維克(Randy Wicker)和詩人兼音樂家圖利.庫佛伯格(Tuli Kupferberg)共同在紐約創立了「性自由聯盟」。成員每星期聚會,討論人可以違反多少性禁忌。大家一致同意,性別角色應該揚棄。雙性戀與群體性行為入場,一對一制退場。至於人獸交,他們商量結果是,只要動物不抗拒,就沒問題。

性自由聯盟的宣言是「不要強暴、不要規範」。他們相信,當事人同意與否,才是限制任何人從事他或她想要的性活動的唯一因素。一九六五年波藍遷居舊金山,在那裡成立了性自由聯盟分部。他在一處市區海灘舉辦了一場媒體爭相報導的「裸體涉水」活動,也參與了嬉皮區海特黑什伯里活躍的街頭文化。

在那之前柏克萊大學發生學生抗議事件,校園因此癱瘓,也造就了接受這些觀念的環境。唯心論者理察.索恩(Richard ‑orne)持續運用柏克萊的地下刊物《柏克萊芒刺報》做為發言平台,他說,少了單一配偶制,交媾變得「神聖」。「我們必須揚棄自私、嫉妒、占有,」他寫道。「但不放棄交媾。」1967年初,數千名年輕人擠進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參加「人性存在」(Human Be-In)活動,這是一場發表躁動世代詩作、極左派演說與嬉皮樂團表演的公開活動。觀眾公開嗑藥,裸體日光浴,記者和攝影師在一旁張望、獵取鏡頭。

從心理學家變身迷幻藥代言人的提摩西.利里(Timothy Leary)呼籲他們「激發熱情、向內探索、脫離體制。」那是自由的寫照,可是有人擔心它不長久。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站在台上等候發表詩作時,轉身悄聲問他朋友勞倫斯.弗林加提(Lawrence Ferlinghetti):「萬一我們錯了呢?」舊金山活動的照片吸引越來越多逃家孩子和追尋者,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尋什麼。他們只知道自己追尋的不是什麼?

茱莉.史奎德(Julie Ann Schrader)記得她曾經在《生活》雜誌看過一系列舊金山的照片,當時她還是青少年,住在威斯康辛州近郊。2013年她接受採訪時回憶說,照片上是「一群人在嬉皮談情說愛集會上,臉上掛著燦爛笑容,身上幾乎一絲不掛。」她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必須逃家。

「如果我繼續留在威斯康辛州,就會嫁給我的大學男朋友,在主日學校教課,建立家庭,過著跟我父母一樣的生活,」她寫道。「我的未來被上了鎖,想到這裡,我心驚肉跳。」史奎德輟學,拋下中產階級人生計畫,搭便車西行。很多人也跟她一樣,急於在傳統婚姻提供的有限可能之外尋找愛與浪漫。

在舊金山,情侶省略了約會的繁文縟節。他們相遇、配對,再以令人錯愕的速度各奔東西。這並不表示他們的關係沒有風波起伏。在舊金山,性可以有多種涵義。一夜情可能順勢演變成習慣法婚姻;一場痴狂戀情也可能讓你從此深陷強效毒品的泥淖。

1967年末,海特區已經擠滿逃家青少年。嬉皮們企圖打造的新世界很難維持。他們否定了所有法律,卻沒有明確規定那些該有人做的事情由誰去做。在沒有指導方針的情況下,他們通常走回老路,重拾高度陳腐的性別角色。

女權作家瓊.蒂蒂安(Joan Didion)寫過一篇有關「愛之夏」(Summer of Love)[2] 的文章,篇名叫〈浪蕩到伯利恆〉(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文中她描述跟「麥克斯」的相遇,麥克斯認真嚴肅地向她強調,彼此相愛可以不必承擔任何責任與束縛。

「麥克斯告訴我,他已經完全擺脫舊社會中產階級那些佛洛伊德心理障礙。『我跟一個老女人在一起兩三個月了,有一天她好像幫我做了特別晚餐,而我三天後才回去。我告訴她我忙著跟一個小妞打砲。呃,她好像吼了幾聲。不過我告訴她,這就是我,寶貝。然後她笑著說,這就是你,麥克斯。』」

「麥克斯,」蒂蒂安總結道。「覺得自己的人生戰勝了『不可以』。」

麥克斯或許拒絕了掌控他父母人生的那些高壓法令,可是他跟他的「老女人」之間的關係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顯得非常傳統。

麥克斯隨口提及伴侶為他烹煮的食物,理所當然地認為她應該為他料理三餐,無條件地愛他。婚姻與家庭制度被摧毀之後,沒有人清楚一切該如何運作。

海特區確實有一群遊蕩志工:掘地者(the Digger),他們設法處理街頭巷尾各種越來越嚴重的失序現象。這個半匿名組織的主要成員是藝術家與激進派人士,他們在舊金山默劇團演出時彼此結識,他們共同的指路明燈是「自由」這個概念。

這個團體跟一個名叫大衛.史密斯的醫生合作,成立了海特黑什伯里義診中心,主要對治勢如燎原的性病和毒品相關疾病。他們設立了「免費商店」,裡面堆滿外界捐贈的物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拿取。他們還開闢了幾個「供餐點」,為逃家青少年和市府員工提供免費三餐。他們也贊助「老大哥」樂團(Big Brother)和「死之華」樂團(the Grateful Dead)免費街頭音樂會,他們反對任何營利性質的商業音樂活動。

「呆子才買戀人們免費享用的東西。」他們的抗議標語說。

「都是你的。如果你想跳舞,就在街上跳。」

掘地者最大的企圖在於:發揮身教效果。

演員彼得.凱歐提(Peter Coyote)是掘地者的創辦人之一,後來他說明他們的觀點:「我們希望,如果我們非常技巧性地演示自由人該如何生存,樹立具體典範,就能發揮風行草偃的效果。」只是,結果的呈現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快速。為免費商店收集捐贈衣物、烹煮並分送食物等等都變得異常費力。於是,男人們忙著規劃各種壯觀場面來吸引外界目光,女性則扛起維持運作的所有苦差事。

女生們清晨五點起床,發動破舊卡車,或偷竊或犧牲色相,從小販那裡弄來肉品和蔬菜,煮出一鍋鍋豐盛燉菜,趁熱裝進超大牛奶鋼瓶裡,拖到公園東端嬉皮聚集的大本營,一勺勺分送出去。

蘇珊.奇絲是掘地者女性成員之一,她後來參與了舊金山北邊黑熊公社的創立。她還記得當時「自由」這個概念靠什麼支撐。

「我們每星期到舊金山農產品市場搜刮免費食物兩三次,」

2007年她告訴媒體記者。「市場上那些男人會給我們食物,是衝著我們的長相。我們拿美色交換。」原來自由並非免費。正如1890年代與1900年代的善心女孩,這些社運人士用調情換取食物。食物一到手,馬上交給男朋友或陌生人。掘地者倡導的中心思想,必須仰賴女性的勞動成果。

就連政治立場最激進的男人也追求傳統的男女關係。社運人士兼學者安琪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在自傳裡表達了她的挫折與疲憊,因為她在跟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3] 合作的過程中遭遇性別歧視。「我受到嚴厲批評,特別是男性黨員,因為我做了『男人』的事。」他們說,女人不可以擔任領導者,女人的職責在於「鼓舞」她的男人、幫他養育下一代。社運人士兼作家托妮.班芭拉(Toni Cade Bambara)說,她那些黑豹黨男性同仁向來不在乎女性黨員的感受,而且以贏得種族正義的共同目標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我總是聽到某些哥兒們說,黑人女性應當一心奉獻、要有耐心,好讓黑人男性重拾尊嚴。」她回憶。

「所以情況永遠沒有改善。」

不難想見與班芭拉共事的那些「哥兒們」在長期被奴役的陰影下失去男子氣概。體制性的種族歧視會嚴懲展現性別特徵的男性,也讓他們幾乎沒有辦法賺取足以餬口的薪資。儘管如此,事實的狀況是,黑豹黨的男性至上文化要求女性黨員把自己的渴望與抱負放在第二位。正如女性掘地者與麥克斯的「老女人」,女人就該努力工作、耐心守候。

眾所周知,非裔美籍民權運動組織「黑色力量」(Black Power)領導人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曾經對協助他追求目標的女性發表不尊重言論。1964 年他聽說女性志工在散發一份立場聲明,內容是有關女性在學生非暴力調解委員會(SNCC)裡的立場。這是一個人民組織,卡邁克爾後來也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人。

當時他說,「女人在SNCC裡能有什麼立場,」他取笑說。「女人在SNCC裡的立場就是沒有立場。」

在性革命的背後:把高牆推倒,卻沒有建造新世界

很多「嬉皮小妞」最後為「自由」付出的代價不只是採買和洗碗盤。她們隱忍肆無忌憚的性暴力文化,包括強暴或勉強自己接受性行為。「如果他們本性如此,」1967年《柏克萊芒刺報》如此忠告女性。「就讓他們發揮本『色』吧。」至於那些沒辦法這麼事不關己的女性,我們只能寄予同情。

1967年,有個名叫切斯特.安德森(Chester Anderson)的掘地者成員懷著厭惡脫離組織,之後用自己的油印機印製公報散發。他在海特區四處張貼公報,抨擊他所謂「種族隔離的放蕩文化界」的虛偽與種族偏見,或批判掘地者仇視女性。有一份公報宣稱,嬉皮區的街道對女性而言危機重重。

「17歲的漂亮中產階級小妞來到海特區,想看看這地方是怎麼回事,碰上了17歲的街頭毒販,」那人整天不停跟她打砲,最後餵她三千麥克(微克的迷幻藥,是正常劑量的十二倍),再把她暫時失能的身體當成獎品,提供給從大前天就持續的雜交派對取樂。這就是狂喜的理念與倫理觀。在海特街,強暴就跟說大話一樣普遍。

警員柯林.巴克指出,金門公園裡與周邊地區的強暴事件發生太頻繁,「幾乎沒有人報警。」詩人艾德.山德斯(Colin Barker)如此描述那幾年的嬉皮區,「幾千隻胖嘟嘟的小白兔擠在山谷裡,被受傷的土狼包圍。」

即使沒有被下藥「當成獎品」送出去,反文化裡的女性過得並不輕鬆,她們必須努力表現得自己隨時隨地都想要性。蘇珊.奇絲記得自己曾經非常害怕那種似乎反性的革命。「他們有個道德觀,說性行為越多越對妳好⋯⋯如果妳表現不如預期,那麼妳就是精神緊繃、彆扭。某些女生好像很能適應,但我不能。」

在反文化族群裡,在任何性冒險活動裡表現英勇,被視為成熟世故的證明。即使女性心裡不樂意,仍然感受到強大壓力,不得不服膺「性愛自由」原則。

「在1960年代,拋開自我設限的責任落到女性頭上。」女性主義者席拉.潔佛瑞(Sheila Je­reys)在她的回憶錄《反高潮》(Anticlimax)裡說。「被男人指控放不開是很嚴重的事,背後的涵義是,那個女人古板、思想狹隘,而且某種程度上心理不正常。」

根據這種邏輯,心理健全意味著妳必須接受一種很類似《花花公子》宣揚的那種性觀念。也就是說,性完全只是(肉體上的)「愉悅⋯⋯不涉及情感。」

性革命確實鼓勵許多女人在自己想要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她們承襲了何種文化禁制。只是,當性愛自由者認為革命就該免除所有束縛,他們忽視了個人也應該擁有繼續接受任何程度約束的自由。我們大多數人如果欠缺安全感,就會放不開。很多人在陌生人面前會不自在,一旦對伴侶失去信任或興趣,我們也可能再度變回拘束與「彆扭」。

正如潔佛瑞,反文化裡的許多女性奮力抵抗著悄悄蔓延的不情願與害怕的感受。通常,這種感受不是毫無由來的。畢竟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性暴力。如果因而懷孕或感染性病,她往往得承受更悲慘的後果,因為「愛之夏」發生在她可以合法墮胎之前五年。

性愛自由人士提倡解除傳統加諸在情感自由交流上的各種障礙,但在某些情況下,性革命者並沒有解放性,而是奪走那些最容易被剝削的弱勢者的性愛自由。儘管這個時代對自由期待極高,卻沒有帶來某些人希冀的烏托邦。在不平等的社會裡,掙脫過去的法律束縛,並不能馬上讓個人獲得同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比如說,如果你沒有一筆資金,創業自由並沒有多大用處。沒有食物的自由,代表的可能只是餓肚子的自由。

性愛自由承諾讓個人跳脫傳統社會習俗的束縛,它卻理所當然地採納了某種特定的男性特質,它植基於《花花公子》那類雜誌推銷的對男子氣概的幻想。不必對性有某些感受的自由,最後變成被迫不能對性有任何感受。這種性愛自由開始變得很像沒有愛的自由。

時下的保守派總說,性革命誘騙女性去抓取她們不想要的自由。事實恰恰相反。性革命並沒有太過火,它其實做得不夠,它在性別角色與男女關係上引發的改變不夠劇烈,沒能讓所有人都獲得理想主義者描述的那種自由。它把高牆推倒了,卻沒有建造新世界。

生物時鐘恐慌描繪一個畫面:每個女性的卵巢裡都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

附註

[1] 字面意義為舔陰唇。

[2] 指一九六七年夏天,嬉皮運動達到鼎盛,十多萬人擠進金門公園周邊參與各種演唱會、派對活動。

[3] 1966年至1982年活躍於美國的非裔美籍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組織,致力爭取黑人民權與持有武器等正當防衛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們約會好嗎?:從古典情調的牽牽小手到新世代的交友APP,人們如何找到真愛?》,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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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伊拉・韋格爾(Moira Wei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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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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