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課題:印尼】生活與知識的聚合:日惹KUNCI機構如何成為新的學校

【共同課題:印尼】生活與知識的聚合:日惹KUNCI機構如何成為新的學校
Photo Credit:Kunci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想像一個機構如何付諸實行,使它得以乘載學習作為思辨的實踐以及社會性的智慧?在KUNCI,我們試想著透過一所學校來達成。

文:Syafiatudina(KUNCI文化研究中心成員);譯:彭若瑩譯

身為印尼日惹KUNCI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之一,我身兼多職。就專業分工而言,我是一位策展人、作家,而就本機構的日常庶務而言,我則負責採買狗食、衛生紙、接聽客訴、清潔床鋪、更新網站,以及策劃公共項目,更別提那些必要完成的工作。以上這些任務不只由KUNCI的成員來承擔,還(幾乎)平均地分攤到時常來訪的客人身上。在某次內部工作坊中,我們討論到KUNCI作為一種機構形式,我們該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團體?社群?組織?或者幫派?這些不同的組織形式如何讓我們能夠進行創造,它的極限又在哪?機構的工作如何因應這種工作與生活緊密交織的狀態呢?在進一步的追問前,我必須先詳述一下KUNCI的本質。

KUNCI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於1999年,蘇哈托(Suharto)長達32年的獨裁政權結束後一年,由Nuraini Juliastuti與Antariksa兩人共同發起,最初以創辨圖書館、出版書報,透過不同平台及活動運作,作為批判性知識的生產介面。這兩位創辦人皆曾參與1998年推翻蘇哈托獨裁政權的學運與社運。1998年後,幾個「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相繼創立,除了KUNCI之外,另外還有2000年成立的Ruangrupa、2003年成立的Forum Lenteng,以及2002年成立的Ruang MES 56等。

Suharto 蘇哈托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蘇哈托是印尼自1945年獨立後第二任總統,他在1968年正式繼任之後開啟了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1998年5月,印尼反政府示威遊行,在蘇哈托的反華操作下,轉變成為大規模的反華暴動,大量的華人在暴動中喪生,這場暴動被稱作「黑色五月」此事件後,蘇哈托也因此下台結束獨裁統治。圖為1998年5月21日,街頭的報紙小販高舞著晚報的頭條-蘇哈托宣布辭職的照片。

要追溯「替代空間」一詞的起源並不容易,但這個詞彙在雅加達、萬隆及日惹的藝術生態中特別常見,這些地區的藝文組織因其不同的文化實踐,在印尼當地始終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現今,在雅加達、萬隆及日惹之外,更多於文化場域內的公共自發組織陸續成立,隨著這一股新興之勢在不同地方的持續發酵,批判性的社會改革類型則愈趨豐富多樣。

KUNCI從一個會員的寢室開始,搬至Nuraini的客廳,再搬至另一位出版社的車庫,後來又輾轉遷至另一個小型藝術團體的空間,一路帶著我們的藏書,直到 2010 年我們有了自己的家才安定下來。至於KUNCI的成員組成則是相當地零散,許多成員在這17年間來來去去,至今,我們有5位核心成員、3位研究助理、1位圖書館員以及1位財務經理。這當中的每一個人也依循著各自不同途徑先後踏入KUNCI。如前所述,1998年對KUNCI以及其兩位共同創辦人,甚至或多或少對於其他替代空間的創辦人而言,皆是一個轉捩點。

我個人的轉捩點則是在2006年進入公立大學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攻讀傳播研究時,當時政府決定刪減過半的教育預算,這項決策將該所大學改制為半公立半私立的教育機構,並藉由大量招收學生以維持其營運支出。以2005年的班制而言,傳播研究學系共有30位學生,在我入學就讀的那年卻以增加開班為由增至150位。機械化的課程僅將知識的交流簡化為資訊的傳遞,不再專注於提供學生必要的思維工具,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邏輯中,將學院與產業緊密結合以致力提供現成人力,並大幅壓縮知識學習的平台。於是,我毅然決然離開學院,並選擇來KUNCI作為庇護。

KUNCI作為我的庇護所在於它允許我建立屬於自己的學習模式。KUNCI試圖以學習作為合作研究的具體形式。我們深信研究應有不同的形式,也認為研究所賦予的潛力帶給個人與集體的自我解放。因此,我們不斷地組織各式共學計畫,並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如學生、藝術家、來自不同社區的孩童和青少年以及建築師等,一同爬梳關於家族史、公共空間生產與再製,以及科技與媒體的彙聚等議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一同生產展覽、出版品、社區聚會和藝術節等,所有成果由全體參與者共同完成。

Kunci 影印機活動
Photo Credit:Kunci
2009年Kunci空間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當時他們租了一台影印機,邀請大家到他們的圖書館自由影印藏書和資料。

研究與學習錯綜複雜地交織著,兩者皆為思想與行動的進程以締造進一步的理解,因此,研究者是學生,學生也是研究者。即便階級與權力關係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仍可藉由共通領域的共同工作,從他人和彼此身上學習。儘管我們保持著集體工作中勞動分工與作者權議題的批判性,更大的難題乃是將學習視為工作。

由於工作佔據了我們大部分的生活及時間,且相當耗費精力。工作又被視為社會認同的主因,在許多國家它被視為社會福利建設的基礎。然而,此處點出了一個待商榷的定義:工作的定義是產生符合市場需求的價值,並接受工資作為交換的勞動類型,那麼,我們將學習視為工作是否會危及其自主和解放的能力呢?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學習可以提供聚合(being together)根本上不同的方式。 Stefano Harney和Fred Motten在《共同體下:逃亡計劃與黑學》(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 Black Study)一書中提及:

⋯⋯學習是你與其他人一起做些什麼。與其他人一同說話、走路,工作、跳舞、經歷,以及一些不可約化的三者,以思辯實踐為名義。 ⋯⋯將之稱為「學習」的觀點,是標誌著這些持續不斷且不可逆的知識活動已然存在。

這正是目前KUNCI共同致力發展的學習型態。學習作為知識共同生產的思辨過程,同樣涉及認知及具象化的過程,以及多樣性的聚合形式。我們欲實驗各種學習的形式,特別在社會關係中智慧被視為隱性且無價值的知識形式。藉此作為一種思考生產力和價值觀的嘗試,以抵抗市場的霸權邏輯。因此,將學習視為一種工作是對工作本身進行的批判。


猜你喜歡


遠傳子公司-數聯資安助企業厚植資安能量,降低數位營運風險,邁向永續發展

遠傳子公司-數聯資安助企業厚植資安能量,降低數位營運風險,邁向永續發展
Photo Credit:遠傳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過往除了政府、金融及電信等特定產業,企業對於資安的投資相對保守。隨著上市櫃公司指引的修正將規範逐步擴大到各級產業,加上各種勒索攻擊等事件頻傳,大型企業尤其電子製造業,對資安風險的重視與需求也明顯上升。

法規驅動資安投資升溫,供應鏈數位化的資安缺口引關注

成立於2004年的數聯資安,擁有全台首座企業級資安監控中心(SOC),2009年成為遠傳100%子公司後,整合集團豐富資通訊網路資源,提供專業資安監控、檢測、治理等解決方案及顧問服務,成為企業數位轉型路上最可信賴的資安夥伴。

數聯資安總經理李明憲觀察,近來企業關注的供應鏈資安議題主要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從技術面去應對供應鏈上下游數位化串聯所形成的間接攻擊威脅,以及軟體開發來源是否被內植惡意軟體而形成的資安缺口;加上疫情以來大量遠距工作引發的資安風險,「零信任(Zero Trust)架構概念」也受到更多產業的重視。

資安長首重理解企業商業價值,從管理面完善風險排序與資源配置

另一個面向則是管理面,去年底金管會公告要求111家第一級上市公司設置資安長與專責人員,並且對資訊資產盤點、資安管理制度的建立稽核等都有完整規範,帶動了企業的剛性需求,加上資訊與通信科技(ICT)、半導體等供應鏈受到國際大廠客戶的要求,因此今年以來導入ISMS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O27001認證受到高度詢問。

配圖一_ISO認證
Photo Credit:遠傳
數聯資安擁有業界唯一通過ISO三項認證的SOC中心,以及第一套國人自行研發的資安管理系統。

李明憲建議,企業應洞悉資安指引背後的意義:資安就是風險管控,當資源有限,要找出最優先防護的重要資產,並每年重新盤點風險來源。例如企業因應疫情從實體通路轉進電子商務,當營運模式改變,資安的重點就應有所調整。

由此來看,企業如何找到合適的資安長?李明憲也建議,「技術純熟非首要考量,資安長應對企業的商業營運模式有充分理解,能據此定義風險來源並排序重要性,進而作資源配置和建立制度。」以製造業來說,重要資產可能在運營科技(OT)端,不在資訊科技(IT)的管轄範圍,因此資安長要跳脫傳統IT的框架,從更高點來思考風險和資源配置。

破除迷思:資安非零和遊戲,未來靠AI大數據應對進化的風險

李明憲也提醒,過去的思維可能以為投入資安防護就不會發生事件,但進入到數位化與物聯網的時代,資安風險範圍太廣,佈防成本相對提高,因此最重要的還是損失要可控管。

隨著風險不斷進化,李明憲也期許數聯資安結合母公司遠傳的「大人物(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策略,針對數量龐大的資安事件及警告,運用大數據的整合關聯分析,並透過AI機器學習來偵測異常行為,及早找到潛藏的風險和威脅來源,以差異化的解決方案,成為資安託管服務供應商的領導者。

本文章內容由「遠傳」提供,經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廣編企劃編審。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