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課題:印尼】生活與知識的聚合:日惹KUNCI機構如何成為新的學校

【共同課題:印尼】生活與知識的聚合:日惹KUNCI機構如何成為新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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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想像一個機構如何付諸實行,使它得以乘載學習作為思辨的實踐以及社會性的智慧?在KUNCI,我們試想著透過一所學校來達成。

文:Syafiatudina(KUNCI文化研究中心成員);譯:彭若瑩譯

身為印尼日惹KUNCI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之一,我身兼多職。就專業分工而言,我是一位策展人、作家,而就本機構的日常庶務而言,我則負責採買狗食、衛生紙、接聽客訴、清潔床鋪、更新網站,以及策劃公共項目,更別提那些必要完成的工作。以上這些任務不只由KUNCI的成員來承擔,還(幾乎)平均地分攤到時常來訪的客人身上。在某次內部工作坊中,我們討論到KUNCI作為一種機構形式,我們該將自己定義為一個團體?社群?組織?或者幫派?這些不同的組織形式如何讓我們能夠進行創造,它的極限又在哪?機構的工作如何因應這種工作與生活緊密交織的狀態呢?在進一步的追問前,我必須先詳述一下KUNCI的本質。

KUNCI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於1999年,蘇哈托(Suharto)長達32年的獨裁政權結束後一年,由Nuraini Juliastuti與Antariksa兩人共同發起,最初以創辨圖書館、出版書報,透過不同平台及活動運作,作為批判性知識的生產介面。這兩位創辦人皆曾參與1998年推翻蘇哈托獨裁政權的學運與社運。1998年後,幾個「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相繼創立,除了KUNCI之外,另外還有2000年成立的Ruangrupa、2003年成立的Forum Lenteng,以及2002年成立的Ruang MES 56等。

Suharto 蘇哈托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蘇哈托是印尼自1945年獨立後第二任總統,他在1968年正式繼任之後開啟了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1998年5月,印尼反政府示威遊行,在蘇哈托的反華操作下,轉變成為大規模的反華暴動,大量的華人在暴動中喪生,這場暴動被稱作「黑色五月」此事件後,蘇哈托也因此下台結束獨裁統治。圖為1998年5月21日,街頭的報紙小販高舞著晚報的頭條-蘇哈托宣布辭職的照片。

要追溯「替代空間」一詞的起源並不容易,但這個詞彙在雅加達、萬隆及日惹的藝術生態中特別常見,這些地區的藝文組織因其不同的文化實踐,在印尼當地始終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現今,在雅加達、萬隆及日惹之外,更多於文化場域內的公共自發組織陸續成立,隨著這一股新興之勢在不同地方的持續發酵,批判性的社會改革類型則愈趨豐富多樣。

KUNCI從一個會員的寢室開始,搬至Nuraini的客廳,再搬至另一位出版社的車庫,後來又輾轉遷至另一個小型藝術團體的空間,一路帶著我們的藏書,直到 2010 年我們有了自己的家才安定下來。至於KUNCI的成員組成則是相當地零散,許多成員在這17年間來來去去,至今,我們有5位核心成員、3位研究助理、1位圖書館員以及1位財務經理。這當中的每一個人也依循著各自不同途徑先後踏入KUNCI。如前所述,1998年對KUNCI以及其兩位共同創辦人,甚至或多或少對於其他替代空間的創辦人而言,皆是一個轉捩點。

我個人的轉捩點則是在2006年進入公立大學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攻讀傳播研究時,當時政府決定刪減過半的教育預算,這項決策將該所大學改制為半公立半私立的教育機構,並藉由大量招收學生以維持其營運支出。以2005年的班制而言,傳播研究學系共有30位學生,在我入學就讀的那年卻以增加開班為由增至150位。機械化的課程僅將知識的交流簡化為資訊的傳遞,不再專注於提供學生必要的思維工具,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邏輯中,將學院與產業緊密結合以致力提供現成人力,並大幅壓縮知識學習的平台。於是,我毅然決然離開學院,並選擇來KUNCI作為庇護。

KUNCI作為我的庇護所在於它允許我建立屬於自己的學習模式。KUNCI試圖以學習作為合作研究的具體形式。我們深信研究應有不同的形式,也認為研究所賦予的潛力帶給個人與集體的自我解放。因此,我們不斷地組織各式共學計畫,並與來自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如學生、藝術家、來自不同社區的孩童和青少年以及建築師等,一同爬梳關於家族史、公共空間生產與再製,以及科技與媒體的彙聚等議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一同生產展覽、出版品、社區聚會和藝術節等,所有成果由全體參與者共同完成。

Kunci 影印機活動
Photo Credit:Kunci
2009年Kunci空間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當時他們租了一台影印機,邀請大家到他們的圖書館自由影印藏書和資料。

研究與學習錯綜複雜地交織著,兩者皆為思想與行動的進程以締造進一步的理解,因此,研究者是學生,學生也是研究者。即便階級與權力關係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仍可藉由共通領域的共同工作,從他人和彼此身上學習。儘管我們保持著集體工作中勞動分工與作者權議題的批判性,更大的難題乃是將學習視為工作。

由於工作佔據了我們大部分的生活及時間,且相當耗費精力。工作又被視為社會認同的主因,在許多國家它被視為社會福利建設的基礎。然而,此處點出了一個待商榷的定義:工作的定義是產生符合市場需求的價值,並接受工資作為交換的勞動類型,那麼,我們將學習視為工作是否會危及其自主和解放的能力呢?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學習可以提供聚合(being together)根本上不同的方式。 Stefano Harney和Fred Motten在《共同體下:逃亡計劃與黑學》(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 Black Study)一書中提及:

⋯⋯學習是你與其他人一起做些什麼。與其他人一同說話、走路,工作、跳舞、經歷,以及一些不可約化的三者,以思辯實踐為名義。 ⋯⋯將之稱為「學習」的觀點,是標誌著這些持續不斷且不可逆的知識活動已然存在。

這正是目前KUNCI共同致力發展的學習型態。學習作為知識共同生產的思辨過程,同樣涉及認知及具象化的過程,以及多樣性的聚合形式。我們欲實驗各種學習的形式,特別在社會關係中智慧被視為隱性且無價值的知識形式。藉此作為一種思考生產力和價值觀的嘗試,以抵抗市場的霸權邏輯。因此,將學習視為一種工作是對工作本身進行的批判。

在此,機構的概念需要被重新檢視以促成這個目標。近來,我們常見當代藝術圈中愈發蓬勃的團體(collectives),這不僅是為了要建立某種形式上的識別度,同樣也是為了一種平等的共同工作模式。然而,這個受到歡迎的論述隱含著危機,例如,對集體生產不加思索的偏好,帶來個體與集體的二元對立,更進一步地說,是關於非正式與正式的制衡。舉例來說,藝術團體總被視為比美術館或學院等機構更具有政治批判的魅力。這是為了對抗歐洲中心思維一直以來將各式機構如畫廊、美術館、補助單位以及學院等作為文化(再)生產體系的基礎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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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社區的Nari先生在KUNCI的展覽中向藝術家們介紹該地第一個織品鋪的歷史發展。

但我想避免上述所提及的這些機構所帶來的聯想,並強調機構的角色作為促使人及思考流動的實體。AbdouMaliq Simone寫道:「機構是為那些他們所聲稱行動的存在本體,並為那些以往不具存在感的「人」或「團體」予以地位。」【1】此處所言的機構並不僅限於具有法定性、架構、建物以及節目的組織形式,在這些機構中的每一個人(或者我們當中的每一位)也與其他機構,如家庭、信仰團體、勞工、學生組織、獨立工作者、社區月會、學校家長會以及其他種種有所相關。如此廣義的機構其實存在於你我之間。

然而,想像一個機構如何付諸實行,使它得以乘載學習作為思辨的實踐以及社會性的智慧?在KUNCI,我們試想著透過一所學校來達成,而影響我們思維至深的一個案例是一所名為Taman Siswa的學校。Taman Siswa一直被視為戰前的民族運動,並強調以國家教育整合印尼多樣性文化與意識型態。該校於1922年由Suwardi Suryaningrat(1928 年後以Ki Hajar Dewantara為名)所創辨,在某種程度上,他的辦學動機被視作是對西式教育的反動,並企圖讓印尼的大眾廣泛受學。Suwardi致力於教育體系的推廣,並針對於大眾而非少數菁英,因此,他的追隨者往往是年輕人、社會底層以及政治上比他還更為激進的人。

Taman Siswa這所學校打造了一個相當有趣的「教育時間」。上課的時段不被限制在「辦公室時段」或「講堂時段」,而是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時段」,將師生關係拉近至親子關係。學校提供了師生住宿空間使得此方法得以施行,藉此 Ki Hajar 創建了一個具親子感家庭環境的教育空間【2】。自此,「家庭」作為組織單位延展至團體、機構或公領域,一直被視為當代印尼社會的一個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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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CI所舉辦的展覽,本檔展覽討論的是當地社群、社區和共同體的歷史。

以家庭作為基礎仍有待評價,畢竟它所被建構的是一個充斥性別分野的勞動分工、由上至下的輩份價值觀,以及一分為二的持道者(父母)與無知者(子女)的階級制關係。因此,我更視KUNCI為一個十分投契的親密關係而非親子關係,或說,友情作為共生且同工的一切基石。

無論是以工作或生活為目的的聚合模式,KUNCI這一學習環境已不能再以研究中心簡言化之。學校作為機構的轉向是KUNCI試圖針對機構的功能所進行的再思考。私人與專業領域、個體與社群的空間、生產與照護的工作經常在機構內層層交織,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同時被經歷。學校在此作為一個可能的契機,使我們得以以機構的方式來重組時間、空間、勞動力及其他形式的資源,包括知識。

【1】AbdouMaliq Simone在〈戰術型組織〉中撰寫關於那些位於富有密集都會風貌城市,如雅加達、孟買的在地機構。他所言之機構指涉了宗教與商業協會、賓館、庇護所、食品配送中心、人力銀行、工藝職業工會、福利處、學校以及結黨-那些存在於公共與私人之間的模糊地帶。
【2】此描述來自Antariksa目前針對Taman Siswa所著手進行的研究,以及他於2014年8月25日為南韓光州亞洲文化中心亞洲研究部門的亞洲文化脈絡合作研究計畫之領航工作坊所提出的工作報告〈Taman Siswa簡史〉。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