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邦之魂:香港叔公和噤聲的時代

易邦之魂:香港叔公和噤聲的時代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叔公在深夜忽然出現在苑裡家中,一臉匆促,交代了幾句話後,便搭車離開。當天晚上外公跟外婆立刻招集家中所有的人手,包括當時5歲的母親,摸黑把叔公留在家中的書籍、文稿,通通帶到稻埕中央一把火點燃燒掉。

時過多年之後,我才能夠了解幼時經歷過的,似乎無意義的吉光片羽其實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一些零碎的畫面、聲音,或是某人的片段故事,以及述說故事的大人們的口吻與態度。當下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只是無意間牢牢記住這些碎片,直到長大的某個瞬間,這個世界忽然地把記憶碎片的說明書刷地一聲攤在你的面前,於是你終於理解當年你所聽到、看到、或者讀到的那些細細索索的片段原來是這些個意思。

這樣的經驗有時極其個人,但實際上往往反映千萬人的集體記憶與共同命運,在台灣歷史中,關於國民黨威權政體的種種恐怖與悲劇,正是這樣典型的集體記憶。

我至今難以忘懷,貼滿台中中正公園周遭的焦屍照片。對於一個4歲的嬰孩來說,照片中扭曲的肢體與焦黑,像火趟的烙鐵一樣燒印在我的心頭。當時的我並不曉得那些照片意味著什麼,只知道那是在大人世界某件重要的事情,我帶著那個畫面,過了20多年,即便知曉鄭南榕自焚事件,也沒把這畫面與歷史事件結合起來。終於,在閃靈樂團的嘶吼聲、以及粉絲自製的MV中,看到了那個盤據在腦海一個角落的熟悉畫面,就像是初識字的孩童,終於真正知道了在心裡盤旋已久的畫面真正意義,循著歷史的軌跡,從焦黑的屍體找到了熾熱的火光。先是鄭南榕決絕如斯的爆裂,後是詹益樺的燃燒種子。

對過去與自身命運翻天覆地的重新認識,並不僅限於與自己緊密相連卻又外於身的記憶。有時一個活生生人,一個與你共享著家族血脈以及故鄉親土的人,也同樣在時代的恐嚇與噤聲之中,成為陌生的存在。Mori(もり,森)叔公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二伯公和叔公住在香港。二伯公是祖父的哥哥,國共內戰時,祖父隨著自己做貿易的網絡來到台灣,而二伯公則逃往香港遂留在當地;大伯公則是留在了漳州沒有離開,三兄弟與家人們因戰事成了異邦人。Mori叔公是外公的弟弟,從小到大只聽說他人在香港,從沒多有解釋,彷彿這位長輩不需要任何理由,就這樣到香港、生活在香港,成為香港的叔公,理所當然。

叔公跟外公很像,個頭小小的但瘦一些,不同於外公數十年不變、精神抖擻的五分頭叔公自中年起就一頭雪白,他總是將頭髮梳得幅貼整齊。叔公和外公也不同,他總是操著普通話(時年稱作國語)與我們這些孫輩的小鬼頭應答,外公則堅持用閩南語(台語)跟我們溝通,從來不管我們聽不聽得懂、能不能用台語回應。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大概是因為叔公住在香港,所以國語才比外公流利。

小時候,要是Mori叔公回到苑裡外公家中,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母親、阿姨們,以及我們這些孫子孫女,全部都會齊聚到設有神龕與祖先牌位的客廳,聽叔公跟大家講話。話不多的外公和平時一樣,坐在籐椅上不多說些什麼,但滿滿的笑容取代了平時不苟言笑的神情。叔公會跟我們談香港港口裡的貨櫃怎麼運行、日本城市的模樣、在香港遇到的印度人如何如何,將他所經歷的大世界與我們分享,我們也渴望知道外國的風景。雖然他口中的世界裡總是少了故鄉。然而,第二天、頂多第三天,就會忽然聽到叔公已經回香港去的消息,下一回在苑裡的紅磚房見到他,可能就是三年之後的事情。

這些,都是1990年代的故事。

長大一些後,我曾向母親問起叔公的事情,母親只說,她很尊敬叔公,叔公當年是外公那一輩裡唯一唸大學的,唸過很多書、知道很多事情,曾經在法院工作過,還會講包括台語、國語、英語、日語還有廣東話等各種語言,接著就沒多說什麼。

多年之後外公過世,我正在念大學,收拾外公遺物時,母親從外公的房間中整理出了一大疊的舊書,大多是文學與哲學相關的著作,還有幾本做工精緻的習字摺頁,其中一本的封面寫著「赤壁賦」。攤開來,裡頭只有〈前赤壁賦〉是完整寫完,但〈後赤壁賦〉只寫了頭兩句。習字摺頁最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森」字,顯示這是叔公的東西。

「沒有想到阿公還有留這些下來,當時很多書跟文件都被燒掉了。」母親一頁一頁翻著這些書上的舊書與摺頁,語氣上像是對一旁幫忙整理的我與姊姊說話,但神情卻像是對著這些舊書喃喃自語。

「我有說過叔公當時是半夜逃出去的嗎?」我與姊姊搖搖頭。

蔣介石 第三次就任總統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1960年蔣介石第三次就任總統,此項決定明顯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當時的知識份子一致反對並大肆抨擊,並且呼籲組織反對黨。雷震所主編的《自由中國》雜誌是當時主要的言論媒介。1961年雷震案爆發,雷震等人已涉嫌叛亂罪遭逮捕入獄。

叔公當年是因為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文章,雷震案爆發後才逃離台灣。母親說,她記得叔公在深夜忽然出現在苑裡家中,一臉匆促,交代了幾句話後,便搭車離開。當天晚上外公跟外婆立刻招集家中所有的人手,包括當時5歲的母親,摸黑把叔公留在家中的書籍、文稿,通通帶到稻埕中央一把火點燃燒掉。望著融入夜色的濃煙與熾熱的火光,母親說她問外公為什麼要把這些書燒掉,外公只是用惡狠狠的眼神瞪著母親說:「囝仔人別問啦!」

兩天後,警察果然上門搜查詢問,外公處理得細膩周到,警察一無所獲。許久之後,苑裡家中收到了叔公從日本神戶寄來的信,才知道叔公已經平安離開台灣。留日期間叔公靠著打黑工存錢去到香港,最後在香港與我的嬸婆相識結成連理,就這樣成了一個香港人。

母親和我一樣,帶著那晚對於那兇惡的火焰與濃煙的記憶成長,在上一輩的噤聲之中,懞懂地面對自身的命運。當她升上高中的時候,拿著國民黨的入黨申請回家請外公在家長同意欄上簽名,外公只是扭曲著臉,在母親的面前將申請書撕個稀巴爛,惡狠狠地對她說:「再拿這種東西給他試試看!」

第二天老師數著數量不足的申請書,急切地要沒有繳回的同學舉手,然後她與另外兩個同學怯生生地舉起手,忍受整個教室緊繃而窒息的寧靜,老師和其他頂著西瓜皮的同學們若有似無的惡意凝視。儘管任何人都知道,那種惡意不是來自於內心,而是來自於恐懼,一種「你為何不跟我們一樣,所有的事情就解決了啊!」的焦慮與不耐。

我不曉得母親究竟是何時終於知道了叔公當年匆忙逃離,最後成為異邦人的真相,但我知道她對這位多年才能見上一面的叔叔有著極高的敬愛,或許是因為叔公沒有小孩,對姪女們疼愛有加;更或許是,母親和叔公一樣都面對台灣社會環境,四面八方的壓迫時,都曾經做出他們的抵抗。只是叔公所處的時代太早也太殘忍,只能流離異鄉收尾。在母親的口中,叔公卻是唯一一個鼓勵她做自己的長輩。

我最後一次見到叔公,他問我大學跟研究所念什麼,我回答他社會學,他報以肯定的微笑,跟我說:「很好,這很重要。」

我是在母親電話那頭失控的哭聲中得知叔公過世的消息。當時人在莫斯科的母親說,她曾在當晚發夢,夢見自己在旅館裡,叔公輕敲旅館陽台的落地窗,跟她揮揮手、跟她告別,她夢中不停的流淚,卻說不出話來。夜半醒來,看了手機簡訊才知道叔公離世。母親除了為一位敬愛的長輩離去感到悲痛,也是為了一個異邦之魂,飄蕩在海峽之間而難受。

2000年 總統選舉 政黨輪替 陳水扁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2000年第二次總統直選中,由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第十任總統,這也是台灣選舉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叔公的喪禮過後,父親與姊姊也去到香港探望嬸婆。嬸婆只能講廣東話和簡單的英語,叔公過世後紅勘的家中獨身一人,這或許說明了為何解嚴、甚至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之後,Mori叔公仍然沒有回到台灣定居的打算。嬸婆用腔調極重的英文告訴姊姊,當年叔公之所以決定要買下這個紅勘面海的房子,就是因為他知道客廳面海的方向,就是台灣的方向,而他也常常就搬張椅子坐在窗前,面向大海。

比起許多深陷囹圄多年、甚至被國家殘忍殺害的政治犯來說,叔公算的上幸運,但他最終承擔了威權政體暴力與恐怖所驅策的命運,成為一個無法回到邦國的魂魄,他在台灣留下的生命軌跡,也在數十年的噤聲與恐懼之中,摔成一片片的記憶碎片,讓後世一點一滴地拼湊。

2014年,母親閒暇整理外公替叔公保留的書籍與文件,從中找到了一個叔公當年從台北寄回苑裡的信件,信封上的寄出地址寫著:「青島東路一號。」母親將信封的照片傳給我,問我:「我對台北的街道比較不熟,這是叔公當年住的地方嗎?這是在台北的哪裡?」

我說:「媽,那是立法院。」我的電腦螢幕前,正好是太陽花學運,群眾準備離開立法院的新聞。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